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车改革是年年提，但公务车数量却年年多。公车私用屡遭诟病，公车肇事、公车杀人，特权车、霸王车等散布于媒体报端，饱受批评和攻击，民众鞑伐之声不绝于耳。多年来，为了狠刹公车私用现象，国家和许多地方都出台了不少通知和禁令，然而“雷声大，雨点小”，公车私用现象非但没有禁止，风头过后一切“涛声依旧”，甚至愈演愈烈，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疾。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已超过200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接近2000亿元，这还不包括超编配车及医院、学校、国企、军队等用车耗费。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人们不禁要问，公车改革为何这么难？最近有关公车治理的报道再次引发国人关注。2014年7月16日，《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下发，备受全民关注的公车改革在酝酿20年后全面启动。公车改革再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前两年，我随团访问了自称实行社会主义的瑞典，对瑞典的公车电子监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瑞典，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人才配给公务专车。瑞典的高级官员没有特权，大臣在公务活动时享受公车服务，出入轻车简从，下班后只能用私家车，其子女与普通人无异。其他人都要自己解决公务用车问题，政府不提供公务用车服务。政府的领导人大多住在普通住宅区内，国家不提供公勤人员，家务自理。
　　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近年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清廉指数一直名列前茅的新加坡。新加坡规定，只给总统、总理和资政三人配备专车和司机，供他们上下班及公私出行使用，其他人一律使用私车，普通公务员只给予交通补贴，一并计入工资。瑞典的用车规定与新加坡的公车使用何其相似。
　　听了我们国内公务用车情况的介绍，瑞典国家创新局局长夏洛特·布洛根 （CharlotteBro-gren）说：“当年我们也曾为公车私用、假公济私的情况所困惑。瑞典公务汽车有18万辆之多，驾车人常开着公务车去办私事。这种情况令我们的财政部十分头痛。”
　　因为瑞典财政部对公车私用的要求是：“私用”时要交足租金。为解决这个问题，财政部请求瑞典电子专家设计了一套专门监控公务汽车使用的电子系统。
　　几年前，瑞典每辆公车上都安装了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一个按钮上刻着“公务”，另一个刻着“私用”。用车时，必须先按下其中一个按钮，车子才能启动。按钮按下后，代码器就将该车的特定代码发往监控卫星，卫星再把代码及汽车所在的方位信息传向中央监控台。如果中央监控人员发现“公务”状态的汽车驶向别墅区、钓鱼区、百货区、菜市区或娱乐场所时，便会用无线电话询问开车者“为何用公车办私事？”如此一来，私用公车者便无机可乘。每隔一段时间，监控人员就会将收到的资料进行核实，并据此对开车者收费或罚款。
　　更重要的是，监控机构不受当地政府管理，直接向上级负责，而且可以在网上公开查询记录。这一奇招有效地遏制住了公车私用现象。
　　从创新角度讲，瑞典的公车电子监控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创新。它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节约能源，缓解交通，保护环境，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政府职能和公务员作风的转变，铲除了公车私用这块滋生腐败的土壤。
　　瑞典是一个小国，人口不多，人均资源优势特殊，他们实行的制度和措施符合他们的国情。我们的国情虽与之不同，但是都存在公车改革的必要性。这一点又是一致的。
　　近些年来，国内要求公车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说明公车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和漏洞，甚至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人们都知道，“车子”仅仅是人们代步的工具，为什么一沾上“公”字就变味了，走调了？公众谈起“公”车均忿忿不平，以至于嫉“车”如仇！有人曰：“车本无罪，奈何以罪定之？”细究之，确是这个理。看来，错不在车，而错在假公济私之车的使用公私不明。
　　西方有句著名的谚语：最高明的外科医生也难以给自己开刀。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及其管理者在公车问题上，扮演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公车的消费者，又是公车制度的监管者，因而无法解决自身的角色冲突。以往政府在加强对公车的管理方面，制度不可谓不严，措施不能说不得力，然而效果始终不理想。从理论上讲，强有力的外部监管可以规范强势权力的行为，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奏效。虽然有三令五申的纪律和法规约束，但人的欲望如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悄悄打开就一发而不可收。
　　当前存在的一大难题是，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难以有效约束和抑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政府靠行政手段强化管理无法消除公车制度的弊端，在解决公务用车这个问题上，亟需要加强的是制度建设和管理，但关键又不在制度和管理，其真正的出路在于转换思路，另辟蹊径。
　　瑞典的公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们不妨汲取他们的有益经验，借鉴他们一些好的做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弥补我们公务用车方面的短处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