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沙叶新的去世，并没有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他的不多；也因为他的作品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不易引发共鸣。但沙叶新先生是当代中国戏剧艺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大家，更是一位耿直而有强烈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
　　帕慕克曾说，艺术创作中的意象构建这一创造过程，不能完全理解为作者自身经历、特征的重现或摹写。而沙先生则不同，他的戏剧贴近生活，追踪时代脚步，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对生活的反思，其艺术风格更像是他性格的镜像。
　　沙叶新是一位回族作家，于1939年出生，江苏南京人。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


　　1987年创作话剧《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后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其剧作《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等，曾引起强烈反响。
　　沙叶新的戏剧创作关注现实生活，常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并将其与浪漫格调的艺术手段无缝链接，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好作品。这些剧目均不遗余力地针砭社会弊端，对国民性的反思也不留情面，所以难免引发争议。他曾总结自己作品的命运：“挨批，得奖，再挨批，再得奖。”
　　作为一位崛起于新时期的剧作家，沙叶新的作品现实主义氛围浓厚，故事的社会背景则主要发生在上海，所以被誉为“海派戏剧的代表”；又因为不断尝试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因而曾被称为“实验话剧先锋”。

世俗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话剧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这是一个文学爆炸的时代，“文革”之后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脉络中，存在一条隐线。每一场文学热潮背后，都浮现一幅更为宏大的社会和审美景观。而每一次热潮又包含着对上一次热潮的调整与反思。
　　先有以社会批判意识和人性复归为主调的“朦胧派”，以大胆的自我表现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宣告了标语口号类文学的终结，引领一时风骚。接续朦胧派的余韵，“新生代”登场，摇旗呐喊着反传统的先锋口号，愈加背道而驰于传统文化结构与审美趣味，同样在大众读者面前折戟。
　　文学界一片繁荣，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的话剧艺术则步入危机。改革开放后，中西交流频繁，西方的大众流行文化开始争夺年轻人的注意力，但中国话剧的创作、演出等体制，从观念到形式还是一片僵化古板的景象。对戏剧艺术的重新思考和深入改革迫在眉睫。当然，西潮東渐带来竞争，也带来生机。西方现代戏剧艺术，如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荒诞派戏剧等，对中国戏剧界产生了深远启发，戏剧工作者开始重新估价、发掘传统戏剧遗产，从而开启了继承传统戏剧精华，结合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创作之路。
　　在这条路上，沙叶新采用西方现代派技法，结合中国传统戏剧形式，形成了自己民族化的戏剧理念。其对荒诞派戏剧的学习令作品中的喜剧元素展现出相当的反思意味。旧戏剧中的喜剧元素主要是惩恶扬善的单向度表现手法，沙叶新的喜剧则表现出另一层次的审美意识，探索和呈现剧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等剧作，取材于上海市民偏好的题材、关心的话题，彰显海派话剧的优势基因；将西方戏剧手法结合中国戏剧传统，开创出了具有中国现实意义的荒诞戏剧，为中国话剧打开了市场运作的大门。
　　余秋雨在上世纪80年代末评论，沙叶新的剧作具备几个特点：世俗性、现实性、喜剧色彩，并特别指出世俗性是沙叶新剧作的审美出发点。这里所谓的世俗性是指，沙叶新致力于开掘剧作对于广大市民观众的切实可感性，即使是历史人物、革命家，他们的性格、思维方式与行为逻辑并不与普通观众构成巨大的审美差距。
　　沙叶新不仅是一位剧作家，更是一位关心现实生活，爱憎分明的知识分子。他的这一立场，令其荒诞风格具有了明确指向——经常站在普通民众一边，批判人民所厌弃的社会丑恶现象，颂扬被人们所首肯、怀念的思想品质。他的作品之所以在当时受观众乃至市场欢迎，原因就在于接地气。
　　在他的剧作中，伟人和名人被“去神化”，呈现他们人性的层面，以生活化场景淡化历史的宏大叙事，追求平民化与世俗化的创作倾向：“首先将他们作为一个人，将重大的政治生活和战争生活与细微的日常生活和爱情生活相结合，使领袖人物的伟大与平凡、外在与内在、英雄壮举与具体个性得到辩证的统一……”

