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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社会利益矛盾成为危及社会和谐的最主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凸显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重要性。执政党须以社会公正为准绳，通过利益协调进行利益整合，形成社会利益共同体以实现社会和谐，进而建立和谐社会。
关键词：执政党 利益整合 和谐社会
By incumbent party benefit conformity function and harmonious social construction
Ouyang Dongzi
Abstract： Under in the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 benefit differentiation process,the social benefit becomes contradictory endangers the social harmonious most primary factor.Constructs harmonious social the goal to highlight the incumbent party benefit conformity function the importance.The incumbent party must take the society fair as a criterion,carries on the benefit conformity through the benefit coordination,forms the social benefit community to realize the society to be harmonious,then establishment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Incumbent party Benefit conformity Harmonious society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0007-0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方齐心协力，共同促成；更需要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制定适合新情况的施政方略和策略，努力消除和缓解危害社会和谐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发挥自身利益整合功能、进而增强执政能力，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利益分化与重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适应和调节这一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是社会存在和有序发展的前提。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变动是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利益分化所导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是这一时期带有本质属性的重要特征，也是分析这一特定阶段社会政治问题的切入点。
1.影响社会和谐的根本因素——利益矛盾
当前，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物质利益结构的分化和新的物质利益结构的重建，使变革中的社会出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复杂利益群体。在旧有的利益调节机制正在打破而新的利益调节机制尚未健全的体制摩擦空隙和漏洞中，还不规范的市场行为更加加剧了社会利益的严重分化。正如江泽民所指出：“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1］当前我国社会利益矛盾集中在许多方面。
1.1 社会分配不公是各种利益矛盾的焦点。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各阶层普遍关注甚至普遍不满的焦点。“在客观意义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既指收入差距过大、利益反差强烈，又指分配过程中机会的不均等及同工不同酬等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各种现象，两者都会造成公众心理上的不公平感。”［2］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行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如果利益差距过大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则会使后富者产生挫折感，滋生相对剥夺心理，引发社会分化和对立。“相对剥夺心理”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由内在的情感倾向演变为过激的行动，从而对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尤为重要的是，人们所能接受的收入差距只能是勤劳致富、合法致富，如果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或政治的特权联姻，民众不仅很难产生提高效率的热情，而且还会有一种深刻的被欺骗的愤懑和挫折感。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群众对自己不担任公职不一定感到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但一听到公务人员正在侵蚀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损失了。”［3］我国当前个别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设租寻租、官倒官商以及官商勾结的走私贩私等等，已经引起民众怒声如涛、怨声载道，并对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合法性产生了怀疑。如果放任自流，其在社会上引发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1.2 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4］
这种状况导致众多人民群众相对被剥夺感严重，心理失衡，对社会现状不满。“1999年国务院体改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的中国城市居民关注焦点和未来预期调查所显示的结果表明，在我国60多个城市2800户居民中，有82.8%的人对‘社会风气’表示不满，有80.8%的人对‘贫富差别’表示不满。”［5］贫富差距过大的背后是社会公正的被伤害。它会诱发或加重失业率上升、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风险，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使原本属于个案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6］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含有警告意味地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在更均匀的地域内展开，以使整个人口获得改革带来的物质利益。否则政治家们可能要面临国内的不稳定。”［7］
我国现阶段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基尼系数还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不少专家提出，中国要谨防“拉美化陷阱”（“拉美化”是一种病态的现代社会，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人均收入或许不低，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对外依附性过强，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悬殊，人均收入时高时低，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时期得不到保证。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由不合理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风险，防止步入“拉美化”陷阱。
1.3 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1.3.1 失业、下岗人数急剧上升引发社会利益矛盾。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失业和下岗，近年来一直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而这种问题的实质就是利益矛盾甚至是利益冲突。之所以会出现我国失业下岗人数激增的情况，有劳动年龄人口激增的原因，有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有劳动力产业间流转不畅的原因，多种因素造成了我国失业和下岗人数激增的问题。“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远远不能使新的生存结构足以容纳从原有生存结构中游离出来的社会人群，那些既脱离原有生存结构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的社会成员，就成为‘游离态’的社会人群，这些人群在贫富两极化的巨大心理刺激下就会产生强烈的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这种矛盾是导致新的社会不稳定的温床。”［8］
