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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知识的态度，说明一个社会的价值系统。
——丹尼尔·贝尔
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大西岛》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与柏拉图的著作《蒂迈欧篇》中的大西岛完全不同的理想之国。新大西岛中的国王已不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从事研究活动的科学家。在培根设想的、不牢靠的本色列岛上，最重要的建筑物所罗门之宫已不是教堂，而是一个研究机构。
这幅美妙的图画，绝非仅仅张贴在幻想的神殿之上。近代科学肇始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迅速成长于宗教改革之后的英格兰。从此，科学发展的脚步再也没有停歇。今天，科学的巨大社会功能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科学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可能并现在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然而，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性。当西方世界涌起一股反科学的思潮时，我们古老的民族，却正为科学的难于发展而苦恼。
罗伯特·金·默顿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社会学理论(尤以其“中程理论”著称)、社会结构分析、科层制、参考群体理论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而他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建树，堪与其社会学理论上的成就比肩。他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作之一。它通过对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做的分析，试图回答科学给人们带来的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尽管并非十全十美)。然而，更能令人回味并借鉴的是他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它为我们进行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借鉴。
一
十七世纪是令历史学家难忘的时代。这是人类迈向近代社会的新时期，宗教改革在维登贝格之火的照耀下席卷整个欧洲，人类第一次摆脱了“马尔萨斯循环”开始有能力向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的幼苗在肥沃的土壤中茁壮成长，近代科学接过从意大利传来的火炬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飞奔。
具有很高科学史素养的社会学家默顿(科学史研究的奠基人乔治·萨顿是默顿的早期导师之一)，当然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产生了牛顿、波义耳、胡克、哈维等天才的群星璀璨的科学时代。一六○○年，吉尔伯特的《磁石论》作为近代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在英国出版，“宣告了科学的近代更新”(《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第17页，以下援引此书只注页码)；英国皇家学会在一六六○年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的社会建制化的开始；一六八七年牛顿的巨著《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出版，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一切在默顿看来，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偶然的发生，“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应该从各种社会学状况的结合中，从种种道德的、宗教的、美学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条件的结合中去寻找，这种结合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们的注意力集聚在一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第7页)
于是，默顿找到了研究科学与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切入点。他以社会学家独特的洞察力认识到，“人们的职业兴趣转移的情况是随时代而异的。在一个社会里成为智力精英的兴趣中樞点的种种事业，在另一个社会里则很少受到注意。”(第13页)十七世纪英国科学群星的升起，恰恰暗示着这是社会精英的兴趣中心最明显地从其他领域转移到科学的时间和空间所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文明，为这样一种关于科学与技术中的兴趣的转移及兴趣中心的研究，提供了特别丰富的材料。”(第7页)然而，社会学家是绝不会轻易下结论的。列举几位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不足以构成默顿立论的证据，仅仅是他提出假说的灵感源泉而已。他要通过经验的研究来证实他的假说。
