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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书画大师董寿平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回想起和他交往的那些往事，仍像在昨天一样依然历历在目。
我要叙述的，是我与他多年交往中一件有着特殊意义的事。这件事首先要谈到十年动乱的年代。“文革”时期，董寿平被“四人帮”污蔑为黑画家，说他画的倒枝梅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倒霉，说他的水墨山水画是黑山黑水。更令人难忘的是1969年深冬的一天，董寿平的家乡山西洪洞县杜戍村召开了村委会，决定由负责村治安的治保主任，带领全村的“四类分子”和“右派”一起挖董寿平祖先的坟墓。次日，竟把董寿平的曾祖父董思源、祖父董文焕、伯祖董麟、叔祖董文灿、父亲董维藩等三代人的坟墓强行挖开，把挖出来的墓砖建了杜戍学校，棺木改制成学校的门窗，墓碑用作学校的房基石。这场灾难就这样落到了董寿平的头上。这一事，伤透了他的心，此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
1994年春，中共临汾地委宣传部、洪洞县人民政府和董老协商，由政府出资，在董老的出生地白石乡杜戍堡子的池塘边为董老的祖先立一块“洪洞董氏世学记”碑，董老同意了。
董老当时找到我，让我给他在《洪洞县志》上抄录一些有关洪洞董氏的资料。我从北京回到洪洞，拜见了原县志办主任林中园。他把旧县志拿出来让我摘抄，并复印洪洞董氏的董俢业、董得昶、董思源、董麟、董文焕、董文灿等人的有关资料；另外，还将我已整理好的“洪洞董氏世系表”一起带回北京。在中日友好医院，我亲手交到了董老的手里。之后，我们先把洪洞董氏世系表的辈分进行了核实，并确定了洪洞董氏世系的顺序。接着，又对他祖父、曾祖父两代人的史料进行了整理。
1992年的正月，董老的表妹给我来信说：“国强，老爷子（董寿平）让我给你写信，找你有事，你抽空儿赶快来。”随后，我赶到了董老的病房。董老说：“国强，我找你来，是要让你帮我办件事，这件事又急又非常重要。你用笔写好，要不转眼就会忘掉的。”董老说着，我低头记着：“董文焕（尧章）、董麟（祥甫）、董文灿（芸龛）、董俢业（敬亭）、董得昶（霁堂）、董思源（静轩）等人的名号。”董老特别强调：“眼下急需的是我祖父的墓志铭碑文。同时还可以在咱老家捎带问一问，我早年的书画和我父亲的书画作品。我父亲叫董维藩，字幼樵，号兰痴道人，能画一手好兰草和梅花，保存下来的书画十分稀少。”他歇了一会儿又说：“这些事情我嘱咐过洪洞大槐树公园的同志，都没有办成。今天我让你把我先人的姓名字号记下来，不要把碑找错。最重要的一块是我祖父董文焕的墓志铭碑，他字尧章、号研秋、又号研樵，研樵山房是其室名，咸丰丙辰年（1856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纂修。今天我找你来的目的，就是请你把这块墓志铭的碑文找回来，我想把此碑的内容编入《韩客诗存》。我考虑了几个人，还是你比较可靠，你在部队工作，有踏实精神，有办事能力，所以我决定让你去办。这件事交给你办，我是放心的。”我说：“您老人家对我如此信赖，我一定会把您老的这件事放到心上去办好，再苦再累，也要把这块墓志铭碑文找回来。”董老笑着说：“这样就好，去办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董老祖父董文焕的墓志铭碑，还是一点线索也没有。为了寻碑，我已记不清往山西洪洞杜戍村跑了多少次，我成了这里的常客，不分春夏秋冬、黑夜白昼地寻找着董文焕的这块墓志铭碑。
一次，我在大槐树公园里，听到所长卢葆桐关于洪洞杜戍董氏墓碑散失的事，他带我看了保存在公园内董麟的墓志铭：“皇清诰授通奉大夫河南候补知府前刑部湖广司郎中内阁中书芸舫董公合葬墓志铭。”
同年腊月，我到杜戍村，拜访了从甘肃省离休归乡的老干部田长福，并和田老说明了我的来意。得知我是为董老办事的，他很支持，带我走遍了全村的家家户户，寻问碑情，并在田间地头仔细寻找，见到的碑有杜戍村段姓杨姓的石碑。一天下来，筋疲力尽，回到田老的家里休息了一会儿后，傍晚时分我又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深入村中，竟意外地发现了董静轩的功德碑。董静轩就是董思源，字星海，号静轩，咸丰丙辰（1856年）岁贡，军功议叙主事，同治壬戌（1862年）孝廉方正，即董寿平的曾祖父。
