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妻
　　
　　我这一生中，让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是我的亡妻。
　　1966年初，我28岁，戴着一顶右派的帽子，在一所偏远的农村中学教书。“文革”还未正式发动，空气中已经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作为一个已定性的阶级敌人，我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正在监督劳动。在这处境艰难又狼狈的时候，我认识了她。
　　她长得清清秀秀，很有神采。家里是贫农成份，有老父、哥嫂、姐弟，她排行第七，家中里里外外都靠她。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比较满意。当她知道我的右派身份，跑来质问我：为什么当初不把右派的身份告诉她？表示不愿意谈下去，因为她受到了生产队和群众的指责和嘲笑。
　　当她听完我的倾诉，知道我是个外乡人，父母双亡，孤苦一人在这异乡饱受凌辱时，她流泪了，决定和我继续来往。
　　当时我的行动受到限制，白天无法出校门，只有晚上偷偷溜出来，绕远路从她家屋后的坟山经过，去和她约会。有时两人就坐在坟山中的草地上，谈谈心里话。经过半年多的接触和了解，她对我的同情之心，转变成了真挚的爱情。
　　腊月二十八九，快过年了。我一个人，困坐房中，独对孤灯，愁肠百结时，她来了。也不知她是如何躲过看守的眼睛的。她带来了甜酒、花生、红枣、炒米糕。她担心我一个人过年太孤单，跑来陪我，安慰我。
　　我们决定结婚。按照当时的规定，去公社打结婚证要各自单位的证明。学校给我开的证明是 ：“该人系右派分子，关于结婚一事，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她的生产队干脆拒绝给她开证明。拿着学校的那份“证明”，我们去了公社。公社秘书也拿不定主意，一个贫农女子，怎能嫁给一个右派呢？一再劝她慎重考虑。她的态度十分坚决。好在当时的公社书记和武装部长还比较开明，我们终于领到了结婚证。
　　当晚，她炒了五六个菜，摆了几碗甜酒，算是我们的婚宴。除了她的老父和弟弟外，其他哥嫂都没来。天地神明，作了我们的证婚人。
　　从此她背上了“右派婆”的臭名，更遭受不少的白眼和歧视，连工分都要受到克扣。
　　1968年1月，她生下了我们的女儿。那时，“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在学校里，批斗不断、劳动加码。只有在夜深人静、看守不注意时，我才能翻墙溜出学校，跑回去看一眼她们母女，然后又急急赶回学校。抚养女儿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了她的肩上。
　　有一次，造反派把我捆绑起来，胸前挂一块大纸板，上书“老右派分子”，让我提个铜锣在前面边敲边喊“我是死不悔改的老右派”，后面跟着两个人举着竹帚不停地抽，再后面是长长的全校师生排成的队伍，边走边喊口号。经过岳父房屋时，亲戚们都低下了头，默不作声。只有我那坚强又苦命的妻子，抱着不满一岁的女儿，冲了过来，当着凶神恶煞的造反派，大声对我喊：别怕！这不丢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多大人物都游街示众你怕什么！她边喊边跟着队伍走，顶住周围投来的嘲笑、鄙视的眼光和谩骂。示众队伍转了个弯，她还抱着我们的女儿，站在小山坡上。
　　1969年末，我被造反派清洗出教师队伍，就地安排在妻子的生产队，劳动改造。岳父家的小阁楼，是我们的栖身之所，一口破皮箱，装了一家三口的全部衣服。三块土砖，一口烂鼎，一个小锅，几个饭碗，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妻子越来越瘦，长年贫困的生活，产前产后缺乏营养和休息，加上强烈的刺激，她身上落下的病，越来越重了。先是脚肿，肿到大腿，最后，连腹部也肿起来了。她不愿去医院，舍不得花那一百多块的安家费，那是一家三口人的保命钱啊！我几乎是哀求加强迫，才请人将她抬到医院。医生说是心脏病，已到晚期。
　　我在她身边守了三天三夜。这时的她，也自知性命难保了，但还是一再安慰我，要我放宽心别着急。她要我好好对待女儿，女儿命苦，这么小就没有妈妈。
　　正月初三，是我最黑暗的一天。我靠在妻子床边，天还未亮，妻子喊醒了我，说心里不舒服，出气不匀，要我扶她起来站一会。当我扶住她站起来时，她拉住我的手，深情地望了我一眼，突然倒了下去。我喊她、摇她，已毫无反应。我急忙喊来医生进行抢救，打针、输液，已完全无济于事。望着去了的妻子，我忍不住放声嚎哭起来。
　　妻子去世后，内兄和生产队长到学校再三恳求，才讨回几块薄板，草草钉了一副棺材。装殓时，大姐找遍了衣箱，也找不出一套完整像样的衣服……
　　妻子去世快35年了。她躺在屋后的乱坟山中，一堆不起眼的黄土，掩埋了她那仅度过了25个春秋的瘦弱的躯体。女儿如今已长大成人，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三十多年来，我经常怀念我的亡妻。假如妻子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