在这里，默顿出色地运用了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对十七世纪——这个逝去的年代——当时人们的职业兴趣的分布和波动情况进行了一番“社会调查”。默顿选取英国的《国民传记辞典》为调查对象(这套辞典编纂范围甚广，在十七世纪部分大约每六千位二十四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就有一人程度不同地被提到)，消去了编纂者的倾向，做出了反映出当时职业兴趣的分布和波动情况的统计表和曲线图。同时，默顿还对陆军和海军、艺术、教育、宗教、医学等职业兴趣的情况进行了统计。他选取德国人路德维希·达姆斯塔特主编的《科学技术史手册》为资料，对“科学产出率”的波动情况做了一番调查。通过这些定量分析，默顿给出了十七世纪英国职业兴趣转移的图景。这些统计结果同科学史家们普遍注意到的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科学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的定性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一步，那么默顿就只不过是用统计数字更加精确地证明了一个科学史实。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社会文化因素刺激了对科学的兴趣的增长？在默顿看来，“自十七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和技术日益争得了一份应得的注意力。科学再也不是一种游荡的运动，只是在不时的发现中找到支支吾吾的表现，科学已获得〔社会的〕认可并组织起来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自发生成的。……我们倘若要想发现科学的这种新表现出来的生命力，这种新赢得的声望的独特源泉，那就应该到那些文化价值中去寻找。”(第79页)于是，默顿首先将视点对准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清教主义伦理。
二
在人们的心目中，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火刑架上的布鲁诺和塞尔维特，罗马教廷宗教审判所中的伽利略，深深铭刻在历史学家的心中。自十九世纪以来，一些知识分子愤怒地谴责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欢呼理性战胜迷信的胜利；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本具有一种和谐的关系，历史上的冲突是无知的教会或教士干的蠢事。然而，社会学家对此的态度是超然的，他不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炽烈战斗而激动，同样也不为寻求二者的和谐而费心。在默顿看来，“社会学家并不是信仰的卫道士，不论这信仰是宗教的还是科学的。当他已经揭示出凝结在宗教里的价值和支配着这些价值的表现的文化倾向中的思想感情时，当他已经确定出这种思想感情在何种程度上引导人们趋向或远离科学事业或对此根本毫无影响时，他的任务按照其最初纲领即告完成。”(第80页)其次，默顿认为，应该把宗教与神学区别开来，宗教伦理是指生活的态度和行为，而神学是关于宗教的系统思想或说教，前者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科学，而神学家们总是激烈地反对那些他们认为触犯教规的发现。再次，默顿还指出，某一价值观的主观定义与其客观效果往往是不同的，不能将宗教领袖本人的言论、态度和倾向同他所创建的学说所产生的效果混为一谈。由此，我们可以悟到默顿的社会学分析方法的独特之处。如果我们回首反顾一下近一两年的“文化热”，就会觉得默顿的这些观点仿佛就是针对我国的文化研究考而言的。我们的学者往往很少具体地探求文化价值对社会某一方面的影响而纠缠于对中西文化褒贬臧否的争执之中，往往很少研究现世的伦理价值体系，而热衷于把古代典籍中的只言片语指称为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往往不去分析价值体系所产生的实在效果，而埋头阐释圣贤的警句。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多一些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素养，那么我们的文化讨论可能就不会停留在玄妙高深的空谈或者情绪激昂的亢奋之中。
为了拨开蒙在清教徒头上的一层层神学的面纱，默顿选取了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基督教指南》(一八二五年版)为分析对象，此书的纲要写成于一六六四——一六六五年间，据认为这是一部最好地描述和表现了清教时代的精神思想的书。通过对这部《指南》的分析，默顿指出，清教主义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颂扬上帝与社会功利主义。“‘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和〔存在的〕一切”。(第86页)这是清教徒虔诚的信条。然而，类似的话早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中就已流行了，但十七世纪的清教主义却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和不同的侧重点。清教主义把赞颂上帝的重点引向一些能够造福于人类的活动，“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这样，“一种社会功利主义就被确立为一条主要标准。”(第87页)
第二，禁欲主义或苦行主义。这基于加尔文教派的神学基础——先定说。它提倡人们通过在个人职业中的刻苦劳作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为，“首先，这是颂扬上帝的一种方法，因为‘正是上帝召唤着你们去从事劳动。’其次，这是有助于公众福利的一种手段。第三，我们刻苦勤奋地劳动，就必然意味着少有闲暇和自由去屈服于那些在上帝眼里是那么可憎可恶但又包围着我们的、五花八门的诱惑。”(第89—90页)显然，这是一种世俗的或入世的禁欲主义，它要求人们参与世事，而不是离群索居、沉思冥想，逍遥于世外。
