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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说《最蓝的眼睛》有两条悲剧线索，不仅讲述了主人公皮科拉·布里德洛瓦受到的遭遇这一明线，还贯穿了另一个以皮科拉的父亲查里确认自我身份的暗线。这两个悲剧性的文本结构增强了作品的古典悲剧魅力，揭示了这样一种呐喊：美国黑人必须尊重和继承民族文化，拥有本民族的价值导向，才不至于在白人主导的社会环境中迷失自我。
关键词： 托妮·莫里森 《最蓝的眼睛》 双重悲剧 民族文化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第一位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杰出的非洲裔美国女作家，她以敏锐的洞察力、犀利的笔触和深刻的文化思考描写了二十世纪美国黑人的现实生活，揭示了美国普通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的生活的悲惨遭遇和思想上的困惑。《最蓝的眼睛》就是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小说描写一个12岁的黑人女孩皮科拉悲惨人生的主线，还贯穿了一条以皮科拉的父亲查里追寻本真身份为中心的暗线。这两条线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以白人文化价值为主导的社会里对下层黑人心灵所造成的扭曲和摧残。本文就《最蓝的眼睛》的双重悲剧下作者所呼吁表达的思想进行进一步解析。
二、放弃自我文化身份的悲剧
莫里森颇有感触地说：“成为黑人是一件你得作出选择的事情。过去，我的确会因为置身于黑人中间而觉得安全，但是现在我不再因为他们是黑人而有同感了。”对于美国黑人而言，这条代表生理特征的界线却不可避免成了束缚自身独立文化意识的绞索。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伊斯把这种现象精辟地概括为“双重意识”，即“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自我”，用强势文化的标尺丈量自己的灵魂。《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皮科拉一直遭受人们的嘲笑和冷落，逐渐地她认为自己所受的一切屈辱都是源于自己的黑皮肤，源于自己的丑陋。她每天晚上都向上帝祈祷赐予她一双白人的蓝眼睛。在“秋”篇中有这样的描述：“美丽的蓝眼睛。大而美丽的蓝眼睛......爱丽丝有蓝眼睛。杰理有着蓝眼睛……四只蓝眼睛。四只美丽的蓝眼睛。”文字中“蓝眼睛”三字不断重复，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皮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已到了痴狂的程度。皮科拉的悲剧不仅在于她“内化”白人价值观念而走向严重的身份危机，而且在于她在不知不觉中沦为那些生活在主流文化注视下，各自过着不真实生活的黑人群众所造成的替罪羊。从这个意义上说，“丑陋”也是生活在黑人社区的同胞们用白人价值观念粘贴在皮科拉身上的标签。黑人在意识形态上用一双“蓝眼睛”看周围的世界与自我，心灵被扭曲异化，精神逐渐走向分裂荒芜。冷漠的亲人，残酷的社会用伤害皮科拉的方式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相对美丽。皮科拉的悲剧让我们深思非裔美国人在白人强势文化冲击下造成伦理道德困境的境况。
三、盲目追寻自我文化身份的悲剧
如果说皮科拉的悲剧是因为在白人文化价值导向冲击下的迷失的话，那么皮科拉的父亲查理的悲剧就是美国黑人盲目追寻自我文化身份，仇恨白人文化而导致的畸形心理。作为暗线悲剧中的主人公，查里因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始终都对自己的身份归属充满好奇和渴求。出生仅仅四天的查里便被母亲遗弃在垃圾堆上，而父亲早就离家出走。从某种意义上说，查里成了“孤儿”，正是这种“孤儿身份”象征了黑人对其文化价值层面上归属的不确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里不仅在白人世界中找不到归属，即便是在自己生活的黑人社区中居然也成了异己。然而，查理仅仅是唾弃和排除白人主流文化，在自身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追寻上也是迷惘和不正确的。当一切都以徒劳而告终时，查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酒精成了查里麻醉自己、寻求慰藉的有效工具。查理人生所经历的屈辱让他和白人世界格格不入，甚至仇恨白人文化，以致对于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产生了畸形认识，扭曲了心灵。也许，莫里森是在借此向人们表明：美国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下有可能陷入“彼此为敌”的危险局面，这显然不利于黑人民族文化传统在美国社会中的健康发展。