1.3.2 农民工利益的保障和实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农民工是一个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作用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以不平等的身份流动到城市，没有投资经营的资本，只有劳动力，事实上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至多从事一些边缘性的工作。有利益的分化必然就有利益的表达。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经指出：变革感来自于渴望平等的冲动，因为那些地位低下者认为，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社会上弱势群体利益的不断边缘化，必然导致他们社会挫折感的增强，而社会挫折感又会促使他们寻求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机会和渠道。转型时期制度化、规范化的表达渠道和途径建设还相对滞后。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挫折感。于是，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得不到满足，就必然求助于非制度化的表达。结果暴力或冷漠就成为他们宣泄不满、表达利益的基本方式。
上述社会不和谐现象，归根结底源于社会阶层、群体间的利益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表明：物质利益是人们首要的也是根本的利益。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从其对物质利益关系中找到原因，利益是支配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社会“用利益导向取代了价值导向行为”。［9］虽说利益准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人们的利益追求是其社会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但过度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分化，必将在社会阶层、群体间产生利益矛盾，解决不好有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社会对抗，破坏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社会利益矛盾，是引发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社会利益矛盾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解决的问题。如何缓解社会利益矛盾，消除由利益矛盾激化引发的社会对抗的可能性，促进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是摆在我们党面前又一重大的现实课题。
2.构建和谐社会，执政党必须强化其功能——利益整合
政党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成为执政党后，这些功能就和政府宏观协调功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利益整合功能。“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整合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是政党执政的一项根本性的原则。它对于政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加强具有重大的意义。”［10］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如何增强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如何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拥护，如何协调和整合社会各方利益关系，如何促进社会和谐、防止和消弭社会冲突与对抗，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如何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是党在长期执政中必须清醒认识和科学应对的问题。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是政党执政的根本性原则。因为执政党掌握的是国家公共权力，属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和个人所共有，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社会中存在着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政治目标，既可能存在利益一致、目标相同的价值取向，也会存在诸多不同的利益差异，甚至矛盾冲突。在任何一个健康的、理性的、发展的社会，对于执政党而言，既需要团结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齐心协力地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民族共同利益而奋斗，又必须想方设法整合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千方百计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和谐社会局面，求得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争取尽可能多地得到社会认同与民众支持，增强执政的现实合法性基础。因此，整合利益矛盾，化解社会危机，协调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就成为党在执政治国中绕不开、躲不过的问题，也是执政党不可或缺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正是我们党应对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变化与特点，科学把握政党执政规律，深刻总结执政经验教训，强化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必然体现。越是长期执政的党，越需要创建和谐社会，越需要突出整合功能。
3.执政党利益整合的根本原则——社会公正
对于社会中各种利益矛盾，执政党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准绳进行社会整合，公平施政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执政党获得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之一，能否最大限度的符合社会公正原则整合各种社会利益，也是衡量党执政现实合法性的标准之一。
从本质上说，执政党固然有其阶级属性，因而在执政过程中不可能真正代表所有社会阶层和群体，由于执政党手中掌握的是公共权力，执政党就不能不在不损害本阶级和本阶层的根本利益前提下，兼顾各种利益。在这之中应该充分体现公正原则，“在这里的所谓公正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即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11］
以社会公正为准则进行利益整合并在利益整合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追求社会公正，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以下两点：
3.1 社会公正不等于平均主义，执政党所进行的利益整合只能是一种认同性、互补性整合。利益整合不是抽高补低，抽肥补瘦，强行拉平各个利益群体的差距，搞绝对平均主义。整合的前提是承认各种利益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调控职能，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保证所有阶层能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3.2 社会公正不等于社会平等，利益整合过程中当二者矛盾时执政党应舍平等而取公正。履行社会整合职能的执政党不能把社会公正完全等同于平等。公正和平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许多方面，二者是相通的。但是，公正和平等又有不同之处。平等不一定就能带来公正。正如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时所指出的：法律同样禁止富人和穷人露宿街头。所以，当公正和平等发生矛盾的时候，执政党有时要放弃平等的原则，来保证社会的公正。例如，为了社会的稳定，执政党必须对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予以足够的重视。而这就意味着要从社会上的富有者那里收取更多的财富，并通过二次分配用这些财富来接济社会底层的人们。这看上去违背了平等的原则，但却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
4.执政党利益整合的宏观策略——利益协调
对于社会中的各种利益矛盾，从其政治意义的角度考虑，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党已有成熟的经验和方法。在利益分化、社会阶层分化、人们的利益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作为执掌着公共权力的政党，在发挥传统整合矛盾方法优势的同时，更有必要建立以利益关系为基本原则的社会机制，通过利益协调进而解决社会的各种利益矛盾，缓解社会利益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70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69