第三，理性主义。神佑理性是与入世的禁欲主义相联系的。在清教徒看来，理性之所以值得赞扬，有三点理由：一、只有人才有理性，这正是人之区别于禽兽，而理性则是上帝对人的恩赐；二、理性可以约束和控制那些作为“罪薮之首”的欲望，同时还可限制盲目崇拜；三、理性可以帮助人们欣赏上帝的杰作从而更加充分地赞颂上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清教主义的理性主义与中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区别。因为“理性生活的觉醒开始于十一世纪，它的表现就是对神学问题的兴趣猛增，研究这些问题时也采用了新的方法。”(穆尔《基督教简史》，中译本，第182页。)这种新方法就体现在一切教义都可以诉诸逻辑而不必求助启示而得到证明。这种理性主义固然构成了经院哲学的精髓，但也为后来的哥白尼等人提出全新的自然观开辟了道路。而在清教徒眼中，“理性一词采取了一种新的含义：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第97页)这样，“与中世纪的理性主义相反，此时理性已被看作为从属和辅助于经验主义。”(第135页)
默顿还分析了清教对科学的刺激作用。这种刺激作用首先表现在清教伦理对科学活动的赞许上，因为“科学成就反映了上帝的辉煌”，科学成为“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的力量”。每当面对实际的责难时，“科学家便到清教教义中寻找动力、核准和权威等等”(第125页)，声称自己的活动是为了“赞颂自然界的伟大创造者”，是为了“人类的安逸”。此外，在清教徒看来，没有什么活动比科学活动更需要不懈的劳作，因此孜孜不倦地挖掘大自然深藏的财富和探求大自然蕴含的规律，正是禁欲主义所赞许的行为。这些赞许并不仅仅体现在对科学的宽容上，而且体现在科学家的生活态度中。例如，波义耳把实验科学本身当做一种宗教事业，他还捐出大笔款项供翻译《圣经》之用；牛顿始终坚信自己的活动证明了上帝的伟大，他晚年则专注于神学的研究；培根，这位科学活动的宣传家，在其《学术的复兴》中干脆称科学活动的真正目的是“赞颂造物主和改善人类状况”。
其次，“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第135页)清教坚持经验主义，坚持实验，这同它把思辨视若游手好闲，同它厌弃经院哲学有密切的联系。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促进了实验的兴起，而整个近代科学正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的。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默顿的分析归纳成这样的结论：清教主义与科学精神的相似(或相容)，創造了尊重科学的气氛，“科学成为一种令人向往而不是令人讨厌的职业”(第102页)，从而把社会的精英引导到科学事业上来，促进了科学活动的蓬勃兴旺。
然而，在默顿看来，这依然是一个假设，一个大胆的并且吸引人的假设。十分可贵的是，默顿从以下几个方面证明了这个假设：一、皇家学会中的清教主义者占多数。二、因夸美纽斯等人的提倡，英国大学中科学的课程和研究有了可观的增长。三、新教徒科学家在科学界中占优势地位。四、新教徒在新英格兰(美国)发展新科学。五、作为清教主义的对应物虔信主义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清教主义与科学技术兴趣的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正是通过上述精细的经验调查和理论分析，默顿得出了结论：“十七世纪英国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第357页)
三
默顿对十七世纪清教主义伦理和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这种兴趣主要缘自两方面：一方面它与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著名著作有密切的联系。默顿在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曾经“逐字逐句阅读了韦伯的著作”(第18页)。韦伯固然没有论述清教与科学和技术有何关系，但是他提出，“下一步的任务应该是说明禁欲合理主义对社会实用伦理的内容，……进一步还应分析它同哲学及科学经验主义的发展、技术发展……的关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第173页)这给了默顿以很大的启示。另一方面，默顿结论与流行的认为科学与宗教始终不睦的观点相左。由此，学术界对《十七世纪》一书的评论大多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这就会给读者以错误的印象，仿佛默顿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
默顿对此深表不满。他在《十七世纪》一九七○年再版序言中强调，“那种把清教主义说成是在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过分简单化的说明，就仅仅提供出了一个绝妙的例子，说明滥用抽象(而不是具体)的荒谬。”(第20页)同时，默顿做了一个简单的“萨顿算术”，说明“本论文在有关经济和军事对科学研究范围的影响的假说方面所用的篇幅，略大于有关清教同科学对人们的吸引力的关系的假说。”(第10页)他提请人们注意把握此书的整体结构。
的确，默顿绝不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他在《十七世纪》花了大量篇幅，将科学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这里有一个逻辑前提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是所谓“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一点在三十年代是不明确的，直至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才以其富于独创性的“所有权理论”证实了这一点，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见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文版，第99—117页)默顿当时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并非十分清楚)，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发展提出了大量技术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吸引了科学家投身于发明活动之中，而且间接地刺激了对科学的需要。
