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与依法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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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与依法治权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在于依法治权。依法治权强调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限制公权,保护民权;要求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法律制度为依据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依法治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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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反映了其社会价值。通过中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变迁不仅是经济的和政治的进程,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进程。所以,它是以价值和心态的变化为基础的。就像在化学反应中一样,我们看到,触动这场变迁的内在条件是由各种催化剂和因素综合形成的。中国的制度变迁从本质上来源于由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开放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所导致的文化震荡。同时,本文也探讨了这场变革的其他因素。
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全集这个原则决定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形成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有人主张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全集,甚至批判共同的全集纯粹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本文以一篇批判性评论作导引,用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文献资料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持久而深入的合作所具备的特殊情况和前提,并进一步从基本原则、创作阶段的区分、编辑原则的灵活性、作者授权的问题、作者身份确定的问题和对注释索引的特定要求六个方面探讨接受这一原则决定的重要前提,认为编辑共同的全集不仅可行,而且是有根据的。
本文从关于公共制度和公共价值之死亡的当代关切开始。遍及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新治理策略使得任何关于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的清楚界定变得很成问题。福利国家的现代化涉及到权力从国家到市场的转移,也涉及到责任从公共区域向私人区域的转移。与传统的公共领域相联系的自由主义价值似乎无力阐述有关社会差异和加深的不平等问题,无力回应当代有关文化、信仰和同一性的问题。带来跨国的、全球性联系的新的空间流动正在消解在国家、公民身份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简单等同。
本文从批评公民不服从的自由主义理论出发,首先讨论了由丹尼尔·马克维茨提出替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和主义理论及其缺陷。然后立足于一种审议民主观,结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提出了公民不服从的审议理论,认为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在于修复公共领域并促进公共领域功能的发挥。在回应了三种重要反驳之后,作者强调,作为一种行动主义的公民不服从与审议民主并不矛盾。
本文使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定义,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通向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途径。
卡逊不仅是最早提出人工化学物质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的环保主义者,而且她的思想也应该受到重视。她应该作为环境思想的先驱者而得到积极的评价。
本文认为,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它的实现途径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予以吸收和重新阐发,研究“三大理论成果”蕴涵的哲学思想,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
本文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围绕着知识分子的作用考察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从历史上来看,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对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概括;从理论上来说,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对克罗齐“伦理-政治”概念和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以及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概念的发展;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实践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理论反思和总结。
本文着重探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从属和霸权理论的主要观点和现代性意义。葛兰西主张应注重个人与群体、乡村与城市、南方与北方、人民与知识分子、大众文化与高级理论之间从属关系的研究,从激情、差异、解放、语言、理解和文化霸权等方面阐述了建立现代意大利国家的问题。从现代性的边缘的最下端考察了现代性,表现了葛兰西的现代性思想的特殊性。
本文回溯了克罗齐霸权形成的始末,对克罗齐在重建意大利文化秩序中所采用的系统方法作了全面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