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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年来，“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问題一直不绝于耳。文学界不必说了。我在大学教书，学生们也常常问这样的问题。由此可见，国人有深重的“诺贝尔情结”。这“情结”，无疑是中国文化何时走向世界、何时得到世界的尊重这一心态的强烈体现。虽然，事实上，中国文化已走向了世界——从无人不爱的中国菜到神奇无比的“功夫”，还有高深莫测的“风水”、华美绝伦的京剧、酣暢淋漓的张艺谋电影……但国人并不满足。他们还渴望中国作家拿下诺贝尔奖。到了2000年，已经加入了法国籍的华人作家高行健拿了那个奖，可是，“法国籍”的身份仍然給好事者留下了话柄。这一次，莫言终于争了这口气，圆了这个梦。关于“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老问题应该可以烟消云散了吧！
回首此前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令人感慨。
有作家曾经认为，中国作家难以走向世界的根本症结是翻译不力。可事实上，好些当代中国作家的书都被翻译成外文，而且在国外卖得不错。
也有人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不可能获诺奖。可现成的例子是，日本的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十分推崇莫言。他早就预言莫言能拿那个奖。一个诺奖得主如此推崇一位中国作家，还不足以说明中国作家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流作家的行列么？而今，大江健三郎的预言果然实现。这对于那些骨子里为自己是华人而感到自卑的人们，应该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吧！
如此说来，能否拿那个奖其实有相当的运气成分。西方有些伟大的作家（例如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厄普代克……）长期名列诺奖候选人中，却一直与之无缘;而有些成就其实一般的作家却阴差阳错地获了奖，并因此引起了理所当然的质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拿奖，有时是众望所归;有时，则像买彩票一样，需要运气。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和莫言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作家，还有不少：贾平凹、韩少功、刘震云、余华、王安忆、阎连科……包括已故的史铁生，都有问鼎诺奖的实力。莫言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
二
莫言获奖的理由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其中，“民间故事、历史”都是中国元素的代名词。
莫言的早期作品就很有诗情画意。例如他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就写得空灵而神秘。《民间音乐》通过一个村姑的独立自強、超凡脱俗以及她对一个流浪盲艺人的无望之爱，写出了普通人对于心心相印境界的追求和那追求的感伤意味。小说中关于“那洞箫要在月夜呜咽，方显得意境幽远，情景交融”的描写就颇得古风之妙，读来意境朦胧、余音绕梁。《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小说通过一个一言不发却情感丰富的乡村孩子对于爱和梦想的痴迷与幻灭，表达了作家的童年记忆。“透明的红萝卜”成为虚幻又美好的梦想的象征。在谈到《透明的红萝卜》的风格时，作家说道：“生活中是五光十色的，包含着许多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生活中也充满了浪漫情调，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涵着浪漫情调。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象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象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①这番话表明了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虽然故事的背景是“文革”，但是小说主人公黑孩那些奇特美丽的感觉、那个透明而虚幻的梦却被作家写得那么朦胧可爱、惹人神往。其中，既有作家本人的童年记忆，又有对心灵可以超越世界的哲理感悟，还有对人的丰富、细腻感觉的纤毫毕现的诗意刻画。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作家强调《透明的红萝卜》的古典意蕴，可是由于小说显而易见的先锋气质，此作也被公认为“新潮小说”的代表作。如此看来，莫言的“新潮小说”也可以说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小说”了。
