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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色列是一个依靠移民、通过建立定居点而形成的国家。沙龙出任以色列总理期间扩建犹太定居点，而后推行单边撤离计划撤离加沙地带所有犹太定居点，修建隔离墙。沙龙政府在定居点问题上的政策对巴以问题、中东和平进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以色列；定居点；沙龙政府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由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通过定居点的建立形成的。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曾说过：“没有移民我们何来国家？”[1]由此可见定居点的建立对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巴以局势紧张、冲突不断，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平道路上的绊脚石，它涉及到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土地。因此关于犹太定居点问题的研究对解决巴以冲突、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有重大意义。
一、定居点问题的形成
犹太定居点问题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犹太定居点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及影响。从第一次大流散开始直至前解放时代，犹太人虽长期遭受到不平等待遇，但这同时也磨练了他们的坚强意志，使他们回到故土家乡的愿望更加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兴起。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主要是回到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而建立国家需要领土与人口。领土的获得靠犹太定居点来实现，人口的实现则体现在阿里亚运动之上。阿里亚运动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运动。随着阿里亚运动的不断开展，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日益增多，所需土地面积越来越大，犹太定居点范围及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在以色列建国后这60多年里，以色列通过五次中东战争非法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为了使占领的土地成为合法的事实，以色列不断修建定居点和进行大量移民，扩大土地面积，导致巴以矛盾不断加剧。本篇文章所讨论的定居点，主要是指以色列在联合国承认的边界外，尤其是六·五战争后，不顾国际法和有关协议规定，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的非法定居点。长期以来巴勒斯坦方面始终认为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是非法的，根据国际法和有关规定，巴勒斯坦的犹太非法定居者必须离开，巴勒斯坦政府强烈要求以色列拆除全部非法定居点并撤出被占领地区，但驻扎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军队使他们被迫接受犹太非法定居点的存在。以色列政府根据《奥斯陆协议》内容中“以色列定居点扩建只能在‘自然增长’的基础上进行”的规定，强调其在巴勒斯坦所建立的定居点是根据以色列“自然增长”的需要，并未违反协议内容。由于犹太定居点问题涉及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土地、水资源、宗教信仰等问题，所以它是巴以诸多问题中的主要方面，是解决巴以冲突的主要障碍。
二、沙龙政府的定居点政策
（一）扩建定居点
被以色列人称为“以色列之王”的阿里埃勒·沙龙在2001年当选以色列总理。沙场上冲锋陷阵、屡建奇功的沙龙在巴以问题上素以强硬著称，他一度反对巴以和谈、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出任总理后的沙龙虽逐渐调整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缓和与巴勒斯坦的紧张关系，但在犹太移民定居点问题上坚持原有观点：“以色列绝不会在冲突继续的情况下与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机构恢复谈判，也不会冻结在巴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建设。”[2]
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更是得到了沙龙政府的关注。沙龙曾声称定居点对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更多的犹太人迁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能“给以色列一种安全感和事实上的安全”。[3]以色列不断地强占土地，使犹太人定居点急剧膨胀，使分散的定居点相互联接，从而形成犹太人定居点集团。联成整体的定居点，大大扩展了以色列的防御空间。大量犹太人定居点的存在也使以色列国防军以一种合情合理的理由即保护犹太人定居民进驻西岸和加沙，对西岸、加沙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占领。外交上，在西岸、加沙的犹太人定居点增加了以色列在巴以和谈中的筹码。犹太人定居点是巴以谈判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事实胜于雄辩，在谈判桌上，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面对、考虑已建立好的犹太人定居点，而以色列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因此建立定居点必然钳制巴勒斯坦，阻挠巴勒斯坦国的建立，迫使巴方在和谈中不得不做出让步。以色列则从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以色列在西岸、加沙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确实给以色列带来丰厚的利润。
（二）实施单边撤离计划
单边撤离计划是以色列单方面主动和巴勒斯坦脱离，撤离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21个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北部的4个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在加沙建立的定居点大约有7500名犹太定居者，而巴方却有近130万人口，以色列政府被迫派重兵防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沙龙在上台之后也一直采取强硬的政策，被国际认为是巴以和平的障碍之一，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撤离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定居点利于改善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在这种考虑之下，沙龙政府实行了单边撤离计划。
