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有人将知识分子的目标定得太高，似乎他们应该抱负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神圣信念，似乎他们是人间最稀缺的品种。
　　以圣人标准来苛求知识分子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没有人比苏珊·桑塔格认识得更清楚，在1997年接受法国某杂志的一项名为《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这位享誉国际的美国女作家的回答打破了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多数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这样的表述究竟会让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宽慰还是感到羞愧呢？尽管如此，桑塔格却并未降低知识分子的标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概念总是抽象的。好在历史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的缺点不比大多数人的缺点多，他们的美德和贡献却超过了大多数人。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一方面著书立说，将人们从蒙昧中引领出来——比如在《哲学辞典》一书中冒天下之大不韪，揭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神话，“我们的史学家们大都对美化历史比对真实更爱好。他们都说贞德英勇就义。但是根据当时的记事和史学家维拉雷所述，她接到判决书时声泪俱下。”——一方面又对社会上众多的冤屈事件发出抗议，为之申诉直至受冤屈者终获昭雪；
　　哲学家罗素和科学家爱因斯坦共同发表呼吁废止战争的宣言，并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6国首脑，“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500倍。……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88岁时，罗素参加了核裁军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说，与“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通过电视进行越洋对话；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轰炸；
　　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9·11”之后，她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道和煽动反伊斯兰情绪；2001年5月9日，她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个专题，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够像马寅初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没有绝迹，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颇像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小说《小世界》中的大学教授一样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他们发出了一些嘀咕，也几乎没有被人听见。
　　但我们还能推出这样一个名单，这说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种群在当下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公众的视野中退出。
　　眼前便有一些鼓舞人心的例子。
　　2000年10月30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谈论“基金黑幕”；
　　2000年11月3日，秦晖教授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结合当时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他命名的“黄宗羲定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两会”上被共和国新任总理温家宝提及，引发了“两会”代表、媒体和学术界对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切关注；
　　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孙志刚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加速了中国政府废除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的步伐。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髦路数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认为拥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和完美。我们的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我们推出这50人，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这个名单的人就一定不是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的大多数集中在北京，并不意味着外省的批判精神的缺席和苍白；女性比例较小，并不意味着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匮乏，实际上她们正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活力，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声音；入选者年龄偏大，也不意味着年轻的知识分子会永远稚嫩下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那时，他们是比如今的明星更加明星的人物。今天，令人晕眩的市场经济又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迅速回到边缘。而此刻，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转型期面临着最多问题，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的时期。我们推出这样一个专题，意在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呼吁：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们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