四、双重悲剧交织的冲击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以皮科拉和查里分别为中心的两条悲剧线索各自平行发展。小说的高潮阶段——乱伦强暴事件——成为这两条悲剧线索的交叉点。莫里森通过这样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使查里和皮科拉两个遭受苦难最深重的灵魂走到了一起，由此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意识。一些读者在用常规的伦理道德规范阐释查里强奸女儿的罪恶行径时往往忽略了作者精巧的构思。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查里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实际上是爱与恨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他错误地将针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仇恨转嫁到弱者身上，这是他长期在屈辱中形成的畸形复仇机制。另一方面，当他带着醉意看到皮科拉用脚趾蹭着小腿时，这动作也是妻子玻琳早年最吸引查里的姿态，他又错误地将女儿当成了初恋情人——尚未被“白化”的黑人少女玻琳的那份质朴的黑人情结。因此，对于深受种族主义压迫的查里而言，他的“恨”所指向的并非佩科拉，而是白人世界；他的“父爱”很快在酒精的作用下演变为对玻琳的爱，而其潜意识中的动机则是企图“重新确立自我身份”。毫无疑问，皮科拉和查理都在追尋精神归属的道路上走到了极端荒诞的尽头。
五、结语
杜波依斯在论及如何改变黑人的社会处境问题时曾呼吁：要改变黑人的现实处境，仅仅改变法律和现行的体制还不够，必须来一场对整个社会的重建，来一场价值观念的革命。《最蓝的眼睛》不仅揭示了挣扎在黑人的信仰和白人价值标准、传统美国黑人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在矛盾和冲突中内在化了白人价值观念的黑人生活，更重要的是莫里森在这部小说中大胆地探索了美国黑人在种族歧视下的生存之路，并借助小说主人公的生活经历表达了深层次的主题：黑人民族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之外，必须重铸黑人的民族魂，并懂得如何保持自身优良的文化传统与美德。这样，黑人民族才可以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
参考文献：
[1]毛信德.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创作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5）.
[2]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黑人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孔祥平.美国黑人文学的又一个里程碑[J].大连外国语学报，1994.
关键词： 托妮·莫里森 《最蓝的眼睛》 双重悲剧 民族文化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第一位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杰出的非洲裔美国女作家，她以敏锐的洞察力、犀利的笔触和深刻的文化思考描写了二十世纪美国黑人的现实生活，揭示了美国普通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的生活的悲惨遭遇和思想上的困惑。《最蓝的眼睛》就是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小说描写一个12岁的黑人女孩皮科拉悲惨人生的主线，还贯穿了一条以皮科拉的父亲查里追寻本真身份为中心的暗线。这两条线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以白人文化价值为主导的社会里对下层黑人心灵所造成的扭曲和摧残。本文就《最蓝的眼睛》的双重悲剧下作者所呼吁表达的思想进行进一步解析。
二、放弃自我文化身份的悲剧
莫里森颇有感触地说：“成为黑人是一件你得作出选择的事情。过去，我的确会因为置身于黑人中间而觉得安全，但是现在我不再因为他们是黑人而有同感了。”对于美国黑人而言，这条代表生理特征的界线却不可避免成了束缚自身独立文化意识的绞索。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伊斯把这种现象精辟地概括为“双重意识”，即“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自我”，用强势文化的标尺丈量自己的灵魂。《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皮科拉一直遭受人们的嘲笑和冷落，逐渐地她认为自己所受的一切屈辱都是源于自己的黑皮肤，源于自己的丑陋。她每天晚上都向上帝祈祷赐予她一双白人的蓝眼睛。在“秋”篇中有这样的描述：“美丽的蓝眼睛。大而美丽的蓝眼睛......爱丽丝有蓝眼睛。杰理有着蓝眼睛……四只蓝眼睛。四只美丽的蓝眼睛。”文字中“蓝眼睛”三字不断重复，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皮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已到了痴狂的程度。皮科拉的悲剧不仅在于她“内化”白人价值观念而走向严重的身份危机，而且在于她在不知不觉中沦为那些生活在主流文化注视下，各自过着不真实生活的黑人群众所造成的替罪羊。从这个意义上说，“丑陋”也是生活在黑人社区的同胞们用白人价值观念粘贴在皮科拉身上的标签。黑人在意识形态上用一双“蓝眼睛”看周围的世界与自我，心灵被扭曲异化，精神逐渐走向分裂荒芜。冷漠的亲人，残酷的社会用伤害皮科拉的方式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相对美丽。皮科拉的悲剧让我们深思非裔美国人在白人强势文化冲击下造成伦理道德困境的境况。