根据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它的实施要分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以色列要撤出加沙地带相对孤立的3个定居点；8月15日内阁批准了第二阶段单边行动计划，撤出加沙地带最大一组定居点古什卡提夫；21日内阁批准了第三阶段计划，以军和警察将对至今尚未完成撤离的3个加沙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北部的两个定居点实施强制撤离。 “9月12日，随着最后一批以色列士兵撤离加沙，以色列与加沙地带边境大门正式关闭。这标志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38年的占领就此结束”。[4]
以色列政府通过单边撤离计划摆脱了加沙的包袱，同时扩大了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重要的定居点，对以色列可以说是一明智之举。对于巴勒斯坦来说，撤离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定居点的行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巴以矛盾作为中东问题之一，以色列政府的单边行动计划对中东和平进程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它缓和了巴以之间的紧张关系，减少了双方之间的冲突，开启了巴以双方的和平之门，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从消极方面来说，单边撤离计划归还的只是巴勒斯坦很小一部分领土，虽撤离但以色列仍保留有该地区领空的控制权，在加沙地带周围仍布置有大量军队。想要全面恢复巴民族权力，巴勒斯坦仍是任重道远。 （三）修建隔离墙
沙龙在提出单边撤离计划的同时，下令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将西岸的大型犹太定居点划入以色列境内。2002年4月沙龙政府正式通过了隔离墙计划，两个月后，隔离墙计划正式开工。
加沙地区居住着大约7500名犹太人，却有大约130多万巴勒斯坦人，为保护加沙地带定居点的安全，以色列政府不得不派重兵把守，但仍不断有武装分子通过加沙渗透到以色列境内，由此沙龙决定修建隔离墙。在巴勒斯坦看来，修筑隔离墙防止恐怖分子渗透只是以色列的一个幌子，隔离墙一旦完成，可能就会成为巴以间事实性分界线，从而使巴勒斯坦永久失去约旦河西岸大面积领土。同时，隔离墙工程把居民区与医院、学校或水电等公共设施隔开，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此外，隔离墙一旦完成，它将隔开西岸与东耶路撒冷，而巴勒斯坦是想将东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的，这样一来，以色列就加强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隔离墙的修建使得耶路撒冷的主权和归属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巴勒斯坦的建国之路更加漫长。
2004年7月9日，联合国国际法院作出裁定，宣布以色列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要求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修建活动。隔离墙的修建遭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激烈反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巴以和平之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隔离墙计划前途渺茫。
三、沙龙政府定居点政策的影响
以色列作为一个移民而成的国家，领土显得尤为重要，而它的土地则是通过犹太定居点活动来实现的，因此定居点对以色列、巴勒斯坦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以色列使国防军以保护犹太人定居者的理由进驻定居点，对这一地区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占领。通过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这就使它可以利用领土的纵深来赢得战争动员所必需的时间。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和犹太人定居点以一种近于微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加强了以色列的防御能力。从犹太人角度来说，定居点的扩建正是维护他们利益的举措。单边撤离计划看似损害了以色列国家人民利益，实际上撤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加沙地带，保住其余重要的大型定居点是鉴于当前形势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
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扩建定居点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要求以色列撤离全部在占领领土上修建的定居点。定居点问题则成了巴以和谈的难点之一，因为它涉及巴以争端的实质性问题——土地，所以该问题的合理解决，将是巴以和平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作为单边行动计划的重要一环，隔离墙的修建给中东和平进程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使耶路撒冷的主权和归属问题更加复杂。在巴勒斯坦人看来，修建隔离墙的真实目的是要造成一种新的既成事实——使东耶路撒冷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从而保持对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控制。其次，使得中东“路线图”计划搁置。单边行动计划是以色列单方面做出的决定，并且在撤出时间以及撤出地点等问题上未事先与巴勒斯坦方面以及国际社会沟通，与“路线图”计划向背离。因此，单边行动计划并不能解决巴以之间敏感的耶路撒冷等领土争端问题，相反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我们可以看到，沙龙政府的单边撤离计划并未解决巴以之间的冲突，实现中东和平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解决巴以冲突、实现巴以和平，仅凭其中一方的计划及行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双方的沟通、协调。当然，中东和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巴以双方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协调与帮助，实现中东和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贺雅琴.犹太定居点问题研究，山西：长治学院学报[J].2009（4）：54-56.
[2] 以色列总理沙龙拒绝冻结定居点建设[N].北京：新华社，2001-5-10.