追求现代派风格，却绝不跟在西方文学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努力将中国的文化元素揉进去——这是许多中国作家的清醒意识和自觉追求。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东方意识流”之称，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将荒诞手法与巫楚色彩熔於一炉，高行健致力于“禅剧”的创作……都因此而难能可贵。
然而，莫言没有止于此。莫言善变。
三
在莫言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这足以表明：莫言无意让“魔幻现实主义”束缚住自己“天马行空”的天性。
时而，那批判指向的是底层人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例如与《红高粱》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筑路》，就深入刻画了“文革”中一群民工的麻木心态：“那年头人都像半傻，脸上都挂着死相，人人都相识，人人都陌生。”杨六九有了一点小权，就“感到当官确实胜过为民，代理队长也可以倒背着手不挖土”;后来，他为了风骚女人向荞麦居然杀害了向的残疾丈夫;孙巴子喜欢偷鸡摸狗，因为老婆生了双胞胎，担心罚款，就遗弃了女婴，却最终因为目睹那女婴被疯狗吃而绝望自尽;来苏意外发现了金银首饰，又因为那些金银的失踪而疑心孙巴子，与其打斗，并最后发疯……一切都显得那么贪婪、残忍、疯狂，同时，也显得那么可怜、可悲！还有短篇小说《草鞋窨子》，也通过对几个农民悲惨生活的刻画写出了他们的可怜、可恨：袁家兄弟因为贫穷合娶一妻，却彼此冷漠到从不说话;小轱辘子因为想占女人的便宜而被人算计;与他相好的寡妇因为被男人们欺负怕了，只好嫁给县长的爹;还有“大白鹅”因为与镇上的头面人物睡过觉而不可一世、无人敢惹……一切都与贫穷、冷漠、势利、乖戾密不可分。再看短篇小说《枯河》，写一个乡村男孩在支书女儿的激使下爬树，没想到树枝断了，他摔成重伤，却因为树枝划破了支书女儿的脸而受到了支书的脚踢、抽打，还有胆小如鼠的母亲的毒打、亲哥哥的抱怨……小说写出了一个孩子的绝望，也道出了“人世的寒冷”。更有中篇小说《弃婴》，也通过暴露乡村抛弃女婴的罪恶，诅咒“人类进化至如今，离开兽的世界只有一張纸那么薄”，“我恨透了丑恶的人类”的冷酷现实，同时也诅咒“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这些显然打上了作家痛苦的故乡记忆的作品，与他旨在揭示“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农村，尽管生活很贫穷落后，但生活中还是有欢乐，一点欢乐也没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②这一感悟的名篇《透明的红萝卜》形成了反差相当大的对照。 时而，那批判又燃烧着“为民请命”的义愤：1988年，莫言发表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小说就是根据1986年山东苍山县的一起民变写成。农民们响应县政府号召种蒜薹并获得了丰收，却因政府任意征税、压低收购价格而损失惨重。加上县长、乡党委书记的麻木无情终于激怒了大家，人们自发包围了乡政府，打砸一气，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小说相当谨慎地绕过了正面描绘暴动的过程，而是通过几个
参与了闹事的农民被捕以后的遭遇写出了他们的悲愤与绝望：“反正是我也活够了……”“我窝囊了
半辈子，窝囊够了！”“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我求你们枪毙我！”小说通过辩护人之口道出了1980年代已经出现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农村经济改革带给农民的好处，正在逐步被蚕食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本的原因，在于天堂县昏聩的政治！”“这些干部，是社会主义肌体上的封建寄生虫！所以，我认为，被告人高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是农民觉醒的进步表现，并不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最后，闹事的农民被捕，而县政府领导在受到处分后调任他职的结局也令人长叹、义愤难平。
