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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以往过度依赖“三驾马车”的纠正，多余产能需要及时淘汰。
市场与政府都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工具，要善用两种工具获得经济的稳定
3月22日至25日，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政要、知名学者和工商界等领域代表，聚首博鳌小镇。四天时间，共召开了50多个分论坛会议，论坛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
在分论坛中，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分论坛最为引人关注，大家希望透过论坛内容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
3月23日下午，在“‘三驾马车论’再思考”分论坛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不同意吴敬琏关于“三驾马车”的说法，他不认为“三驾马车”理论是错误的分析框架。
近些年来，在分析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政府和学术界习惯用“三驾马车论”，认为经济增速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的需求强度。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批评认为，“三驾马车论”分析方法有重大的缺陷，是用短期需求的分析去解决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而在林毅夫看来，每年的经济增长有3个来源，即出口、投资、消费，过去、当前、未来皆如此，并无不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宏观经济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之时，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
根据“三驾马车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对于“三驾马车论”，从2012年开始，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开始撰文提出，这一套分析方法有重大的缺点。吴敬琏认为，“三驾马车”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的强度决定供给的规模，因此，产出总量等于由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不过即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也只是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讨论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趋势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研究应对增长减速的方针政策，可以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吴敬琏认为，由这种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以进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国际经济格局。
“每一次出现了经济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许多人已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研究长期增长趋势更可靠的方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估量。”吴敬琏说。
吴敬琏还举例称，2009年，政府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
林毅夫对此予以了反驳。他认为，从投资增长率来看，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也就是从2005年到2010年“十一五”规划当中，中国的投资年均增长率是25.5%;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也就是从2010年到2015年这五年中国年均投资增长率是17.7%。
“去年当我们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投资的增长率只有10%了，我们把价格因素考虑进去的话也只有12%，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讨论放在我们的背景当中，为什么我们要谈供给侧的改革，并不是因为中国投资太多了。”林毅夫说。
从消费比重来看，2006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到40%。2015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66.4%。
因此，在林毅夫看来，“如果你把这些事实加以考虑的话，我们再讲中国为什么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候，不能够再说中国投资太多、消费太少了！当然理想的状况我们提高投资的效率再好不过了，我们中国过去这样做，将来也应该这样做。”
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三驾马车论’再思考”分论坛上，对于“三驾马车论”是否存在缺陷的问题，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陈志武表示，消费投资出口等等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问题在于谁来决定这个投资，谁来决定消费和出口。
陈志武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以往过度依赖“三驾马车论”的纠正，多余产能需要及时淘汰。市场与政府都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工具，要善用两种工具获得经济的稳定。“同时，中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是发展有深度的可靠资本市场。”
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以往过度依赖“三驾马车论”的纠正，那么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
在吴敬琏看来，高增长的背后“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
吴敬琏还认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促成高增长：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中国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令吴敬琏担忧的是，“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他认为，研究长期增长趋势更可靠的方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即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估量。 也正是因为缺乏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即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评估，政府推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
3月23日，海南琼海，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在陈志武看来，一些产能过剩是以往干预市场的结果。“如果是市场自然引导的投资消费，那么我们就无须分清到底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
由于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普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判断周期被大幅缩短。因此，陈志武还建议，经常参与政策讨论者要“给市场一些时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既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就不要过度驱动刺激经济，给市场一些空间。
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三驾马车论’再思考”分论坛上，参与讨论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也认为，重新考虑增长的“三驾马车”很有必要。“近年来，人们过度依赖投资和信贷的扩张。过去生产力下降的原因有结构性原因，也有其他原因。如何对资金和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分配，这是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尼古拉斯·拉迪还介绍了关于美国供给侧改革的比较经验。“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就是减税。”
OECD G20协调人加布里尔拉·拉莫斯则建议，中国应该先找出目标是什么。要实现这个目标，相配套的社会医疗投资，创新研发政府投资以及包括宽带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将是长期性问题。
“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困扰中国，全世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加布里尔拉·拉莫斯看来，应当通过市场来削减过剩产能。政府要适时发挥监管作用，但企业在市场中的介入和退出则不应成为政府的着力点。同时，政府也要注意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投资的质量非常重要，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此外，拉莫斯还强调，“只让央行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没有与之配合的供给侧改革和财政政策，是行不通的。”
