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抗生素制造和消费大国，也是一个污染大国。据报道，2010年我国生产约21万吨抗生素原料，其中3万吨用于出口，8万吨用于临床，还有10万吨用于非临床应用。非临床这部分绝大多数用于动物养殖业。高档水产品因为经济价值高，抗生素用量更多。2006年上海市场查了一下多宝鱼，多宝鱼体内抗生素残留大量超标。
　　另据报道，在我国，抗生素在住院病人中使用率达到70%，占医院整个用药费用约30%左右，每人每年平均要挂8瓶水。所以到医院看病，被戏称为“三素一汤”，即“维生素、激素、抗生素加一瓶盐水”。到医院看病，抗生素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好像已经演变为一种文化，病人喜欢挂瓶，医生愿意给你挂瓶。“限抗令”实行3年来，医院抗生素费用约从26%降到13%（美国为3%左右），这也是喜忧参半。
　　2008年至今，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控制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文件，关键是2012年8月13号开始执行的84号文件。该文件出台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抗生素临床滥用。文件明确3条：一是非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二是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三是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所以抗菌药物的规定，包括一些管理、监管很厉害，处方要抽查，否则吊销资格，非常严格。实际上，临床滥用抗生素导致细菌耐药性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非临床抗生素滥用。
　　除了分级，84号文件还用“数量”监管：三级医院不能超过50种，二级医院不超过35种，同一通用名称注射剂和口服剂型各不超过2种。也就是说对每个医院来讲，源头采购抗生素受到很大限制。“限抗令”立刻引起了市场变化，效果显著。
　　需要指出的是，同时应该有科学研究跟进，比如，限制抗生素使用后，病人“收益率”是否下降？细菌“耐药谱”是否改变？医生“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等。
　　为什么“限抗令”会起到这么大作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遏制了抗生素的过度治疗和滥用，主要是靠行政命令。但是，遏制过度治疗靠行政命令行吗？可持续吗？行政命令有监管成本，抗生素药物监管为什么最近又有回升？监管成本太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不监管就会慢慢松动，一松动就要回头，所以监管成本是不是能够承受？
　　当然，医疗制度缺位更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外有保险公司来制约医院，我们有谁来制约它？因此，防止抗生素滥用还需“多管齐下”，方能科学、可持续。
　　（作者为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