时而，那批判还散发出说不清道不明的生活气息，例如中篇小说《金发婴儿》就写的是一个军嫂的婚外情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伦理悲剧，但作家着力渲染的却是那场婚姻的无爱、是军嫂紫荆追求爱情的大胆，还有对于军人被压抑的性意识的刻画、军人母亲对媳妇出轨的理解（因为她本人年轻时也与意中人私奔过），以及军人最终失去理智、杀死紫荆的私生子的罪孽……小说中，不幸与叛逆、压抑与释放、理解与隔膜都缠绕成一团乱麻，令人欲说还休。莫言曾经说过，《金发婴儿》“深入到人的隐秘世界里……我个人最喜欢。”③还有那部刻画乡村中学生苦闷情绪的中篇小说《欢乐》。一个中学生，因为“痛感世道不公”而想上大学，却又喜欢心猿意马、调皮捣蛋，不仅学习成绩一直不好，而且心性浮躁，一次次饮恨考场;相好过的女孩的自杀使他也一度万念俱灰;家里因为哥哥超生又拿不出罚款而雪上加霜;回到家务农却因为疯狂喷洒农药而中毒……围绕这些情节，小说也触及了村主任的横行霸道、复员军人的愤怒抗争……一切都令人纠结，好像不仅仅与“国民性”有关，也不仅仅与“腐败”有关。无论怎么折腾，就是摆脱不了窝囊的厄运。冥冥中，宿命的主题呼之欲出。
由此可见，莫言没有因为追逐“新潮”而放弃批判现实的立场。事实上，这种批判现实的立场一直就是中外许多作家坚守的阵地。无论是写实派，还是浪漫派，或者是现代派，都常常在这里集合。
四
都知道莫言崇拜美国作家福克纳。他曾经多次表达过对福克纳的敬佩。福克纳给他的重要启迪是：“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世界密切相连，历史的血在当代人的血脉中重复流淌，时间象汽车尾灯柔和的灯光，不断消逝着，不断新生着。”④在题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中，他还说福克纳与自己的心心相映：“譬如他从小不认真读书，譬如他喜欢胡言乱语，譬如他喜欢撒谎……”“我承认他是我的导师”。⑤
然而，读过《丰乳肥臀》以后，我想起了另一位美国作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因为《丰乳肥臀》的一个情节与艾萨克·辛格的名著《傻瓜吉姆佩尔》颇有相似之处。
“傻瓜吉姆佩尔是当代犹太小说中的主要傻瓜”。⑥小说描写了一个善良的人，吉姆佩尔，因为善良而容易受骗，常常被人捉弄。而他仍然像“机器人一样相信每一个人”。当他偶而斗胆表示怀疑，捉弄他的人们反而会勃然大怒。这样一来，妥协的常常是吉姆佩尔。他因此而显得善良又懦弱。在现实生活中，善良常常也难免会与懦弱混杂在一起的——小说开篇就写出了人生的苦涩哲理。而这哲理，又浸透了犹太民族长期被欺凌的苦难记忆。小说中写道，当吉姆佩尔因为困惑去找“拉比”（犹太教教士）求教时，“拉比”的回答是：“书上写着：当一辈子傻瓜也比做一小时恶人强。你不是傻瓜。他们才是傻瓜呢。凡是令其邻人感到羞耻的人，自己就会失去天堂。”这是犹太民族的信念。这一信念与中华民族关于“以德报怨”的训诫十分相近。而吉姆佩尔在无奈中产生的“一辈子不吃点苦头，那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抱这样的期望”的自我安慰，也在使人叹息的同时隐隐使人感动。作家在写出了善良可怜的同时也写出了善良的根深蒂固。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吉姆佩尔的婚姻悲剧。他是在明知老婆艾尔卡放荡、厉害、邋遢，而且有一个私生子的前提下被人们捉弄著与她结婚的。在他婚后不到四个月，她又生下一个孩子。尽管吉姆佩尔为此十分痛苦，但他还是“忘记自己的苦恼”，因为，他“爱那孩子爱得要命。”为了养家糊口，他努力工作。他的想法是：“你怎么办？肩膀是上帝给的，负担也是上帝安排的。”艾尔卡的放荡没有因此而收敛。连“拉比”都觉得他们应该离婚了。可问题是吉姆佩尔本人却割舍不了对艾尔卡和孩子的想念。他的想法是：“过失有时是难免的。人活着谁能没个错。”“今天你不相信自己的妻子，明天你就连上帝也不相信了。”知道他难堪的人挖苦他，嘲笑他，而他的态度是：“取笑吧，挖苦吧，你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他继续忍受着妻子的不忠，与她生活了二十年。她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只到临终时才良心发现，向吉姆佩尔坦白，乞求他的宽恕：那些孩子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善良的报应吗？
小说最后一节写了艾尔卡死后吉姆佩尔做的两个梦。一个梦是魔鬼告诉吉姆佩尔，应该学会骗人。因为，没有什么“来世大审判”，也没有上帝。这个梦无疑真实地流露出吉姆佩尔苦难而窝囊的一生的内心体验：他的忍耐、宽容并没有感化悍妻。在另一个梦中，艾尔卡的叹息又使他惊醒：“我骗来骗去，结果还是骗了自己。我正在为这一切忍受煎熬，吉姆佩尔。在这里他们什么都不宽恕。”在这个梦中，“来世大审判”的信念似乎显灵了。吉姆佩尔最终得到了安慰：“我意识到一切都成败未定。现在一步走错，就会失去永生。”说到底，是对于“善有善报”的信念使吉姆佩尔没有被魔鬼引上作恶的歧途。⑦