市场与政府都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工具，要善用两种工具获得经济的稳定
3月22日至25日，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政要、知名学者和工商界等领域代表，聚首博鳌小镇。四天时间，共召开了50多个分论坛会议，论坛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
在分论坛中，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分论坛最为引人关注，大家希望透过论坛内容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
3月23日下午，在“‘三驾马车论’再思考”分论坛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不同意吴敬琏关于“三驾马车”的说法，他不认为“三驾马车”理论是错误的分析框架。
近些年来，在分析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政府和学术界习惯用“三驾马车论”，认为经济增速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的需求强度。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批评认为，“三驾马车论”分析方法有重大的缺陷，是用短期需求的分析去解决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而在林毅夫看来，每年的经济增长有3个来源，即出口、投资、消费，过去、当前、未来皆如此，并无不妥。
提高投资效率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宏观经济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之时，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
根据“三驾马车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对于“三驾马车论”，从2012年开始，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开始撰文提出，这一套分析方法有重大的缺点。吴敬琏认为，“三驾马车”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的强度决定供给的规模，因此，产出总量等于由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不过即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也只是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讨论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趋势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研究应对增长减速的方针政策，可以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吴敬琏认为，由这种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以进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国际经济格局。
“每一次出现了经济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许多人已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研究长期增长趋势更可靠的方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估量。”吴敬琏说。
吴敬琏还举例称，2009年，政府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
林毅夫对此予以了反驳。他认为，从投资增长率来看，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也就是从2005年到2010年“十一五”规划当中，中国的投资年均增长率是25.5%;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也就是从2010年到2015年这五年中国年均投资增长率是17.7%。
“去年当我们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投资的增长率只有10%了，我们把价格因素考虑进去的话也只有12%，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讨论放在我们的背景当中，为什么我们要谈供给侧的改革，并不是因为中国投资太多了。”林毅夫说。
从消费比重来看，2006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到40%。2015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66.4%。
因此，在林毅夫看来，“如果你把这些事实加以考虑的话，我们再讲中国为什么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候，不能够再说中国投资太多、消费太少了！当然理想的状况我们提高投资的效率再好不过了，我们中国过去这样做，将来也应该这样做。”
给市场一些空间
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三驾马车论’再思考”分论坛上，对于“三驾马车论”是否存在缺陷的问题，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陈志武表示，消费投资出口等等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问题在于谁来决定这个投资，谁来决定消费和出口。
陈志武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以往过度依赖“三驾马车论”的纠正，多余产能需要及时淘汰。市场与政府都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工具，要善用两种工具获得经济的稳定。“同时，中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是发展有深度的可靠资本市场。”
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以往过度依赖“三驾马车论”的纠正，那么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
在吴敬琏看来，高增长的背后“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
吴敬琏还认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促成高增长：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中国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令吴敬琏担忧的是，“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他认为，研究长期增长趋势更可靠的方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即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估量。 也正是因为缺乏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即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评估，政府推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
在陈志武看来，一些产能过剩是以往干预市场的结果。“如果是市场自然引导的投资消费，那么我们就无须分清到底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
由于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普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判断周期被大幅缩短。因此，陈志武还建议，经常参与政策讨论者要“给市场一些时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既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就不要过度驱动刺激经济，给市场一些空间。
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三驾马车论’再思考”分论坛上，参与讨论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也认为，重新考虑增长的“三驾马车”很有必要。“近年来，人们过度依赖投资和信贷的扩张。过去生产力下降的原因有结构性原因，也有其他原因。如何对资金和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分配，这是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尼古拉斯·拉迪还介绍了关于美国供给侧改革的比较经验。“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就是减税。”
OECD G20协调人加布里尔拉·拉莫斯则建议，中国应该先找出目标是什么。要实现这个目标，相配套的社会医疗投资，创新研发政府投资以及包括宽带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将是长期性问题。
“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困扰中国，全世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加布里尔拉·拉莫斯看来，应当通过市场来削减过剩产能。政府要适时发挥监管作用，但企业在市场中的介入和退出则不应成为政府的着力点。同时，政府也要注意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投资的质量非常重要，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此外，拉莫斯还强调，“只让央行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没有与之配合的供给侧改革和财政政策，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