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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我们普遍理解的“真理”其实并非我国固有的概念，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日本哲学家西周定译并经过晚清留日学生输入国内的过程。在时局动荡的晚清，追求“真理”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国人以及整个国家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这种代价的回报，真正意义上的“真理”开始被揭开了其真实面目。
【关键词】：真理；定译；洋务运动；明治维新
一.中国哲学中的“真理”
说到“真理”一词，我们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亚里士多德借此既表达了自己对老师柏拉图的尊敬，也传达出不服从权威，勇敢追求真理的求学态度。古希腊哲学家言说的“真理”定义基本上是一种符合论思想的体现。意即真信念在于与真实事态相符合。这种对“真理”的解释旨在建立存在于思想、陈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种确定的联系。可以说，真理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不可避免的核心之一。相较之下，中国哲学中“真理”一词多以“真”和“理”相分离的单个词使用，或者用“真理”一词来指示某些具有宗教含义的神秘主义色彩的事物。《庄子·大宗师》提到“有真人后，有真知”， 南朝·宋·谢灵运 《辨宗论》中也写到“真知者照寂，故理常为用，用常在理，故永为真知”，宋·陈鹄 《耆旧续闻》卷一：“真实处，便是真知；才以不知为知，必是欺伪底人。”明·张弼 《答苏州别驾周德中》诗：“欧阳自号无仙子 ，卓识真知冠古今。”清·姚衡 《寒秀草堂笔记》卷三：“无真知不得轻置议，以防识者捧腹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哲学中的“真”、“真知”指的就是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并且真实。至于“理”一字，我们更不会陌生。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宋明理学的那句“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先不论这句话合理与否。首先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的宋明理学以“理”作为其哲学的核心。追根溯源，宋明理学是在传统经学遭遇瓶颈、佛教道教冲击等多方面因素背景下的产物。所以这种新时代下的新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佛道儒相融合的性质，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宗教概念的印记。其中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而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并主张先理后物。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 朱熹为集理学之大成者，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总的来说，“理”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也附加了很多具有政治色彩和宗教色彩的影响。是对万物正确无误的认识与理解，是通过由内心所发出来的原始的不由后天所影响的认识。而南朝·梁·萧统的《昭明太子集五·令旨解二谛义》中提到“真理虚寂，惑心不解，虽不解真，何妨解俗。”唐· 方干 《游竹林寺》诗：“闻僧説真理，烦恼自然轻”，宋 ·钱易 《南部新书》辛：“卢演 为长句……樽前有恨慙卑宦，席上无聊爱靚粧，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这些句子中的“真理”指的就是最纯真的道理，佛教徒多用以指佛法。并没有试图建立一种哲学上的深刻的融入主客观关系的概念，而且多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因此与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启蒙思想意义上的“真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么我们现代使用的具有西方哲学启蒙意义的“真理”一词又是从何而来？此时，我们就得把目光投向邻国——日本。
二.“真理”的定译过程
1868年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这一时期，文明开化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欧风美雨浸润日本社会。改革前十年，日本社会历史面貌变化剧烈，最终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当时，以福泽谕吉等人为首的思想家批判影响日本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极力引进西方文化。在其主要著作《文明论概论》中写道“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2]而此时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影响下，也开始进行改革，推行“洋务运动”，但主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技术。与“洋务运动“单纯重视学习西方机械技术不同的是，福泽谕吉指出“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随着攻取难者的程度，仔细估量其深浅，然后适当地采取易者以适应其深浅的程度。”[12]接着，他还对“洋务运动”做出批判，认为其是不符合中国国内实际情况滥用财力的做法，只学习了西方文明最表面的也是最容易的层面，而忽视了“精神的文明”。由此提出所谓“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风气”的说法。认为“不应单纯效仿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4]由此可见，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有着比当时中国对西方文明更加透彻的認识，改革的环境相对开放，引进西方精神层面的文明的力度也较中国大。因此，当时国内的大批有识之士进入与我国一衣带水而更为便利的日本学习最先进的西方文明。日本，由此成为了近代中国认识西方文明的窗口。在这里，最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关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制度的最早讯息，比如西方的历史、制度、法律、科学、教育、启蒙思想。