多年来，“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问題一直不绝于耳。文学界不必说了。我在大学教书，学生们也常常问这样的问题。由此可见，国人有深重的“诺贝尔情结”。这“情结”，无疑是中国文化何时走向世界、何时得到世界的尊重这一心态的强烈体现。虽然，事实上，中国文化已走向了世界——从无人不爱的中国菜到神奇无比的“功夫”，还有高深莫测的“风水”、华美绝伦的京剧、酣暢淋漓的张艺谋电影……但国人并不满足。他们还渴望中国作家拿下诺贝尔奖。到了2000年，已经加入了法国籍的华人作家高行健拿了那个奖，可是，“法国籍”的身份仍然給好事者留下了话柄。这一次，莫言终于争了这口气，圆了这个梦。关于“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老问题应该可以烟消云散了吧！
回首此前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令人感慨。
有作家曾经认为，中国作家难以走向世界的根本症结是翻译不力。可事实上，好些当代中国作家的书都被翻译成外文，而且在国外卖得不错。
也有人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不可能获诺奖。可现成的例子是，日本的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十分推崇莫言。他早就预言莫言能拿那个奖。一个诺奖得主如此推崇一位中国作家，还不足以说明中国作家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流作家的行列么？而今，大江健三郎的预言果然实现。这对于那些骨子里为自己是华人而感到自卑的人们，应该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吧！
如此说来，能否拿那个奖其实有相当的运气成分。西方有些伟大的作家（例如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厄普代克……）长期名列诺奖候选人中，却一直与之无缘;而有些成就其实一般的作家却阴差阳错地获了奖，并因此引起了理所当然的质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拿奖，有时是众望所归;有时，则像买彩票一样，需要运气。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和莫言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作家，还有不少：贾平凹、韩少功、刘震云、余华、王安忆、阎连科……包括已故的史铁生，都有问鼎诺奖的实力。莫言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
二
莫言获奖的理由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其中，“民间故事、历史”都是中国元素的代名词。
莫言的早期作品就很有诗情画意。例如他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就写得空灵而神秘。《民间音乐》通过一个村姑的独立自強、超凡脱俗以及她对一个流浪盲艺人的无望之爱，写出了普通人对于心心相印境界的追求和那追求的感伤意味。小说中关于“那洞箫要在月夜呜咽，方显得意境幽远，情景交融”的描写就颇得古风之妙，读来意境朦胧、余音绕梁。《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小说通过一个一言不发却情感丰富的乡村孩子对于爱和梦想的痴迷与幻灭，表达了作家的童年记忆。“透明的红萝卜”成为虚幻又美好的梦想的象征。在谈到《透明的红萝卜》的风格时，作家说道：“生活中是五光十色的，包含着许多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生活中也充满了浪漫情调，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涵着浪漫情调。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象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象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①这番话表明了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虽然故事的背景是“文革”，但是小说主人公黑孩那些奇特美丽的感觉、那个透明而虚幻的梦却被作家写得那么朦胧可爱、惹人神往。其中，既有作家本人的童年记忆，又有对心灵可以超越世界的哲理感悟，还有对人的丰富、细腻感觉的纤毫毕现的诗意刻画。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作家强调《透明的红萝卜》的古典意蕴，可是由于小说显而易见的先锋气质，此作也被公认为“新潮小说”的代表作。如此看来，莫言的“新潮小说”也可以说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小说”了。