[3] 潘芳.浅析西岸和加沙犹太人定居点[D].陕西：西北大学，2004.
[4] 以色列实施单边撤离行动[N].北京：新华网，2005-9-21.
【关键词】：以色列；定居点；沙龙政府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由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通过定居点的建立形成的。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曾说过：“没有移民我们何来国家？”[1]由此可见定居点的建立对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巴以局势紧张、冲突不断，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平道路上的绊脚石，它涉及到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土地。因此关于犹太定居点问题的研究对解决巴以冲突、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有重大意义。
一、定居点问题的形成
犹太定居点问题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犹太定居点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及影响。从第一次大流散开始直至前解放时代，犹太人虽长期遭受到不平等待遇，但这同时也磨练了他们的坚强意志，使他们回到故土家乡的愿望更加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兴起。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主要是回到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而建立国家需要领土与人口。领土的获得靠犹太定居点来实现，人口的实现则体现在阿里亚运动之上。阿里亚运动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运动。随着阿里亚运动的不断开展，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日益增多，所需土地面积越来越大，犹太定居点范围及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在以色列建国后这60多年里，以色列通过五次中东战争非法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为了使占领的土地成为合法的事实，以色列不断修建定居点和进行大量移民，扩大土地面积，导致巴以矛盾不断加剧。本篇文章所讨论的定居点，主要是指以色列在联合国承认的边界外，尤其是六·五战争后，不顾国际法和有关协议规定，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的非法定居点。长期以来巴勒斯坦方面始终认为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是非法的，根据国际法和有关规定，巴勒斯坦的犹太非法定居者必须离开，巴勒斯坦政府强烈要求以色列拆除全部非法定居点并撤出被占领地区，但驻扎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军队使他们被迫接受犹太非法定居点的存在。以色列政府根据《奥斯陆协议》内容中“以色列定居点扩建只能在‘自然增长’的基础上进行”的规定，强调其在巴勒斯坦所建立的定居点是根据以色列“自然增长”的需要，并未违反协议内容。由于犹太定居点问题涉及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土地、水资源、宗教信仰等问题，所以它是巴以诸多问题中的主要方面，是解决巴以冲突的主要障碍。
二、沙龙政府的定居点政策
（一）扩建定居点
被以色列人称为“以色列之王”的阿里埃勒·沙龙在2001年当选以色列总理。沙场上冲锋陷阵、屡建奇功的沙龙在巴以问题上素以强硬著称，他一度反对巴以和谈、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出任总理后的沙龙虽逐渐调整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缓和与巴勒斯坦的紧张关系，但在犹太移民定居点问题上坚持原有观点：“以色列绝不会在冲突继续的情况下与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机构恢复谈判，也不会冻结在巴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建设。”[2]
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更是得到了沙龙政府的关注。沙龙曾声称定居点对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更多的犹太人迁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能“给以色列一种安全感和事实上的安全”。[3]以色列不断地强占土地，使犹太人定居点急剧膨胀，使分散的定居点相互联接，从而形成犹太人定居点集团。联成整体的定居点，大大扩展了以色列的防御空间。大量犹太人定居点的存在也使以色列国防军以一种合情合理的理由即保护犹太人定居民进驻西岸和加沙，对西岸、加沙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占领。外交上，在西岸、加沙的犹太人定居点增加了以色列在巴以和谈中的筹码。犹太人定居点是巴以谈判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事实胜于雄辩，在谈判桌上，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面对、考虑已建立好的犹太人定居点，而以色列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因此建立定居点必然钳制巴勒斯坦，阻挠巴勒斯坦国的建立，迫使巴方在和谈中不得不做出让步。以色列则从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以色列在西岸、加沙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确实给以色列带来丰厚的利润。
（二）实施单边撤离计划
单边撤离计划是以色列单方面主动和巴勒斯坦脱离，撤离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21个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北部的4个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在加沙建立的定居点大约有7500名犹太定居者，而巴方却有近130万人口，以色列政府被迫派重兵防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沙龙在上台之后也一直采取强硬的政策，被国际认为是巴以和平的障碍之一，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撤离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定居点利于改善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在这种考虑之下，沙龙政府实行了单边撤离计划。