［3］ 吴忠民.中国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对高收入者缺乏限高［J］.瞭望，2005，（32）
［4］ 王宇江.十六大：老百姓没有狂热只有期待［N］.联合早报，2002.11.4
关键词：执政党 利益整合 和谐社会
By incumbent party benefit conformity function and harmonious social construction
Ouyang Dongzi
Abstract： Under in the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 benefit differentiation process,the social benefit becomes contradictory endangers the social harmonious most primary factor.Constructs harmonious social the goal to highlight the incumbent party benefit conformity function the importance.The incumbent party must take the society fair as a criterion,carries on the benefit conformity through the benefit coordination,forms the social benefit community to realize the society to be harmonious,then establishment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Incumbent party Benefit conformity Harmonious society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0007-0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方齐心协力，共同促成；更需要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制定适合新情况的施政方略和策略，努力消除和缓解危害社会和谐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发挥自身利益整合功能、进而增强执政能力，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利益分化与重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适应和调节这一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是社会存在和有序发展的前提。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变动是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利益分化所导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是这一时期带有本质属性的重要特征，也是分析这一特定阶段社会政治问题的切入点。
1.影响社会和谐的根本因素——利益矛盾
当前，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物质利益结构的分化和新的物质利益结构的重建，使变革中的社会出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复杂利益群体。在旧有的利益调节机制正在打破而新的利益调节机制尚未健全的体制摩擦空隙和漏洞中，还不规范的市场行为更加加剧了社会利益的严重分化。正如江泽民所指出：“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1］当前我国社会利益矛盾集中在许多方面。
1.1 社会分配不公是各种利益矛盾的焦点。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各阶层普遍关注甚至普遍不满的焦点。“在客观意义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既指收入差距过大、利益反差强烈，又指分配过程中机会的不均等及同工不同酬等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各种现象，两者都会造成公众心理上的不公平感。”［2］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行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如果利益差距过大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则会使后富者产生挫折感，滋生相对剥夺心理，引发社会分化和对立。“相对剥夺心理”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由内在的情感倾向演变为过激的行动，从而对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尤为重要的是，人们所能接受的收入差距只能是勤劳致富、合法致富，如果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或政治的特权联姻，民众不仅很难产生提高效率的热情，而且还会有一种深刻的被欺骗的愤懑和挫折感。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群众对自己不担任公职不一定感到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但一听到公务人员正在侵蚀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损失了。”［3］我国当前个别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设租寻租、官倒官商以及官商勾结的走私贩私等等，已经引起民众怒声如涛、怨声载道，并对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合法性产生了怀疑。如果放任自流，其在社会上引发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1.2 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4］
这种状况导致众多人民群众相对被剥夺感严重，心理失衡，对社会现状不满。“1999年国务院体改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的中国城市居民关注焦点和未来预期调查所显示的结果表明，在我国60多个城市2800户居民中，有82.8%的人对‘社会风气’表示不满，有80.8%的人对‘贫富差别’表示不满。”［5］贫富差距过大的背后是社会公正的被伤害。它会诱发或加重失业率上升、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风险，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使原本属于个案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6］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含有警告意味地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在更均匀的地域内展开，以使整个人口获得改革带来的物质利益。否则政治家们可能要面临国内的不稳定。”［7］
我国现阶段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基尼系数还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不少专家提出，中国要谨防“拉美化陷阱”（“拉美化”是一种病态的现代社会，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人均收入或许不低，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对外依附性过强，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悬殊，人均收入时高时低，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时期得不到保证。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由不合理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风险，防止步入“拉美化”陷阱。
1.3 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1.3.1 失业、下岗人数急剧上升引发社会利益矛盾。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失业和下岗，近年来一直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而这种问题的实质就是利益矛盾甚至是利益冲突。之所以会出现我国失业下岗人数激增的情况，有劳动年龄人口激增的原因，有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有劳动力产业间流转不畅的原因，多种因素造成了我国失业和下岗人数激增的问题。“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远远不能使新的生存结构足以容纳从原有生存结构中游离出来的社会人群，那些既脱离原有生存结构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的社会成员，就成为‘游离态’的社会人群，这些人群在贫富两极化的巨大心理刺激下就会产生强烈的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这种矛盾是导致新的社会不稳定的温床。”［8］