追求现代派风格，却绝不跟在西方文学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努力将中国的文化元素揉进去——这是许多中国作家的清醒意识和自觉追求。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东方意识流”之称，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将荒诞手法与巫楚色彩熔於一炉，高行健致力于“禅剧”的创作……都因此而难能可贵。
然而，莫言没有止于此。莫言善变。
三
在莫言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这足以表明：莫言无意让“魔幻现实主义”束缚住自己“天马行空”的天性。
时而，那批判指向的是底层人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例如与《红高粱》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筑路》，就深入刻画了“文革”中一群民工的麻木心态：“那年头人都像半傻，脸上都挂着死相，人人都相识，人人都陌生。”杨六九有了一点小权，就“感到当官确实胜过为民，代理队长也可以倒背着手不挖土”;后来，他为了风骚女人向荞麦居然杀害了向的残疾丈夫;孙巴子喜欢偷鸡摸狗，因为老婆生了双胞胎，担心罚款，就遗弃了女婴，却最终因为目睹那女婴被疯狗吃而绝望自尽;来苏意外发现了金银首饰，又因为那些金银的失踪而疑心孙巴子，与其打斗，并最后发疯……一切都显得那么贪婪、残忍、疯狂，同时，也显得那么可怜、可悲！还有短篇小说《草鞋窨子》，也通过对几个农民悲惨生活的刻画写出了他们的可怜、可恨：袁家兄弟因为贫穷合娶一妻，却彼此冷漠到从不说话;小轱辘子因为想占女人的便宜而被人算计;与他相好的寡妇因为被男人们欺负怕了，只好嫁给县长的爹;还有“大白鹅”因为与镇上的头面人物睡过觉而不可一世、无人敢惹……一切都与贫穷、冷漠、势利、乖戾密不可分。再看短篇小说《枯河》，写一个乡村男孩在支书女儿的激使下爬树，没想到树枝断了，他摔成重伤，却因为树枝划破了支书女儿的脸而受到了支书的脚踢、抽打，还有胆小如鼠的母亲的毒打、亲哥哥的抱怨……小说写出了一个孩子的绝望，也道出了“人世的寒冷”。更有中篇小说《弃婴》，也通过暴露乡村抛弃女婴的罪恶，诅咒“人类进化至如今，离开兽的世界只有一張纸那么薄”，“我恨透了丑恶的人类”的冷酷现实，同时也诅咒“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这些显然打上了作家痛苦的故乡记忆的作品，与他旨在揭示“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农村，尽管生活很贫穷落后，但生活中还是有欢乐，一点欢乐也没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②这一感悟的名篇《透明的红萝卜》形成了反差相当大的对照。 时而，那批判又燃烧着“为民请命”的义愤：1988年，莫言发表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小说就是根据1986年山东苍山县的一起民变写成。农民们响应县政府号召种蒜薹并获得了丰收，却因政府任意征税、压低收购价格而损失惨重。加上县长、乡党委书记的麻木无情终于激怒了大家，人们自发包围了乡政府，打砸一气，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小说相当谨慎地绕过了正面描绘暴动的过程，而是通过几个
参与了闹事的农民被捕以后的遭遇写出了他们的悲愤与绝望：“反正是我也活够了……”“我窝囊了
半辈子，窝囊够了！”“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我求你们枪毙我！”小说通过辩护人之口道出了1980年代已经出现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农村经济改革带给农民的好处，正在逐步被蚕食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本的原因，在于天堂县昏聩的政治！”“这些干部，是社会主义肌体上的封建寄生虫！所以，我认为，被告人高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是农民觉醒的进步表现，并不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最后，闹事的农民被捕，而县政府领导在受到处分后调任他职的结局也令人长叹、义愤难平。