第二年春天，我又从北京回到洪洞，见到原县教育局长兰德华，他领我看了一张他收藏的洪洞董氏墓志铭碑的拓片，为董老的伯祖父董麟的墓志盖拓片。
转眼又是一年年终了，董文焕的墓志铭碑还是毫无线索，但这并未改变我继续寻找这块墓志铭的决心。作为董老的学生，不把这块墓志铭找回来，就对不起他老人家多年来在绘画上对我的指导和传授。我吃了秤砣铁了心，再苦再累，也要找回这块墓志铭碑。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太难了。董老祖父董文焕的遗著《韩客诗存》很快就要出版面世，如果不在出书之前把墓志铭碑的碑文内容找回来编入书中，必然成为董老的终身遗憾。董老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就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我的肩上，一刻也不能停歇。
眼下董文焕的墓志铭碑，虽然还没有找到，可我却为董老找回了他青年时期的很多书画作品，有对联：“神情都不笑山水，叱咤可以振风云”；有册页“白梅”；还有条幅：30年代董老画的《桃花图》轴，今已编入人美出版的大红袍之《中国书画名家——董寿平》一书首页，原作珍藏于山西太原晋祠董寿平美术馆。
1993年秋后，我再次来到杜戍村，刚进村口，遇上退休老干部张双才。我讲明来意，张老热情地把我领到他家里，他说：“你今天来找董家的墓志铭碑，总算是找对了门，你先来看一看我院里放的这块碑。”走到院里他将墓志有字的一面翻过来，用湿布擦了擦，出现了几十个非常工整的篆体字，一看便知是出于书法大家之手，铭文为：“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甘肃巩秦阶兵备道董公尧章府君众元配诰赠夫人董母杨太君岳太君合葬墓志铭。”看后，张双才对我说：“你和董寿平老人联系一下，这块董文焕的墓志铭盖，如果他老人家需要，我就送给他。”当晚，我给董老去电话，我说：“董老，在杜戍村张双才的家里，找到了一块董文焕的墓志铭盖，您老人家看是否有用，张老说送给咱，您看呢？”董老说：“能发现了我祖父的墓志铭的盖，就有希望把墓志铭的底找回来。咱需要的不是盖，需要的是墓志铭的底，因为人一生的功名全刻在墓志铭的底上。墓志盖说的是谁的墓志，只有找到墓志铭的底儿才能清楚地说明我祖父董文焕一生的功名。” 第二天上午，我对张双才说：“我给董老去了电话，他说需要的不是墓志铭的盖，而是墓志铭的底，关键是要找回这块（董文焕）墓志铭的底。”张双才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下，说：“半年前，我的邻居从院子里把一块碑挖出来，扔在村外的庄稼地里了。1969年12月这块墓碑刚一出土，邻居就把这块墓碑拉回家里捶布用。‘文革’结束了，他怕董家的人从城市里回来找他的茬儿，就把这块墓碑埋到了他家的院子里。几年当中，家里办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于是就把院子里的这块墓碑挖出来，扔到村外的庄稼地里了。”张老的这些话，对我寻找董文焕的墓志铭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1993年的深冬，我又来到杜戍村，寻找董文焕的墓志铭。在村民的帮忙下，看了另一通董氏的墓志，盖文为：“皇清诰授武信郎渊若董君墓志铭并序。诰授儒林郎布政司理向婚教第贺毓琬篆盖。例授文林郎甲午科举人吏部候铨知县山左愚弟杨林皋撰文并拜于书丹。渊若配氏有：徐氏、王氏、乔氏、贺氏等四人。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七日刊。”董渊若，即董思深，和董寿平的曾祖董思源是同辈。
这块碑还不是董文焕的墓志铭，我心里想着，虽然有张双才提供的这个线索，但即使找到了扔在庄稼地里的这块碑，不是董文焕的墓志铭还是毫无意义。我在杜戍村的庄稼地里走过来走过去，腿也累了，肚子也饿了，身上也冷得坚持不住了，干脆回吧。