“在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日本人感到使用原来采自中国的文言词汇在表达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困难，于是一些日本学者利用传统的语文资源加以改造，制造出了汉语中原来没有或虽有但意义不同的新词语来表达这些新事物。”[5]在这些不计其数的翻译词汇中，作为时代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的“哲学”以及与其相关的诸如“真理”、“科学”等词汇随着留日知识分子向国内的介绍引入，为汉语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给急于求变求强的中国人以文明的力量。1870年日本哲学家西周在开讲《百学连环》时，直接把英文的truth翻译为“真理”， 《百学连环》之中，西周首先排斥了一种非学问的态度，也就是“臆断（prejudice）”与“惑溺（superstition）”。所谓的“合理论者”与“宋儒”的学说正是因为它们是以“臆断”与“惑溺”为基础的“空理”，故而遭到西周的排斥。“空理”不足以成为“真理”，只有基于确切的论据与明快的推论的“实理”（positive knowledge）才值得赋予“真理”之名，这也正是支撑西周百学连环的思想源泉。不仅如此，针对“空理”与“实理”之间的区别，西周还分别强调了“演绎”（deduction）与“归纳（induction）”——西周翻译的术语的思维方法来加以对应。[6]除此之外，西周还翻译了诸多西方文明的词汇，诸如“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实在”、“归纳”、“演绎”、“义务”、“权利”、“科学”等哲学与社会科学术语的汉字译名，都是西周反复推敲之后得出的。至今仍在日本、中国等汉字文化圈国家广泛使用。由于西周是第一个将西方哲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的人，因此也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7] 、“日本近代文化的建设者” [42]、“明治初年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9] 三.“真理”反向输入国内的过程及影响
同是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同是被迫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但是对问题所在认识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差异和结果的成功与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日两国之后不同的历史走向。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之后，日本政府制定主要针对朝鲜和中国大陆的一系列“大陆政策”，并于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孱弱的清政府当然不能抵抗资本主义日渐发展的日本，毫无疑问地以惨败告终。日本逐步走上与他们曾经效仿的欧美列强一样，企图争霸世界的道路。而先是被欧美列强被迫打开国门，接着又被印象中的“蕞尔小国”战胜。洋务运动中一度引以为豪的北洋舰队居然也全军覆没。这些残酷的事实给所有国人以最为直接而惨痛的教训。清醒的中国人痛定思痛。洋务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之一—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这样写道：“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协，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这是当时开明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看法。随后，他还分析了选择日本作为向外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地的理由，说到距离近，文化类似，日语较易学习等原因。果不其然，1896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在日中国留学生在适应日本生活和学习西方文明之余，积极投入翻译西方著作工作之中。他们将传入日本的西方文明，诸如哲学、法制、科学、政治理论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介绍给急于需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这无疑给处于封闭状态的国人以真理的号召和启迪。尽管试图了解真理，探索世界的路程走得异常艰难，跌跌撞撞也满是伤痕，但是正如“真理”的定译过程需要不断比对自身文化以及异文化一样，只要有追求真理、追求智慧的心，哪怕需要实践多次的检验，也是我们对待真理最积极也是最应该持有的态度。
结语
尽管中国哲学中有涉及“真理”的相关词汇，但是却一直因带有宗教神秘色彩而处于蒙蔽状态。“真理”经西周定译并且由晚清留日学生输送给国内的过程使得这种蒙蔽状态被逐渐打开，也正印证了真理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而且最终得以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始终有一群追求真理，追求智慧之士，勇敢地去探索救国之道，实践救国之行实乃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注释：
[1]新编日本近代史，宋有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2]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页
[3]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商務印书馆，1982年，第12页
[4]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页
[5]引自沪江日语《近代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新词语》
[6]《日本如何接受“哲学”？》藤田正胜，《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一期
[7]船山信一.《日本的观念论者》：英宝社，1956年：第36、42页
[8]船山信一.《日本的观念论者》：英宝社，1956年：第36、42页
[9]大久保利谦.《西周全集》编者序：宗高书房，1970年
参考文献：
[1]新编日本近代史，宋有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2]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12、13页沪江日语《近代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新词语》