1.3.2 农民工利益的保障和实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农民工是一个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作用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以不平等的身份流动到城市，没有投资经营的资本，只有劳动力，事实上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至多从事一些边缘性的工作。有利益的分化必然就有利益的表达。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经指出：变革感来自于渴望平等的冲动，因为那些地位低下者认为，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社会上弱势群体利益的不断边缘化，必然导致他们社会挫折感的增强，而社会挫折感又会促使他们寻求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机会和渠道。转型时期制度化、规范化的表达渠道和途径建设还相对滞后。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挫折感。于是，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得不到满足，就必然求助于非制度化的表达。结果暴力或冷漠就成为他们宣泄不满、表达利益的基本方式。
上述社会不和谐现象，归根结底源于社会阶层、群体间的利益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表明：物质利益是人们首要的也是根本的利益。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从其对物质利益关系中找到原因，利益是支配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社会“用利益导向取代了价值导向行为”。［9］虽说利益准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人们的利益追求是其社会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但过度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分化，必将在社会阶层、群体间产生利益矛盾，解决不好有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社会对抗，破坏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社会利益矛盾，是引发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社会利益矛盾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解决的问题。如何缓解社会利益矛盾，消除由利益矛盾激化引发的社会对抗的可能性，促进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是摆在我们党面前又一重大的现实课题。
2.构建和谐社会，执政党必须强化其功能——利益整合
政党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成为执政党后，这些功能就和政府宏观协调功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利益整合功能。“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整合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是政党执政的一项根本性的原则。它对于政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加强具有重大的意义。”［10］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如何增强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如何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拥护，如何协调和整合社会各方利益关系，如何促进社会和谐、防止和消弭社会冲突与对抗，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如何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是党在长期执政中必须清醒认识和科学应对的问题。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是政党执政的根本性原则。因为执政党掌握的是国家公共权力，属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和个人所共有，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社会中存在着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政治目标，既可能存在利益一致、目标相同的价值取向，也会存在诸多不同的利益差异，甚至矛盾冲突。在任何一个健康的、理性的、发展的社会，对于执政党而言，既需要团结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齐心协力地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民族共同利益而奋斗，又必须想方设法整合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千方百计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和谐社会局面，求得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争取尽可能多地得到社会认同与民众支持，增强执政的现实合法性基础。因此，整合利益矛盾，化解社会危机，协调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就成为党在执政治国中绕不开、躲不过的问题，也是执政党不可或缺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正是我们党应对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变化与特点，科学把握政党执政规律，深刻总结执政经验教训，强化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必然体现。越是长期执政的党，越需要创建和谐社会，越需要突出整合功能。
3.执政党利益整合的根本原则——社会公正
对于社会中各种利益矛盾，执政党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准绳进行社会整合，公平施政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执政党获得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之一，能否最大限度的符合社会公正原则整合各种社会利益，也是衡量党执政现实合法性的标准之一。
从本质上说，执政党固然有其阶级属性，因而在执政过程中不可能真正代表所有社会阶层和群体，由于执政党手中掌握的是公共权力，执政党就不能不在不损害本阶级和本阶层的根本利益前提下，兼顾各种利益。在这之中应该充分体现公正原则，“在这里的所谓公正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即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11］
以社会公正为准则进行利益整合并在利益整合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追求社会公正，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以下两点：
3.1 社会公正不等于平均主义，执政党所进行的利益整合只能是一种认同性、互补性整合。利益整合不是抽高补低，抽肥补瘦，强行拉平各个利益群体的差距，搞绝对平均主义。整合的前提是承认各种利益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调控职能，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保证所有阶层能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3.2 社会公正不等于社会平等，利益整合过程中当二者矛盾时执政党应舍平等而取公正。履行社会整合职能的执政党不能把社会公正完全等同于平等。公正和平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许多方面，二者是相通的。但是，公正和平等又有不同之处。平等不一定就能带来公正。正如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时所指出的：法律同样禁止富人和穷人露宿街头。所以，当公正和平等发生矛盾的时候，执政党有时要放弃平等的原则，来保证社会的公正。例如，为了社会的稳定，执政党必须对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予以足够的重视。而这就意味着要从社会上的富有者那里收取更多的财富，并通过二次分配用这些财富来接济社会底层的人们。这看上去违背了平等的原则，但却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
4.执政党利益整合的宏观策略——利益协调
对于社会中的各种利益矛盾，从其政治意义的角度考虑，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党已有成熟的经验和方法。在利益分化、社会阶层分化、人们的利益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作为执掌着公共权力的政党，在发挥传统整合矛盾方法优势的同时，更有必要建立以利益关系为基本原则的社会机制，通过利益协调进而解决社会的各种利益矛盾，缓解社会利益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70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69
［3］ 吴忠民.中国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对高收入者缺乏限高［J］.瞭望，2005，（32）
［4］ 王宇江.十六大：老百姓没有狂热只有期待［N］.联合早报，200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