默顿运用大量历史资料，描述了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军事工业所提出的大量技术问题以及当时的技术发明的情况。最令人惊讶的是，默顿发现十七世纪的科学和技术并非是泾渭分明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也并非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与当时(以及我们现在)的流行看法是相左的。难道那些大科学家也热中于区区发明吗？不错。胡克曾投身于制砖、玻璃、肥皂、盐、糖甚至烟囱的制造之中，波义耳曾参与过矿井水泵的设计和实验，牛顿非常热中于解决由航海引出的技术问题，而皇家学会更是承担起鼓励、组织并引导科学家注意发明活动的任务。另外，默顿通过统计指出，“社会经济需要相当可观地影响了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家研究课题的选择，粗略地讲，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到六十的当时的研究，似乎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这种影响”(第314页)。
但是，默顿拒绝把科学简单地视为技术或经济需要的结果。默顿这方面的研究受苏联科学史学家的研究的影响。一九三一年，在第二届世界科学技术史大会上，苏联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长鲍里斯·赫森提交的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之后，这篇论文在英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一些科学家(其中有李约瑟·贝尔纳等人)开辟了科学社会史的研究。默顿对赫森的论文给予了高度重视，但他注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克服赫森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默顿强调，“重要的是应该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态度与他们的研究所起的社会作用区分开来”(第231页)，“对动机水平上的分析和组织水平上的分析加以区分”(第12页)，因此，经济需要对科学产生的影响是在社会水平上发生的，而不是要求每一位科学家都选择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问题。此外，默顿援引俄裔美籍社会学家索罗金的观点指出，经济需要扮演一种促进和指导科学发展的角色，要以特定的文化背景为前提，“即：该社会对于革新赋予很高评价，具有成功发明的传统而且惯于技术发明、而不是其它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第235页)
——丹尼尔·贝尔
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大西岛》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与柏拉图的著作《蒂迈欧篇》中的大西岛完全不同的理想之国。新大西岛中的国王已不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从事研究活动的科学家。在培根设想的、不牢靠的本色列岛上，最重要的建筑物所罗门之宫已不是教堂，而是一个研究机构。
这幅美妙的图画，绝非仅仅张贴在幻想的神殿之上。近代科学肇始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迅速成长于宗教改革之后的英格兰。从此，科学发展的脚步再也没有停歇。今天，科学的巨大社会功能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科学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可能并现在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然而，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性。当西方世界涌起一股反科学的思潮时，我们古老的民族，却正为科学的难于发展而苦恼。
罗伯特·金·默顿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社会学理论(尤以其“中程理论”著称)、社会结构分析、科层制、参考群体理论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而他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建树，堪与其社会学理论上的成就比肩。他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作之一。它通过对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做的分析，试图回答科学给人们带来的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尽管并非十全十美)。然而，更能令人回味并借鉴的是他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它为我们进行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借鉴。
一
十七世纪是令历史学家难忘的时代。这是人类迈向近代社会的新时期，宗教改革在维登贝格之火的照耀下席卷整个欧洲，人类第一次摆脱了“马尔萨斯循环”开始有能力向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的幼苗在肥沃的土壤中茁壮成长，近代科学接过从意大利传来的火炬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飞奔。