根据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它的实施要分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以色列要撤出加沙地带相对孤立的3个定居点；8月15日内阁批准了第二阶段单边行动计划，撤出加沙地带最大一组定居点古什卡提夫；21日内阁批准了第三阶段计划，以军和警察将对至今尚未完成撤离的3个加沙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北部的两个定居点实施强制撤离。 “9月12日，随着最后一批以色列士兵撤离加沙，以色列与加沙地带边境大门正式关闭。这标志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38年的占领就此结束”。[4]
以色列政府通过单边撤离计划摆脱了加沙的包袱，同时扩大了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重要的定居点，对以色列可以说是一明智之举。对于巴勒斯坦来说，撤离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定居点的行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巴以矛盾作为中东问题之一，以色列政府的单边行动计划对中东和平进程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它缓和了巴以之间的紧张关系，减少了双方之间的冲突，开启了巴以双方的和平之门，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从消极方面来说，单边撤离计划归还的只是巴勒斯坦很小一部分领土，虽撤离但以色列仍保留有该地区领空的控制权，在加沙地带周围仍布置有大量军队。想要全面恢复巴民族权力，巴勒斯坦仍是任重道远。 （三）修建隔离墙
沙龙在提出单边撤离计划的同时，下令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将西岸的大型犹太定居点划入以色列境内。2002年4月沙龙政府正式通过了隔离墙计划，两个月后，隔离墙计划正式开工。
加沙地区居住着大约7500名犹太人，却有大约130多万巴勒斯坦人，为保护加沙地带定居点的安全，以色列政府不得不派重兵把守，但仍不断有武装分子通过加沙渗透到以色列境内，由此沙龙决定修建隔离墙。在巴勒斯坦看来，修筑隔离墙防止恐怖分子渗透只是以色列的一个幌子，隔离墙一旦完成，可能就会成为巴以间事实性分界线，从而使巴勒斯坦永久失去约旦河西岸大面积领土。同时，隔离墙工程把居民区与医院、学校或水电等公共设施隔开，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此外，隔离墙一旦完成，它将隔开西岸与东耶路撒冷，而巴勒斯坦是想将东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的，这样一来，以色列就加强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隔离墙的修建使得耶路撒冷的主权和归属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巴勒斯坦的建国之路更加漫长。
2004年7月9日，联合国国际法院作出裁定，宣布以色列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要求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修建活动。隔离墙的修建遭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激烈反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巴以和平之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隔离墙计划前途渺茫。
三、沙龙政府定居点政策的影响
以色列作为一个移民而成的国家，领土显得尤为重要，而它的土地则是通过犹太定居点活动来实现的，因此定居点对以色列、巴勒斯坦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以色列使国防军以保护犹太人定居者的理由进驻定居点，对这一地区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占领。通过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这就使它可以利用领土的纵深来赢得战争动员所必需的时间。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和犹太人定居点以一种近于微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加强了以色列的防御能力。从犹太人角度来说，定居点的扩建正是维护他们利益的举措。单边撤离计划看似损害了以色列国家人民利益，实际上撤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加沙地带，保住其余重要的大型定居点是鉴于当前形势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
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扩建定居点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要求以色列撤离全部在占领领土上修建的定居点。定居点问题则成了巴以和谈的难点之一，因为它涉及巴以争端的实质性问题——土地，所以该问题的合理解决，将是巴以和平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作为单边行动计划的重要一环，隔离墙的修建给中东和平进程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使耶路撒冷的主权和归属问题更加复杂。在巴勒斯坦人看来，修建隔离墙的真实目的是要造成一种新的既成事实——使东耶路撒冷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从而保持对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控制。其次，使得中东“路线图”计划搁置。单边行动计划是以色列单方面做出的决定，并且在撤出时间以及撤出地点等问题上未事先与巴勒斯坦方面以及国际社会沟通，与“路线图”计划向背离。因此，单边行动计划并不能解决巴以之间敏感的耶路撒冷等领土争端问题，相反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我们可以看到，沙龙政府的单边撤离计划并未解决巴以之间的冲突，实现中东和平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解决巴以冲突、实现巴以和平，仅凭其中一方的计划及行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双方的沟通、协调。当然，中东和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巴以双方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协调与帮助，实现中东和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贺雅琴.犹太定居点问题研究，山西：长治学院学报[J].2009（4）：54-56.
[2] 以色列总理沙龙拒绝冻结定居点建设[N].北京：新华社，2001-5-10.
[3] 潘芳.浅析西岸和加沙犹太人定居点[D].陕西：西北大学，2004.
[4] 以色列实施单边撤离行动[N].北京：新华网，2005-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