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西汉大墓发掘至今，渐入佳境。多位著名秦汉考古学家研讨后一致认为，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到2016年1月15日，南昌西汉大墓主棺整体提取到实验室，大量证据已经指向了墓主人的身份——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专家如何证明墓主身份，最重要的就是依据汉代礼制进行判断。
　　发掘之初，海昏侯与侯夫人两座主墓封土占据了墓园最高的位置，有东、西两座，如何区分夫妻？考古专家分析，汉代以右为尊，右侧封土堆下的墓主人应当是海昏侯。果然，在完成地表清理后发现，右侧的堆封土、夯土、祭台均大于左侧，是为海昏侯之墓。两墓均呈覆斗形——从战国时起，封土以方形为贵，即为覆斗形。七座祔葬墓、一座车马坑主要分布在墓园东南面、北面和西面。
　　在海昏侯墓园内，2座主墓和7座祔葬墓均发现祠堂，又称墓祠，是放逝者牌位，祭祀祖先的地方。祠堂祭祀体系之完整，极为罕见。
　　随后发掘陵寝一座，位于主墓墓道南部约80厘米处，平面呈方形，边长约10米，面积约100平方米，由4座平面呈曲尺形的夯土基址组成。它是主墓前礼制性高台建筑的主体建筑之一，是摆放亡者衣冠、几杖之具的地方。按照西汉祭祀礼仪制度，守陵人要像侍奉生者一样，“日上四食”，“日祭于寝”。可见汉代厚葬之风盛行，“事死如事生”。
　　也正因“事死如事生”，海昏侯主墓结构呈居室化倾向，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汉代葬制的西汉列侯墓，之前发现的一些汉墓多沿用楚制。椁室面积达400平方米，由甬道、东西车库、回廊形藏閤、主椁室构成，布局完整，功能齐备。
　　北回廊按功能区分为衣笥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西回廊按功能区分为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器库;东回廊按功能区分为厨具库;南回廊甬道两侧为车马库;甬道按功能区分为乐车库。此外，每个功能分区均发现有属遣策一类的带有文字的木牍和各式造型的青铜灯。
　　主椁室内更为丰美的文物也将礼制勾勒出来。按照礼制，“堂”是墓主接待宾客和办公的地方，通常应放置坐榻。而墓主在“寝”和“室”的位置都有床榻，由此，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秦汉考古学会会长信立祥推断，可能是墓主生前身体不好，在接待宾客和办公时需要长卧。据《资治通鉴》记载，昌邑王刘贺身材高大却有疾病，行动不便，《汉书》称是风湿病，这样的记载恰与主椁室的两处床榻相吻合。
　　同样在主椁室东南面的床榻下发现了十只青铜鼎，更有力地证明了墓主人身份之高贵。信立祥解释，西周中期以来形成了用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到了汉朝，尽管用鼎规制逐渐衰落，使用铜鼎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流传下来的“九鼎天子之制”还是不敢僭越的。信立祥介绍说，这次出土的十个鼎不是成套的，其中有8个鼎“耳朵”是方形的，2个鼎“耳朵”是圆形的。历代海昏侯中，只有汉废帝刘贺的墓中有可能出现九鼎。另外，也有专家认为，九鼎、七鼎的礼制，在汉代慢慢淡化了，不能由此推测墓主身份。
　　与鼎配套的玉质耳杯、镶嵌有宝石的几案、用来烤肉的青铜染炉、用来饮酒的铜壶等器物，专家推测，如此齐全、高等级的宴饮用具表明了墓主身份的尊贵。《周礼》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9只青铜鼎证明了墓主必是诸侯王以上的贵族。
　　在主椁室西侧的床榻下，25枚马蹄金与189只金饼熠熠生辉，创下了我国汉墓考古史上之最。马蹄金是皇帝的赙赠之物，金饼则是财富的象征。数量如此之多的马蹄金和金饼的发现，再次将墓主身份推向刘贺。
　　在大墓的北藏阁，清理出土了两堵共24件编钟，保存较好;还出土了一堵非常稀有的铁编磬，应为全国首例。《周礼》记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轩县是三面悬挂。按照礼制，“四堵为帝，三堵为王”，三堵编钟明显高于墓主身为“侯”的级别，仅刘贺曾经具有王、帝的身份。南昌西汉大墓出土三堵悬乐，墓主身份明显高于侯。考古学家张仲立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超规格的墓葬，有两种可能：第一，当时的墓葬制度并不森严，某一代海昏侯为了彰显声望而刻意为之;第二，墓主可能就是刘贺，他的一生经历了从王到帝再到侯的跌宕，有可能是汉宣帝对刘贺的特殊厚待，也可能是刘贺自己刻意为之。