我一个人慢慢地走着，走到杜戍村北的马路上，发现在路旁的废渠底露出石碑的一个角，我走近石碑，用脚蹭了蹭，工整精湛的小楷字体进入了我的眼帘：“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二品顶戴、盐运使衔、甘肃巩秦阶兵备道尧章董公暨配诰赠夫人杨夫人岳夫人合葬墓志铭。”
终于找到了！我整个人顿时兴奋起来，冷饿的滋味，全部消失了。我顺手用地头的玉茭子杆把这块墓志铭碑盖起来。当天，带上我的大哥周国建、侄儿周云亮一起把董文焕的这块墓志铭碑用平车拉到了杜戍对过的士师村（原称皋陶村）周国建的家里。连夜点上蜡烛，将董文焕的这块墓志铭底上的文全部抄下来。天亮后，我嘱咐周国建把这块墓志铭碑保存好，等我和董老商量后，再决定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
几天后，我把抄好的董文焕墓志铭上的全部文字带到了北京。在中日友好医院的康复病房里，亲手送到了恩师手里，当时先生年事已高，身体非常虚弱，他从病床上坐起来，两手捧着我抄来的董文焕的墓志碑文，一口气念完了。他激动地对我说：“我祖父的墓志铭文是翁同龢撰的，他是江苏人，光绪帝的老师，同光年间书法第一；墓志盖上的篆书是谭钟麟书写的，他是湖南人，湖广总督，擅长篆书；墓志底上的小楷书体是祁世长书写的，山西寿阳人，他是祁相国（祁隽藻）的儿子，工书，尤精小楷。他们都和我的祖父交往甚密。”他又看了一会儿手中的铭文说：“国强，你把我祖父的这块墓志铭碑保管好，待我考虑放到什么地方合适，再告诉你。”站在旁边的良达插嘴，让把碑运到北京，老太太说，“国强，听爷爷的，不要听他的。”董老说，“这次你帮了我大忙，把我需要的这块碑找回来了，总算是消除了我多年的这块心病。如果这块碑找不回来，死后也放不下这颗心，今天要特别谢谢你。”我说：“董老，您老人家千万不要这么说，多年来，我经常麻烦你，你教我怎样做人，特别是在书画方面，多次言传身教，使我提高了很多。您老人家为我付出的太多，对我的关心，我永远也感谢不尽。”我们都笑了。
过了一段时间，董老对我说：“国强，你把我祖父的墓志铭碑送到临汾，找地委宣传部长牛文山，把此碑放入临汾地区博物馆，以供史料研究。”
1994年4月7日，我亲手把董文焕的这块墓志铭碑交给牛文山，放入了临汾地区博物馆。
董寿平的祖父董文焕的墓志铭碑文，今天已载入《韩客诗存》内（清董文焕著，李豫、崔永禧（韩国）辑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要叙述的，是我与他多年交往中一件有着特殊意义的事。这件事首先要谈到十年动乱的年代。“文革”时期，董寿平被“四人帮”污蔑为黑画家，说他画的倒枝梅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倒霉，说他的水墨山水画是黑山黑水。更令人难忘的是1969年深冬的一天，董寿平的家乡山西洪洞县杜戍村召开了村委会，决定由负责村治安的治保主任，带领全村的“四类分子”和“右派”一起挖董寿平祖先的坟墓。次日，竟把董寿平的曾祖父董思源、祖父董文焕、伯祖董麟、叔祖董文灿、父亲董维藩等三代人的坟墓强行挖开，把挖出来的墓砖建了杜戍学校，棺木改制成学校的门窗，墓碑用作学校的房基石。这场灾难就这样落到了董寿平的头上。这一事，伤透了他的心，此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
1994年春，中共临汾地委宣传部、洪洞县人民政府和董老协商，由政府出资，在董老的出生地白石乡杜戍堡子的池塘边为董老的祖先立一块“洪洞董氏世学记”碑，董老同意了。
董老当时找到我，让我给他在《洪洞县志》上抄录一些有关洪洞董氏的资料。我从北京回到洪洞，拜见了原县志办主任林中园。他把旧县志拿出来让我摘抄，并复印洪洞董氏的董俢业、董得昶、董思源、董麟、董文焕、董文灿等人的有关资料；另外，还将我已整理好的“洪洞董氏世系表”一起带回北京。在中日友好医院，我亲手交到了董老的手里。之后，我们先把洪洞董氏世系表的辈分进行了核实，并确定了洪洞董氏世系的顺序。接着，又对他祖父、曾祖父两代人的史料进行了整理。
