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中美贸易战如何演变，中美长期竞争与合作关系并存的格局都很难改变，而且在一定时期内，竞争乃至摩擦将成为主旋律，直至双方达致新的妥协，找到新的调适机制和相处之道。
　　在这种情形下，在坚持对外开放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以实现最佳资源配置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倚重自身力量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切实利用好并做大中国内部广大的市场空间，将成为无可回避的挑战和命题。
　　也因此，新一届金融稳定委员会在积极定调中国当前及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特地指出中国市场主体韧性强，国内巨大规模市场的回旋空间广阔，完全具备打赢重大风险攻坚战和应对外部风险的诸多有利条件。
　　事实上，纵观全球现代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闭关自守闭门造车的情况下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也同样没有哪个国家在没有用足自身本钱，令自身优势和资源得到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和各社会阶层普遍卷入发展并分享发展红利的情形下成为可持续的现代化强国。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巨大的市场及其蕴含的回旋空间，一直是我们应对地区和全球经济波动起伏的“制胜法宝”，只不过之前我们更习惯于将其称之为依靠内需。无论是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拉动内需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冲击，并为下一步的改革与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因此，面对比以前更加严峻的外部挑战与风险，我们需要更认真地总结此前拉动内需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以更好地利用并做大回旋空间。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对扩大内需的理解、把握和实践当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主要体现为将内需窄化为社会总需求，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了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当期增长和就业，以及通过种种“市场化”改革，更多把老百姓的钱袋子打开，以提振当期消费。
　　这样的做法有其必要性，但一方面高投资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已经面临诸多挑战，当下更集中体现为负债率和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大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透支了未来发展的潜力，比如高房价压力不仅挤压人们的当期消费能力，还易滋生一夜暴富的社会浮躁心态，不利于踏实劳动努力创新风气的形成。
　　与此同时，那些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度变革却一再被延宕或推进乏力。比如更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提升劳动力素质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能更有效促进城乡资源对流的土地制度改革，能更便利包括人力资本等要素更顺畅流动和更有效配置的户籍制度改革，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服务业投资的开放，更有利于创新型经济体建设的税收制度改革，以及更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各项配套改革等等。要言之，中国真正的回旋空间不仅在于市场的巨大规模，而是与此一规模相匹配的生产力和消费力，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激发制度活力和创造发展红利。目前中国巨大的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主要还集中在沿海一线城市和崛起中的二线城市。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何促进一二线城市消费力下沉，如何引导投资向中国经济腹地配置，如何更好地促进城乡资源对流，将是做大中国经济回旋空间的重中之重。
　　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很多文章可做，关键是要真正相信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并为之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城乡资源更有效对流的关键在于开放土地产权市场，这方面不妨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伴随一二线城市资源更有效更通畅地流向小城镇和乡村，无论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和农村劳动力更有效卷入市场，都将得到更好的解决，从而真正把13亿潜在消费者变成真正的消费者，并在劳动创富的过程中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的福利社会的构建。只有顺应市场发展规律，才能在城市发展资源的争夺战中实现优胜劣汰，实现人财物的优化配置，从而有效避免行政力量主导下造城运动造成的死城、鬼城现象和各种资源浪费。此外，此次金融稳定委员会会议特地强调指出了市场主体的韧性。历史证明，作为市场主体主要组成部分的民企，在应对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都发挥了人们“始料未及”的作用。如何遏制民企投资下滑的势头，進一步发挥民营资本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从根本上决定中国应对贸易战冲击和中美长期竞争的进退得失。除了货币政策的定向降准和财政政策的税费减负之外，对于民资而言最重要的加持，是增强其对于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对内大力开放下公平竞争所带来的巨大机遇。
　　总之，将外部压力转换为切实改革的动力，切实做大回旋空间，切实提高市场主体韧性，才能化危机为机遇，冲破一切艰难险阻，迎来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