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底，约翰·凯恩斯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著名公开信。后者于当年早些时候就职，正面临着经济衰退导致全国1/4劳动力失业的困局。总统早前已经出台了雄心勃勃的新政，涵盖公共工程项目、农业补贴、金融监管和劳工改革。他还带领美国脱离了金本位，使国内货币政策变得更加自由。
　　凯恩斯对这些政策的总体方向表示认可，但也做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他担心罗斯福会过度扩大其政策议程，从而使经济复苏工作复杂化。他认为总统在增加总需求方面做得太少，而在改变经济规则方面却做得太多了。凯恩斯尤为关注《国家工业复苏法案》，担心法案大大扩展了劳工权利会削弱商业信心，甚至质疑罗斯福所听取的一些建议是否“疯狂而反常”。
　　凯恩斯并未对罗斯福经济学进行过太多思考，但至少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评论家。由于新政的大部分内容都违背了当时的经济正统观念，罗斯福的政策几乎没有得到多少主流经济学家的支持。正如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在他最近那本引人入胜的著作《美国违约》中所阐述的那样，当时经济学家的通行观点是，打破美元与黄金的关联会导致破坏和不确定性。罗斯福“智囊团”里唯一称得上经济学家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斯福德·图格威尔，当时他才41岁，甚至连研究生都没带过。
　　那么在当下，面临着几乎与大萧条时期一样紧迫的挑战之时，经济学家的建议会变得更有帮助吗？
　　当前，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所遭遇的不平等以及黯淡收入前景，正在腐蚀自由民主国家的根基。支撑全球化的规则亟需改革，而气候变化则继续对人类的存续构成威胁。这些问题都需要大手笔的回应，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家似乎一直关注于一些小修小补，而不会触及构建经济博弈规则的权力结构。
　　经济学家们其实可以通过采纳更广阔的视野来迎接挑战。不久前，我和一群知名经济学家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包容性繁荣的经济学”的倡议。从劳动力市场、金融到创新政策和选举规则，我们的目标是，推动更具雄心壮志的政策思想，更加关注不平等和排斥现象，以及让这类思想得以滋生的权力不平衡状况。
　　当代经济研究如果可以被恰当采纳的话，实际上完全可以催生一些创建更公平社会的新思路。经济学可以成为“包容性繁荣”的盟友。我们的口号是“基于实证的政策”，这种“基于实证”的手段并不是为了强化那些附身于現有制度安排之上的政策所包含的保守偏见；相反，这种手段会鼓励试错。
　　市场需要依赖一整套体制来创造、规范和稳定它们。这些体制的形式也不是预先确定的。财产和合同—市场运作所需的最基本体制—就是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设计的法律架构。在我们努力应对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新现实时，关于不同权益所有者之间产权分配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
　　而贯穿我们整套初始政策建议的一个共同主题，则是影响当代全球经济运作的权力不对称。谁在工资和就业福利谈判中占据上风？谁可以穿越国境，谁又被困在家中？谁能逃避税收，谁只能乖乖交钱？谁设定了贸易谈判的议程，谁被排除在外？谁可以投票，谁被实际剥夺了公民权？在我们看来，解决这种不对称问题不仅在分配的角度有意义，对于整体经济绩效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而经济学家们拥有一整套强大的理论工具，让他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我们尝试的一切不一定都会成功，但如果我们不去重新领会罗斯福信条的价值观—“大胆而持续地试验”，那么就注定会失败。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直接贸易谈判：明智的世界经济理念》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