　　车马坑的发现也尤为重要。此次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信立祥认为，西汉王侯出行的车驾主要有“安车”和“轺车”，安车为座乘，轺车为立乘。乘坐4匹马的车是汉代王侯出行的最高等级，由此有“驷马难追”之说。海昏侯墓的车马坑是5辆车20匹真马，正好是4匹马一辆车，这也说明墓主人身份高贵。
　　信立祥进一步分析说，从清理出的车具如盖弓帽、杠箍、龙虎首轭饰、辕首饰、衡饰、车义、车軎等，马具如络饰、衔镳、当卢等多鎏金错银和麻质伞盖看，与《后汉书·舆服志》所载“龙首衔轭”、皇太子、皇子所乘“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的“王青盖车”相似。
　　而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则有一个更直接的推断。公元前33年，汉成帝下令废除诸侯王车马陪葬制度，根据历代海昏侯生卒时间，可以推断墓主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2015年12月15日发掘的玉质龟钮玉印“大刘印信”，彰显墓主的政治身份。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金石学者熊长云分析说，在秦汉高等级玺印中，印面通常会落上印主职官、封号或姓字，以契合征信之含义。以往出现的同为列侯用印的西汉“宛朐侯埶”印以及“汾阴侯昌”封泥等，不仅包含所封侯爵之名，也包括印主之名，具有独一无二的指向。而即使在简单的单字私印中，通常也至少会单列一私名，以区别于他者。但在“大刘记印”中，“大（巨） 姓氏”的称谓则并不具备单一指向性。若仅凭借此印内容，并不能判定海昏侯墓主是四代海昏侯中的何者。就印章本身意义而言，“大刘记印”作为私印，彰显家族身份，却回避个人信息，这在已发现的高等级玺印中的确罕见。
　　此印为龟钮玉印，在汉代玺印中不多见。私印虽然并无明确的印制，但在汉代高等级印章中，印钮往往暗含有印主的政治身份，也体现出一种政治文化。按照卫宏《汉官旧仪》，“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应劭《汉官仪》：“印者，因也。所以虎纽，阳类。虎者，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群下也。”而相比之下，龟钮有着不同的含义。《汉官仪》在解释龟钮印制时，提示，“龟者，阴物。抱甲负文，随时蜇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目前所见的列侯印，如“宛朐侯埶”印、“石洛侯”印等，皆是龟钮。“大刘记印”作为海昏侯印，采用龟钮，可能同样包含臣属之寓意，是合于列侯政治身份的。
　　但在印文中强调“大刘”，又似乎与臣属身份不合。从这一点来看，“大刘记印”在印文和印制上所具有的特殊性，或许指向了海昏侯的特殊身份与境遇。而四代海昏侯中，刘贺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位。
　　墓中发掘的文物，还证明了墓主对儒学的尊崇。
　　2015年11月14日，考古工作人员在墓西室清理出了一具铜质的孔子屏风组件，题字中“孔子”“颜回”“叔梁纥”清晰可辨，专家认为应该是关于孔子生平的描述。信立祥认为，这是迄今以来所有载体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
　　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副组长张仲立补充说，“这是贵族阶层的一种文化氛围。在这种背景下，室内装饰也开始出现圣贤像。推测这件屏风是海昏侯生前所用，因为屏风并不属于古代丧葬制度中必备的物品。”海昏侯生前将屏风置于案边，以便于随时瞻仰圣人风采。
　　鉴于以往出土文物稀少，过去30多年多间，史学界有超过180篇论文对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的情况进行讨论，质疑不断，显然孔子屏风的出土是最有力的回应，它从侧面印证了西汉中晚期统治阶层独尊儒术、贵族阶层流行尊孔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