天下无敌

　　少年时代，父母在南京经营炒货店，定期购入旧书来包炒货，沙叶新就在这些故纸堆中耳濡目染，阅读《鲁迅自选集》《巴金自选集》和其他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从用来包花生、瓜子的旧书中，沙叶新接受了最早的文学启蒙。
　　上高中期间，沙叶新就在《江苏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妙计》，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57年，沙叶新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大学期间发表小说《美国剧院的悲剧》《老鹰蓝球队》和戏剧论文《艺术史上的喜剧》。1961年大学毕业，被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攻读研究生课程。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担任编剧。此后开始陆续创作出诸多脍炙人口的戏剧作品。1985年6月，沙叶新被任命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在绵延一生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沙叶新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以教育青年一代为责任：“我没有别的本事，一辈子都在拿笔，一辈子都在思考。用戏剧的方式把真相留下来，告诉青年一代，这是我的责任。”
　　他在《我的幕后语》中表示：“我总感到我们这一代已步人中年的作家，有太多的责任心，有太多的使命感，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什么‘文以载道’呀，什么‘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呀，已成为自己创作时的心理定势。所以每每动笔，总是为时为事，忧国忧民。”
　　感时忧国是沙叶新一生的习惯——心中藏着这样的关怀，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眼光，敏锐观察到中国在新时期文化价值面临着的挑战。但他无力提出应对这一挑战的解决方案，这种忧虑与困惑隐藏在他剧作的字里行间。一方面用平民百姓的生活细节来映照宏大主题，另一方面将深沉和忧虑气质夹杂在文本之中，令其作品充满人文关怀，却又在文学表现深度上未能再有进境。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正是平实的语言和世俗性的主题，令其作品在那个年代炙手可热。
　　在创作剧本的间歇，沙叶新也不忘在公共舆论空间发表见解，对国民性的犀利批判更是字字句句发自肺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批评的语调。他称自己像“书呆子一样”耿直，看到有人“拍马屁”便无法容忍；对“告密文化”嗤之以鼻。他曾在《“表态”文化》里委婉指出文化界的一位老前辈是“表态专家”。他并非严人宽己，对自己的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让他们做到“自立、诚实、有爱心”。
　　沙叶新始终坚信作家没有良心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在艺术创作中，他展现出相当的胆识和魄力，曾借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对干部队伍中的特权问题发起质问。此剧根据真实发生在上海的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案件写成，成为“文革”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此后虽在全国许多城市演出，但始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直到1981年停演。
　　上世纪9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变得松动，商业大潮汹涌澎湃，从思想张力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则迅速面对另一种选择：是坚守艺术创作，还是迈向官场、商场。知识分子迅速分化，有些人坚守，有些人退隐，还有些人为物质和金钱打拼。对于各人的不同选择，沙叶新并无成见，而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自己则留下来守卫良知，坚持说真话。
　　在沙叶新看来，尽管知识分子在商业大潮中被边缘化，他们也不应忘记自己是思想者，更是批判者；仍应有使命感、立场和天职，绝不能堕落；如果必要，可以让步妥协，但前提是必须保持原则、保持底线、不说假话。可实际的情形是，过去20多年许多知识分子萎靡了，精神上不像知识分子，再找不到鲁迅、找不到蔡元培，也找不到梁漱溟。沙先生以为，中国封建专制数千年，光靠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想把头脑里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干净，是过于乐观了。所以他始终对中国知识分子保留着有条件的期待，认为他们如果在本世纪仍要担负启蒙的责任，就必须先要消除自身的愚昧，自己先要接受启蒙。
　　沙叶新的剧作中多见幽默，平常待人处事也很风趣。比如他戏称自己是“老留忙”，意指“老了还留在这世界上为了话剧忙来忙去”。他称自己是一个“天下无敌”的人，因为没有私敌，也不会把敌视自己的人当作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