[3]《日本如何接受“哲学”？》藤田正胜，《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一期
[4]船山信一.《日本的观念论者》：英宝社，1956年：第36、42页
[5]大久保利谦.《西周全集》编者序：宗高书房，1970年
【关键词】：真理；定译；洋务运动；明治维新
一.中国哲学中的“真理”
说到“真理”一词，我们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亚里士多德借此既表达了自己对老师柏拉图的尊敬，也传达出不服从权威，勇敢追求真理的求学态度。古希腊哲学家言说的“真理”定义基本上是一种符合论思想的体现。意即真信念在于与真实事态相符合。这种对“真理”的解释旨在建立存在于思想、陈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种确定的联系。可以说，真理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不可避免的核心之一。相较之下，中国哲学中“真理”一词多以“真”和“理”相分离的单个词使用，或者用“真理”一词来指示某些具有宗教含义的神秘主义色彩的事物。《庄子·大宗师》提到“有真人后，有真知”， 南朝·宋·谢灵运 《辨宗论》中也写到“真知者照寂，故理常为用，用常在理，故永为真知”，宋·陈鹄 《耆旧续闻》卷一：“真实处，便是真知；才以不知为知，必是欺伪底人。”明·张弼 《答苏州别驾周德中》诗：“欧阳自号无仙子 ，卓识真知冠古今。”清·姚衡 《寒秀草堂笔记》卷三：“无真知不得轻置议，以防识者捧腹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哲学中的“真”、“真知”指的就是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并且真实。至于“理”一字，我们更不会陌生。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宋明理学的那句“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先不论这句话合理与否。首先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的宋明理学以“理”作为其哲学的核心。追根溯源，宋明理学是在传统经学遭遇瓶颈、佛教道教冲击等多方面因素背景下的产物。所以这种新时代下的新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佛道儒相融合的性质，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宗教概念的印记。其中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而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并主张先理后物。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 朱熹为集理学之大成者，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总的来说，“理”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也附加了很多具有政治色彩和宗教色彩的影响。是对万物正确无误的认识与理解，是通过由内心所发出来的原始的不由后天所影响的认识。而南朝·梁·萧统的《昭明太子集五·令旨解二谛义》中提到“真理虚寂，惑心不解，虽不解真，何妨解俗。”唐· 方干 《游竹林寺》诗：“闻僧説真理，烦恼自然轻”，宋 ·钱易 《南部新书》辛：“卢演 为长句……樽前有恨慙卑宦，席上无聊爱靚粧，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这些句子中的“真理”指的就是最纯真的道理，佛教徒多用以指佛法。并没有试图建立一种哲学上的深刻的融入主客观关系的概念，而且多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因此与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启蒙思想意义上的“真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么我们现代使用的具有西方哲学启蒙意义的“真理”一词又是从何而来？此时，我们就得把目光投向邻国——日本。
二.“真理”的定译过程
1868年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这一时期，文明开化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欧风美雨浸润日本社会。改革前十年，日本社会历史面貌变化剧烈，最终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当时，以福泽谕吉等人为首的思想家批判影响日本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极力引进西方文化。在其主要著作《文明论概论》中写道“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2]而此时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影响下，也开始进行改革，推行“洋务运动”，但主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技术。与“洋务运动“单纯重视学习西方机械技术不同的是，福泽谕吉指出“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随着攻取难者的程度，仔细估量其深浅，然后适当地采取易者以适应其深浅的程度。”[12]接着，他还对“洋务运动”做出批判，认为其是不符合中国国内实际情况滥用财力的做法，只学习了西方文明最表面的也是最容易的层面，而忽视了“精神的文明”。由此提出所谓“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风气”的说法。认为“不应单纯效仿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4]由此可见，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有着比当时中国对西方文明更加透彻的認识，改革的环境相对开放，引进西方精神层面的文明的力度也较中国大。因此，当时国内的大批有识之士进入与我国一衣带水而更为便利的日本学习最先进的西方文明。日本，由此成为了近代中国认识西方文明的窗口。在这里，最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关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制度的最早讯息，比如西方的历史、制度、法律、科学、教育、启蒙思想。“在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日本人感到使用原来采自中国的文言词汇在表达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困难，于是一些日本学者利用传统的语文资源加以改造，制造出了汉语中原来没有或虽有但意义不同的新词语来表达这些新事物。”