1992年的正月，董老的表妹给我来信说：“国强，老爷子（董寿平）让我给你写信，找你有事，你抽空儿赶快来。”随后，我赶到了董老的病房。董老说：“国强，我找你来，是要让你帮我办件事，这件事又急又非常重要。你用笔写好，要不转眼就会忘掉的。”董老说着，我低头记着：“董文焕（尧章）、董麟（祥甫）、董文灿（芸龛）、董俢业（敬亭）、董得昶（霁堂）、董思源（静轩）等人的名号。”董老特别强调：“眼下急需的是我祖父的墓志铭碑文。同时还可以在咱老家捎带问一问，我早年的书画和我父亲的书画作品。我父亲叫董维藩，字幼樵，号兰痴道人，能画一手好兰草和梅花，保存下来的书画十分稀少。”他歇了一会儿又说：“这些事情我嘱咐过洪洞大槐树公园的同志，都没有办成。今天我让你把我先人的姓名字号记下来，不要把碑找错。最重要的一块是我祖父董文焕的墓志铭碑，他字尧章、号研秋、又号研樵，研樵山房是其室名，咸丰丙辰年（1856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纂修。今天我找你来的目的，就是请你把这块墓志铭的碑文找回来，我想把此碑的内容编入《韩客诗存》。我考虑了几个人，还是你比较可靠，你在部队工作，有踏实精神，有办事能力，所以我决定让你去办。这件事交给你办，我是放心的。”我说：“您老人家对我如此信赖，我一定会把您老的这件事放到心上去办好，再苦再累，也要把这块墓志铭碑文找回来。”董老笑着说：“这样就好，去办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董老祖父董文焕的墓志铭碑，还是一点线索也没有。为了寻碑，我已记不清往山西洪洞杜戍村跑了多少次，我成了这里的常客，不分春夏秋冬、黑夜白昼地寻找着董文焕的这块墓志铭碑。
一次，我在大槐树公园里，听到所长卢葆桐关于洪洞杜戍董氏墓碑散失的事，他带我看了保存在公园内董麟的墓志铭：“皇清诰授通奉大夫河南候补知府前刑部湖广司郎中内阁中书芸舫董公合葬墓志铭。”
同年腊月，我到杜戍村，拜访了从甘肃省离休归乡的老干部田长福，并和田老说明了我的来意。得知我是为董老办事的，他很支持，带我走遍了全村的家家户户，寻问碑情，并在田间地头仔细寻找，见到的碑有杜戍村段姓杨姓的石碑。一天下来，筋疲力尽，回到田老的家里休息了一会儿后，傍晚时分我又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深入村中，竟意外地发现了董静轩的功德碑。董静轩就是董思源，字星海，号静轩，咸丰丙辰（1856年）岁贡，军功议叙主事，同治壬戌（1862年）孝廉方正，即董寿平的曾祖父。
第二年春天，我又从北京回到洪洞，见到原县教育局长兰德华，他领我看了一张他收藏的洪洞董氏墓志铭碑的拓片，为董老的伯祖父董麟的墓志盖拓片。
转眼又是一年年终了，董文焕的墓志铭碑还是毫无线索，但这并未改变我继续寻找这块墓志铭的决心。作为董老的学生，不把这块墓志铭找回来，就对不起他老人家多年来在绘画上对我的指导和传授。我吃了秤砣铁了心，再苦再累，也要找回这块墓志铭碑。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太难了。董老祖父董文焕的遗著《韩客诗存》很快就要出版面世，如果不在出书之前把墓志铭碑的碑文内容找回来编入书中，必然成为董老的终身遗憾。董老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就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我的肩上，一刻也不能停歇。
眼下董文焕的墓志铭碑，虽然还没有找到，可我却为董老找回了他青年时期的很多书画作品，有对联：“神情都不笑山水，叱咤可以振风云”；有册页“白梅”；还有条幅：30年代董老画的《桃花图》轴，今已编入人美出版的大红袍之《中国书画名家——董寿平》一书首页，原作珍藏于山西太原晋祠董寿平美术馆。
1993年秋后，我再次来到杜戍村，刚进村口，遇上退休老干部张双才。我讲明来意，张老热情地把我领到他家里，他说：“你今天来找董家的墓志铭碑，总算是找对了门，你先来看一看我院里放的这块碑。”走到院里他将墓志有字的一面翻过来，用湿布擦了擦，出现了几十个非常工整的篆体字，一看便知是出于书法大家之手，铭文为：“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甘肃巩秦阶兵备道董公尧章府君众元配诰赠夫人董母杨太君岳太君合葬墓志铭。”看后，张双才对我说：“你和董寿平老人联系一下，这块董文焕的墓志铭盖，如果他老人家需要，我就送给他。”当晚，我给董老去电话，我说：“董老，在杜戍村张双才的家里，找到了一块董文焕的墓志铭盖，您老人家看是否有用，张老说送给咱，您看呢？”董老说：“能发现了我祖父的墓志铭的盖，就有希望把墓志铭的底找回来。