具有很高科学史素养的社会学家默顿(科学史研究的奠基人乔治·萨顿是默顿的早期导师之一)，当然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产生了牛顿、波义耳、胡克、哈维等天才的群星璀璨的科学时代。一六○○年，吉尔伯特的《磁石论》作为近代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在英国出版，“宣告了科学的近代更新”(《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第17页，以下援引此书只注页码)；英国皇家学会在一六六○年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的社会建制化的开始；一六八七年牛顿的巨著《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出版，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一切在默顿看来，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偶然的发生，“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应该从各种社会学状况的结合中，从种种道德的、宗教的、美学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条件的结合中去寻找，这种结合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们的注意力集聚在一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第7页)
于是，默顿找到了研究科学与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切入点。他以社会学家独特的洞察力认识到，“人们的职业兴趣转移的情况是随时代而异的。在一个社会里成为智力精英的兴趣中樞点的种种事业，在另一个社会里则很少受到注意。”(第13页)十七世纪英国科学群星的升起，恰恰暗示着这是社会精英的兴趣中心最明显地从其他领域转移到科学的时间和空间所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文明，为这样一种关于科学与技术中的兴趣的转移及兴趣中心的研究，提供了特别丰富的材料。”(第7页)然而，社会学家是绝不会轻易下结论的。列举几位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不足以构成默顿立论的证据，仅仅是他提出假说的灵感源泉而已。他要通过经验的研究来证实他的假说。
在这里，默顿出色地运用了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对十七世纪——这个逝去的年代——当时人们的职业兴趣的分布和波动情况进行了一番“社会调查”。默顿选取英国的《国民传记辞典》为调查对象(这套辞典编纂范围甚广，在十七世纪部分大约每六千位二十四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就有一人程度不同地被提到)，消去了编纂者的倾向，做出了反映出当时职业兴趣的分布和波动情况的统计表和曲线图。同时，默顿还对陆军和海军、艺术、教育、宗教、医学等职业兴趣的情况进行了统计。他选取德国人路德维希·达姆斯塔特主编的《科学技术史手册》为资料，对“科学产出率”的波动情况做了一番调查。通过这些定量分析，默顿给出了十七世纪英国职业兴趣转移的图景。这些统计结果同科学史家们普遍注意到的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科学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的定性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一步，那么默顿就只不过是用统计数字更加精确地证明了一个科学史实。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社会文化因素刺激了对科学的兴趣的增长？在默顿看来，“自十七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和技术日益争得了一份应得的注意力。科学再也不是一种游荡的运动，只是在不时的发现中找到支支吾吾的表现，科学已获得〔社会的〕认可并组织起来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自发生成的。……我们倘若要想发现科学的这种新表现出来的生命力，这种新赢得的声望的独特源泉，那就应该到那些文化价值中去寻找。”(第79页)于是，默顿首先将视点对准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清教主义伦理。
二
在人们的心目中，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火刑架上的布鲁诺和塞尔维特，罗马教廷宗教审判所中的伽利略，深深铭刻在历史学家的心中。自十九世纪以来，一些知识分子愤怒地谴责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欢呼理性战胜迷信的胜利；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本具有一种和谐的关系，历史上的冲突是无知的教会或教士干的蠢事。然而，社会学家对此的态度是超然的，他不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炽烈战斗而激动，同样也不为寻求二者的和谐而费心。在默顿看来，“社会学家并不是信仰的卫道士，不论这信仰是宗教的还是科学的。当他已经揭示出凝结在宗教里的价值和支配着这些价值的表现的文化倾向中的思想感情时，当他已经确定出这种思想感情在何种程度上引导人们趋向或远离科学事业或对此根本毫无影响时，他的任务按照其最初纲领即告完成。”(第80页)其次，默顿认为，应该把宗教与神学区别开来，宗教伦理是指生活的态度和行为，而神学是关于宗教的系统思想或说教，前者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科学，而神学家们总是激烈地反对那些他们认为触犯教规的发现。再次，默顿还指出，某一价值观的主观定义与其客观效果往往是不同的，不能将宗教领袖本人的言论、态度和倾向同他所创建的学说所产生的效果混为一谈。由此，我们可以悟到默顿的社会学分析方法的独特之处。如果我们回首反顾一下近一两年的“文化热”，就会觉得默顿的这些观点仿佛就是针对我国的文化研究考而言的。我们的学者往往很少具体地探求文化价值对社会某一方面的影响而纠缠于对中西文化褒贬臧否的争执之中，往往很少研究现世的伦理价值体系，而热衷于把古代典籍中的只言片语指称为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往往不去分析价值体系所产生的实在效果，而埋头阐释圣贤的警句。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多一些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素养，那么我们的文化讨论可能就不会停留在玄妙高深的空谈或者情绪激昂的亢奋之中。