三、盲目追寻自我文化身份的悲剧
如果说皮科拉的悲剧是因为在白人文化价值导向冲击下的迷失的话，那么皮科拉的父亲查理的悲剧就是美国黑人盲目追寻自我文化身份，仇恨白人文化而导致的畸形心理。作为暗线悲剧中的主人公，查里因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始终都对自己的身份归属充满好奇和渴求。出生仅仅四天的查里便被母亲遗弃在垃圾堆上，而父亲早就离家出走。从某种意义上说，查里成了“孤儿”，正是这种“孤儿身份”象征了黑人对其文化价值层面上归属的不确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里不仅在白人世界中找不到归属，即便是在自己生活的黑人社区中居然也成了异己。然而，查理仅仅是唾弃和排除白人主流文化，在自身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追寻上也是迷惘和不正确的。当一切都以徒劳而告终时，查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酒精成了查里麻醉自己、寻求慰藉的有效工具。查理人生所经历的屈辱让他和白人世界格格不入，甚至仇恨白人文化，以致对于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产生了畸形认识，扭曲了心灵。也许，莫里森是在借此向人们表明：美国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下有可能陷入“彼此为敌”的危险局面，这显然不利于黑人民族文化传统在美国社会中的健康发展。
四、双重悲剧交织的冲击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以皮科拉和查里分别为中心的两条悲剧线索各自平行发展。小说的高潮阶段——乱伦强暴事件——成为这两条悲剧线索的交叉点。莫里森通过这样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使查里和皮科拉两个遭受苦难最深重的灵魂走到了一起，由此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意识。一些读者在用常规的伦理道德规范阐释查里强奸女儿的罪恶行径时往往忽略了作者精巧的构思。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查里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实际上是爱与恨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他错误地将针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仇恨转嫁到弱者身上，这是他长期在屈辱中形成的畸形复仇机制。另一方面，当他带着醉意看到皮科拉用脚趾蹭着小腿时，这动作也是妻子玻琳早年最吸引查里的姿态，他又错误地将女儿当成了初恋情人——尚未被“白化”的黑人少女玻琳的那份质朴的黑人情结。因此，对于深受种族主义压迫的查里而言，他的“恨”所指向的并非佩科拉，而是白人世界；他的“父爱”很快在酒精的作用下演变为对玻琳的爱，而其潜意识中的动机则是企图“重新确立自我身份”。毫无疑问，皮科拉和查理都在追尋精神归属的道路上走到了极端荒诞的尽头。
五、结语
杜波依斯在论及如何改变黑人的社会处境问题时曾呼吁：要改变黑人的现实处境，仅仅改变法律和现行的体制还不够，必须来一场对整个社会的重建，来一场价值观念的革命。《最蓝的眼睛》不仅揭示了挣扎在黑人的信仰和白人价值标准、传统美国黑人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在矛盾和冲突中内在化了白人价值观念的黑人生活，更重要的是莫里森在这部小说中大胆地探索了美国黑人在种族歧视下的生存之路，并借助小说主人公的生活经历表达了深层次的主题：黑人民族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之外，必须重铸黑人的民族魂，并懂得如何保持自身优良的文化传统与美德。这样，黑人民族才可以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
参考文献：
[1]毛信德.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创作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5）.
[2]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黑人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孔祥平.美国黑人文学的又一个里程碑[J].大连外国语学报，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