咱需要的不是盖，需要的是墓志铭的底，因为人一生的功名全刻在墓志铭的底上。墓志盖说的是谁的墓志，只有找到墓志铭的底儿才能清楚地说明我祖父董文焕一生的功名。” 第二天上午，我对张双才说：“我给董老去了电话，他说需要的不是墓志铭的盖，而是墓志铭的底，关键是要找回这块（董文焕）墓志铭的底。”张双才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下，说：“半年前，我的邻居从院子里把一块碑挖出来，扔在村外的庄稼地里了。1969年12月这块墓碑刚一出土，邻居就把这块墓碑拉回家里捶布用。‘文革’结束了，他怕董家的人从城市里回来找他的茬儿，就把这块墓碑埋到了他家的院子里。几年当中，家里办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于是就把院子里的这块墓碑挖出来，扔到村外的庄稼地里了。”张老的这些话，对我寻找董文焕的墓志铭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1993年的深冬，我又来到杜戍村，寻找董文焕的墓志铭。在村民的帮忙下，看了另一通董氏的墓志，盖文为：“皇清诰授武信郎渊若董君墓志铭并序。诰授儒林郎布政司理向婚教第贺毓琬篆盖。例授文林郎甲午科举人吏部候铨知县山左愚弟杨林皋撰文并拜于书丹。渊若配氏有：徐氏、王氏、乔氏、贺氏等四人。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七日刊。”董渊若，即董思深，和董寿平的曾祖董思源是同辈。
这块碑还不是董文焕的墓志铭，我心里想着，虽然有张双才提供的这个线索，但即使找到了扔在庄稼地里的这块碑，不是董文焕的墓志铭还是毫无意义。我在杜戍村的庄稼地里走过来走过去，腿也累了，肚子也饿了，身上也冷得坚持不住了，干脆回吧。
我一个人慢慢地走着，走到杜戍村北的马路上，发现在路旁的废渠底露出石碑的一个角，我走近石碑，用脚蹭了蹭，工整精湛的小楷字体进入了我的眼帘：“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二品顶戴、盐运使衔、甘肃巩秦阶兵备道尧章董公暨配诰赠夫人杨夫人岳夫人合葬墓志铭。”
终于找到了！我整个人顿时兴奋起来，冷饿的滋味，全部消失了。我顺手用地头的玉茭子杆把这块墓志铭碑盖起来。当天，带上我的大哥周国建、侄儿周云亮一起把董文焕的这块墓志铭碑用平车拉到了杜戍对过的士师村（原称皋陶村）周国建的家里。连夜点上蜡烛，将董文焕的这块墓志铭底上的文全部抄下来。天亮后，我嘱咐周国建把这块墓志铭碑保存好，等我和董老商量后，再决定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
几天后，我把抄好的董文焕墓志铭上的全部文字带到了北京。在中日友好医院的康复病房里，亲手送到了恩师手里，当时先生年事已高，身体非常虚弱，他从病床上坐起来，两手捧着我抄来的董文焕的墓志碑文，一口气念完了。他激动地对我说：“我祖父的墓志铭文是翁同龢撰的，他是江苏人，光绪帝的老师，同光年间书法第一；墓志盖上的篆书是谭钟麟书写的，他是湖南人，湖广总督，擅长篆书；墓志底上的小楷书体是祁世长书写的，山西寿阳人，他是祁相国（祁隽藻）的儿子，工书，尤精小楷。他们都和我的祖父交往甚密。”他又看了一会儿手中的铭文说：“国强，你把我祖父的这块墓志铭碑保管好，待我考虑放到什么地方合适，再告诉你。”站在旁边的良达插嘴，让把碑运到北京，老太太说，“国强，听爷爷的，不要听他的。”董老说，“这次你帮了我大忙，把我需要的这块碑找回来了，总算是消除了我多年的这块心病。如果这块碑找不回来，死后也放不下这颗心，今天要特别谢谢你。”我说：“董老，您老人家千万不要这么说，多年来，我经常麻烦你，你教我怎样做人，特别是在书画方面，多次言传身教，使我提高了很多。您老人家为我付出的太多，对我的关心，我永远也感谢不尽。”我们都笑了。
过了一段时间，董老对我说：“国强，你把我祖父的墓志铭碑送到临汾，找地委宣传部长牛文山，把此碑放入临汾地区博物馆，以供史料研究。”
1994年4月7日，我亲手把董文焕的这块墓志铭碑交给牛文山，放入了临汾地区博物馆。
董寿平的祖父董文焕的墓志铭碑文，今天已载入《韩客诗存》内（清董文焕著，李豫、崔永禧（韩国）辑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