为了拨开蒙在清教徒头上的一层层神学的面纱，默顿选取了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基督教指南》(一八二五年版)为分析对象，此书的纲要写成于一六六四——一六六五年间，据认为这是一部最好地描述和表现了清教时代的精神思想的书。通过对这部《指南》的分析，默顿指出，清教主义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颂扬上帝与社会功利主义。“‘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和〔存在的〕一切”。(第86页)这是清教徒虔诚的信条。然而，类似的话早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中就已流行了，但十七世纪的清教主义却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和不同的侧重点。清教主义把赞颂上帝的重点引向一些能够造福于人类的活动，“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这样，“一种社会功利主义就被确立为一条主要标准。”(第87页)
第二，禁欲主义或苦行主义。这基于加尔文教派的神学基础——先定说。它提倡人们通过在个人职业中的刻苦劳作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为，“首先，这是颂扬上帝的一种方法，因为‘正是上帝召唤着你们去从事劳动。’其次，这是有助于公众福利的一种手段。第三，我们刻苦勤奋地劳动，就必然意味着少有闲暇和自由去屈服于那些在上帝眼里是那么可憎可恶但又包围着我们的、五花八门的诱惑。”(第89—90页)显然，这是一种世俗的或入世的禁欲主义，它要求人们参与世事，而不是离群索居、沉思冥想，逍遥于世外。
第三，理性主义。神佑理性是与入世的禁欲主义相联系的。在清教徒看来，理性之所以值得赞扬，有三点理由：一、只有人才有理性，这正是人之区别于禽兽，而理性则是上帝对人的恩赐；二、理性可以约束和控制那些作为“罪薮之首”的欲望，同时还可限制盲目崇拜；三、理性可以帮助人们欣赏上帝的杰作从而更加充分地赞颂上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清教主义的理性主义与中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区别。因为“理性生活的觉醒开始于十一世纪，它的表现就是对神学问题的兴趣猛增，研究这些问题时也采用了新的方法。”(穆尔《基督教简史》，中译本，第182页。)这种新方法就体现在一切教义都可以诉诸逻辑而不必求助启示而得到证明。这种理性主义固然构成了经院哲学的精髓，但也为后来的哥白尼等人提出全新的自然观开辟了道路。而在清教徒眼中，“理性一词采取了一种新的含义：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第97页)这样，“与中世纪的理性主义相反，此时理性已被看作为从属和辅助于经验主义。”(第135页)
默顿还分析了清教对科学的刺激作用。这种刺激作用首先表现在清教伦理对科学活动的赞许上，因为“科学成就反映了上帝的辉煌”，科学成为“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的力量”。每当面对实际的责难时，“科学家便到清教教义中寻找动力、核准和权威等等”(第125页)，声称自己的活动是为了“赞颂自然界的伟大创造者”，是为了“人类的安逸”。此外，在清教徒看来，没有什么活动比科学活动更需要不懈的劳作，因此孜孜不倦地挖掘大自然深藏的财富和探求大自然蕴含的规律，正是禁欲主义所赞许的行为。这些赞许并不仅仅体现在对科学的宽容上，而且体现在科学家的生活态度中。例如，波义耳把实验科学本身当做一种宗教事业，他还捐出大笔款项供翻译《圣经》之用；牛顿始终坚信自己的活动证明了上帝的伟大，他晚年则专注于神学的研究；培根，这位科学活动的宣传家，在其《学术的复兴》中干脆称科学活动的真正目的是“赞颂造物主和改善人类状况”。
其次，“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第135页)清教坚持经验主义，坚持实验，这同它把思辨视若游手好闲，同它厌弃经院哲学有密切的联系。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促进了实验的兴起，而整个近代科学正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的。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默顿的分析归纳成这样的结论：清教主义与科学精神的相似(或相容)，創造了尊重科学的气氛，“科学成为一种令人向往而不是令人讨厌的职业”(第102页)，从而把社会的精英引导到科学事业上来，促进了科学活动的蓬勃兴旺。
然而，在默顿看来，这依然是一个假设，一个大胆的并且吸引人的假设。十分可贵的是，默顿从以下几个方面证明了这个假设：一、皇家学会中的清教主义者占多数。二、因夸美纽斯等人的提倡，英国大学中科学的课程和研究有了可观的增长。三、新教徒科学家在科学界中占优势地位。四、新教徒在新英格兰(美国)发展新科学。五、作为清教主义的对应物虔信主义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清教主义与科学技术兴趣的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正是通过上述精细的经验调查和理论分析，默顿得出了结论：“十七世纪英国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第357页)