时而，那批判还散发出说不清道不明的生活气息，例如中篇小说《金发婴儿》就写的是一个军嫂的婚外情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伦理悲剧，但作家着力渲染的却是那场婚姻的无爱、是军嫂紫荆追求爱情的大胆，还有对于军人被压抑的性意识的刻画、军人母亲对媳妇出轨的理解（因为她本人年轻时也与意中人私奔过），以及军人最终失去理智、杀死紫荆的私生子的罪孽……小说中，不幸与叛逆、压抑与释放、理解与隔膜都缠绕成一团乱麻，令人欲说还休。莫言曾经说过，《金发婴儿》“深入到人的隐秘世界里……我个人最喜欢。”③还有那部刻画乡村中学生苦闷情绪的中篇小说《欢乐》。一个中学生，因为“痛感世道不公”而想上大学，却又喜欢心猿意马、调皮捣蛋，不仅学习成绩一直不好，而且心性浮躁，一次次饮恨考场;相好过的女孩的自杀使他也一度万念俱灰;家里因为哥哥超生又拿不出罚款而雪上加霜;回到家务农却因为疯狂喷洒农药而中毒……围绕这些情节，小说也触及了村主任的横行霸道、复员军人的愤怒抗争……一切都令人纠结，好像不仅仅与“国民性”有关，也不仅仅与“腐败”有关。无论怎么折腾，就是摆脱不了窝囊的厄运。冥冥中，宿命的主题呼之欲出。
由此可见，莫言没有因为追逐“新潮”而放弃批判现实的立场。事实上，这种批判现实的立场一直就是中外许多作家坚守的阵地。无论是写实派，还是浪漫派，或者是现代派，都常常在这里集合。
四
都知道莫言崇拜美国作家福克纳。他曾经多次表达过对福克纳的敬佩。福克纳给他的重要启迪是：“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世界密切相连，历史的血在当代人的血脉中重复流淌，时间象汽车尾灯柔和的灯光，不断消逝着，不断新生着。”④在题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中，他还说福克纳与自己的心心相映：“譬如他从小不认真读书，譬如他喜欢胡言乱语，譬如他喜欢撒谎……”“我承认他是我的导师”。⑤
然而，读过《丰乳肥臀》以后，我想起了另一位美国作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因为《丰乳肥臀》的一个情节与艾萨克·辛格的名著《傻瓜吉姆佩尔》颇有相似之处。
“傻瓜吉姆佩尔是当代犹太小说中的主要傻瓜”。⑥小说描写了一个善良的人，吉姆佩尔，因为善良而容易受骗，常常被人捉弄。而他仍然像“机器人一样相信每一个人”。当他偶而斗胆表示怀疑，捉弄他的人们反而会勃然大怒。这样一来，妥协的常常是吉姆佩尔。他因此而显得善良又懦弱。在现实生活中，善良常常也难免会与懦弱混杂在一起的——小说开篇就写出了人生的苦涩哲理。而这哲理，又浸透了犹太民族长期被欺凌的苦难记忆。小说中写道，当吉姆佩尔因为困惑去找“拉比”（犹太教教士）求教时，“拉比”的回答是：“书上写着：当一辈子傻瓜也比做一小时恶人强。你不是傻瓜。他们才是傻瓜呢。凡是令其邻人感到羞耻的人，自己就会失去天堂。”这是犹太民族的信念。这一信念与中华民族关于“以德报怨”的训诫十分相近。而吉姆佩尔在无奈中产生的“一辈子不吃点苦头，那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抱这样的期望”的自我安慰，也在使人叹息的同时隐隐使人感动。作家在写出了善良可怜的同时也写出了善良的根深蒂固。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吉姆佩尔的婚姻悲剧。他是在明知老婆艾尔卡放荡、厉害、邋遢，而且有一个私生子的前提下被人们捉弄著与她结婚的。在他婚后不到四个月，她又生下一个孩子。尽管吉姆佩尔为此十分痛苦，但他还是“忘记自己的苦恼”，因为，他“爱那孩子爱得要命。”为了养家糊口，他努力工作。他的想法是：“你怎么办？肩膀是上帝给的，负担也是上帝安排的。”艾尔卡的放荡没有因此而收敛。连“拉比”都觉得他们应该离婚了。可问题是吉姆佩尔本人却割舍不了对艾尔卡和孩子的想念。他的想法是：“过失有时是难免的。人活着谁能没个错。”“今天你不相信自己的妻子，明天你就连上帝也不相信了。”知道他难堪的人挖苦他，嘲笑他，而他的态度是：“取笑吧，挖苦吧，你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他继续忍受着妻子的不忠，与她生活了二十年。她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只到临终时才良心发现，向吉姆佩尔坦白，乞求他的宽恕：那些孩子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善良的报应吗？
小说最后一节写了艾尔卡死后吉姆佩尔做的两个梦。一个梦是魔鬼告诉吉姆佩尔，应该学会骗人。因为，没有什么“来世大审判”，也没有上帝。这个梦无疑真实地流露出吉姆佩尔苦难而窝囊的一生的内心体验：他的忍耐、宽容并没有感化悍妻。在另一个梦中，艾尔卡的叹息又使他惊醒：“我骗来骗去，结果还是骗了自己。我正在为这一切忍受煎熬，吉姆佩尔。在这里他们什么都不宽恕。”在这个梦中，“来世大审判”的信念似乎显灵了。吉姆佩尔最终得到了安慰：“我意识到一切都成败未定。现在一步走错，就会失去永生。”说到底，是对于“善有善报”的信念使吉姆佩尔没有被魔鬼引上作恶的歧途。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