[5]在这些不计其数的翻译词汇中，作为时代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的“哲学”以及与其相关的诸如“真理”、“科学”等词汇随着留日知识分子向国内的介绍引入，为汉语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给急于求变求强的中国人以文明的力量。1870年日本哲学家西周在开讲《百学连环》时，直接把英文的truth翻译为“真理”， 《百学连环》之中，西周首先排斥了一种非学问的态度，也就是“臆断（prejudice）”与“惑溺（superstition）”。所谓的“合理论者”与“宋儒”的学说正是因为它们是以“臆断”与“惑溺”为基础的“空理”，故而遭到西周的排斥。“空理”不足以成为“真理”，只有基于确切的论据与明快的推论的“实理”（positive knowledge）才值得赋予“真理”之名，这也正是支撑西周百学连环的思想源泉。不仅如此，针对“空理”与“实理”之间的区别，西周还分别强调了“演绎”（deduction）与“归纳（induction）”——西周翻译的术语的思维方法来加以对应。[6]除此之外，西周还翻译了诸多西方文明的词汇，诸如“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实在”、“归纳”、“演绎”、“义务”、“权利”、“科学”等哲学与社会科学术语的汉字译名，都是西周反复推敲之后得出的。至今仍在日本、中国等汉字文化圈国家广泛使用。由于西周是第一个将西方哲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的人，因此也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7] 、“日本近代文化的建设者” [42]、“明治初年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9] 三.“真理”反向输入国内的过程及影响
同是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同是被迫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但是对问题所在认识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差异和结果的成功与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日两国之后不同的历史走向。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之后，日本政府制定主要针对朝鲜和中国大陆的一系列“大陆政策”，并于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孱弱的清政府当然不能抵抗资本主义日渐发展的日本，毫无疑问地以惨败告终。日本逐步走上与他们曾经效仿的欧美列强一样，企图争霸世界的道路。而先是被欧美列强被迫打开国门，接着又被印象中的“蕞尔小国”战胜。洋务运动中一度引以为豪的北洋舰队居然也全军覆没。这些残酷的事实给所有国人以最为直接而惨痛的教训。清醒的中国人痛定思痛。洋务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之一—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这样写道：“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协，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这是当时开明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看法。随后，他还分析了选择日本作为向外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地的理由，说到距离近，文化类似，日语较易学习等原因。果不其然，1896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在日中国留学生在适应日本生活和学习西方文明之余，积极投入翻译西方著作工作之中。他们将传入日本的西方文明，诸如哲学、法制、科学、政治理论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介绍给急于需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这无疑给处于封闭状态的国人以真理的号召和启迪。尽管试图了解真理，探索世界的路程走得异常艰难，跌跌撞撞也满是伤痕，但是正如“真理”的定译过程需要不断比对自身文化以及异文化一样，只要有追求真理、追求智慧的心，哪怕需要实践多次的检验，也是我们对待真理最积极也是最应该持有的态度。
结语
尽管中国哲学中有涉及“真理”的相关词汇，但是却一直因带有宗教神秘色彩而处于蒙蔽状态。“真理”经西周定译并且由晚清留日学生输送给国内的过程使得这种蒙蔽状态被逐渐打开，也正印证了真理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而且最终得以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始终有一群追求真理，追求智慧之士，勇敢地去探索救国之道，实践救国之行实乃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注释：
[1]新编日本近代史，宋有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2]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页
[3]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商務印书馆，1982年，第12页
[4]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页
[5]引自沪江日语《近代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新词语》
[6]《日本如何接受“哲学”？》藤田正胜，《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一期
[7]船山信一.《日本的观念论者》：英宝社，1956年：第36、42页
[8]船山信一.《日本的观念论者》：英宝社，1956年：第36、42页
[9]大久保利谦.《西周全集》编者序：宗高书房，1970年
参考文献：
[1]新编日本近代史，宋有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2]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12、13页沪江日语《近代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新词语》
[3]《日本如何接受“哲学”？》藤田正胜，《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一期
[4]船山信一.《日本的观念论者》：英宝社，1956年：第36、42页
[5]大久保利谦.《西周全集》编者序：宗高书房，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