三
默顿对十七世纪清教主义伦理和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这种兴趣主要缘自两方面：一方面它与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著名著作有密切的联系。默顿在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曾经“逐字逐句阅读了韦伯的著作”(第18页)。韦伯固然没有论述清教与科学和技术有何关系，但是他提出，“下一步的任务应该是说明禁欲合理主义对社会实用伦理的内容，……进一步还应分析它同哲学及科学经验主义的发展、技术发展……的关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第173页)这给了默顿以很大的启示。另一方面，默顿结论与流行的认为科学与宗教始终不睦的观点相左。由此，学术界对《十七世纪》一书的评论大多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这就会给读者以错误的印象，仿佛默顿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
默顿对此深表不满。他在《十七世纪》一九七○年再版序言中强调，“那种把清教主义说成是在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过分简单化的说明，就仅仅提供出了一个绝妙的例子，说明滥用抽象(而不是具体)的荒谬。”(第20页)同时，默顿做了一个简单的“萨顿算术”，说明“本论文在有关经济和军事对科学研究范围的影响的假说方面所用的篇幅，略大于有关清教同科学对人们的吸引力的关系的假说。”(第10页)他提请人们注意把握此书的整体结构。
的确，默顿绝不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他在《十七世纪》花了大量篇幅，将科学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这里有一个逻辑前提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是所谓“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一点在三十年代是不明确的，直至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才以其富于独创性的“所有权理论”证实了这一点，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见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文版，第99—117页)默顿当时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并非十分清楚)，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发展提出了大量技术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吸引了科学家投身于发明活动之中，而且间接地刺激了对科学的需要。
默顿运用大量历史资料，描述了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军事工业所提出的大量技术问题以及当时的技术发明的情况。最令人惊讶的是，默顿发现十七世纪的科学和技术并非是泾渭分明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也并非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与当时(以及我们现在)的流行看法是相左的。难道那些大科学家也热中于区区发明吗？不错。胡克曾投身于制砖、玻璃、肥皂、盐、糖甚至烟囱的制造之中，波义耳曾参与过矿井水泵的设计和实验，牛顿非常热中于解决由航海引出的技术问题，而皇家学会更是承担起鼓励、组织并引导科学家注意发明活动的任务。另外，默顿通过统计指出，“社会经济需要相当可观地影响了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家研究课题的选择，粗略地讲，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到六十的当时的研究，似乎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这种影响”(第314页)。
但是，默顿拒绝把科学简单地视为技术或经济需要的结果。默顿这方面的研究受苏联科学史学家的研究的影响。一九三一年，在第二届世界科学技术史大会上，苏联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长鲍里斯·赫森提交的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之后，这篇论文在英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一些科学家(其中有李约瑟·贝尔纳等人)开辟了科学社会史的研究。默顿对赫森的论文给予了高度重视，但他注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克服赫森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默顿强调，“重要的是应该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态度与他们的研究所起的社会作用区分开来”(第231页)，“对动机水平上的分析和组织水平上的分析加以区分”(第12页)，因此，经济需要对科学产生的影响是在社会水平上发生的，而不是要求每一位科学家都选择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问题。此外，默顿援引俄裔美籍社会学家索罗金的观点指出，经济需要扮演一种促进和指导科学发展的角色，要以特定的文化背景为前提，“即：该社会对于革新赋予很高评价，具有成功发明的传统而且惯于技术发明、而不是其它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