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房龙《宽容》一书的翻译出版，读书界出现了一股“宽容热”。尤其是党中央提出在学术文化界要形成一个宽松的环境的思想，更激起了人们的热情。我读了《读书》《世界经济导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论宽容的文章，很受启发，但也觉得言犹未尽，对有些观点还不敢苟同。
　　“宽松”和“宽容”“宽松”和“宽容”这两个概念似无多大区别。但是既然“宽松”是党中央提出的方针，而“宽容”则是资产阶级学者著书立论的，于是就有人试图对二者加以区别。五月二十六日《世界经济导报》一篇题为《学术繁荣离不开自由和民主》的署名文章，写得很深刻。但是却毫无必要地在提及“宽松”的地方用括号加了一句“绝非‘宽容’”。我很纳闷，怎么也看不出这里“绝非”的界限何在。我看作者可能认为“宽松”关键是强调一个“松”字，作为手段的宽松无产阶级政党可以提倡。而“宽容”突出的是一个“容”字，作为追求的目标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所以还是划清界限为妙。
　　想提倡宽容而又有所顾忌，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造成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以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其要旨与“宽容”所提倡的“容许别人有行为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的精神，窃以为是没有什么原则性区别的。要形成宽松的气氛首要的还得具有宽容的精神，二者是一致的。我们无须为这一字之差划定此疆彼界而大做文章。
　　这里有必要澄清宽容精神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宽容精神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但他同时又反复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文选》第134页)，“鸦雀无声”是思想禁锢或者是缺乏宽容精神所造成的后果，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么空谈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什么意义呢？只有以充分宽容的态度倾听各种声音，对待各种现象，四项基本原则才有生命力。我们完全不必只敢接受“宽松”的提法，而不敢提倡“宽容之道”。这种心有余悸的区分本身就是不符合中央关于造成一个和谐、融洽、信任、宽松的政治气氛的要求的。
　　宽容与无产阶级“宽容”虽然由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然而宽容精神的最深厚的根基却不在资产阶级那里而在无产阶级这里，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具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而且由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它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崇高伟大的无产阶级本性，这种博大宽广的胸怀，自然孕育着最彻底的宽容精神。这种宽容表现在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实践中；更主要地还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没有对异见的宽容态度，是不可能彻底解放全人类的。
　　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和它的宽容精神是无产阶级阶级本性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它的革命意识越强烈，就越能自觉地坚持宽容之道。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绝不拒斥宽容精神。如果说，过去由于斗争环境的恶劣和封建遗毒的影响，无产阶级政党曾经有过失误，做过一些不宽容的事，那么随着无产阶级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随着无产阶级政党日趋成熟，必然会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出自身的宽容精神。
　　胡启立同志最近指出：“关于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权等等，我们不能把这些口号的使用权都让给资本主义国家。”(转引自《组织人事信息报》)同样，“宽容”的发明权和使用权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宽容的思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彻底地实行宽容，让体现着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和气魄的宽容精神发扬光大。
　　宽容与老年人《读书》第六期《编后絮语》提到黑格尔“老年人较为宽容”的思想，编者虽然指出“说老年人准能宽容，也许有点绝对化”，但基本是赞同这个观点的。
　　我不完全同意上述观点，说老年人“判断事理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他们“较为宽容”，其立足点是从理性角度来论证宽容的思想基础的，这有道理。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宽容思想的心理基础，非理性基础，那么可以看到老年人又往往是不宽容的。
　　一种情况是，正因为老年人阅历深，因而往往过分自信，固执己见，绝对容不得不同意见和持不同意见者，甚至一生豁达大度的人到晚年也变得不宽容起来。另一种导致不宽容的情况是，位尊望重的长者总是沉湎于过去，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生活模式，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理论观点总是不能容忍，固执地希望后代能按他们设计的模式生活下去而不许越雷池一步，这无疑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使宽松的环境难以出现。
　　当然年龄的差异决不是宽容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宽厚的长者还是多数。但是既然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宽容”(爱因斯坦语)，而长者又往往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更多的责任，因此，我觉得分析论证一下老年人对宽容的心理不无益处，也许这样更有利于宽容精神的弘扬，有利于宽松气氛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