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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MH17客机被击落之前，外界猜测吞并了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还将走多远，是否会把乌克兰东部也“收入囊中”。这起悲剧发生之后，猜测变成了面临巨大国际压力的普京可能会退多远，会不会与乌克兰东部反政府势力切割。事实上，如果不弄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战略目标和行事逻辑，猜测普京“走多远”或“退多远”都具有很大的风险性。
无论最终调查结论如何，乌克兰危机都与马航客机悲剧脱不了干系。而这场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撕下了俄罗斯与西方所谓地缘经济竞争的“伪装”，让这场围绕“后苏联地区”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对抗裸呈出来。
“俄罗斯套娃”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堪称“忽视”，因为当时俄政策制定者热衷的是如何把俄罗斯变成“西方国家”。1991年12月独联体成立之初，包括俄罗斯学者在内的很多国际学者，都认为这个组织将会是一种“过渡”形式，主要功能是确保“和平分手”的顺利完成。美国学者保罗·戈布尔当时甚至称独联体为苏联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从1990年代中期起，融入西方的希望破灭后，俄罗斯开始实施所谓的“独联体工程”——试图把独联体国家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1995年，叶利钦签署法令，表明要在独联体国家间建设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并寻求巩固俄罗斯在该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俄罗斯实质性地强化针对独联体国家的外交始于普京时代。1999年任俄总理时期，普京就把对独联体外交升级为俄罗斯的外交优先。以某组织成员与俄罗斯关系亲疏和俄对该组织的控制力为衡量标准，后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酷似“俄罗斯套娃”：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组成“俄白联盟”；俄、白与哈萨克斯坦组成“欧亚经济联盟”；俄、白、哈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组成“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白、哈、吉、塔、乌加上亚美尼亚组成“集安组织”；“集安组织”成员加上阿塞拜疆、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土库曼斯坦就是独联体。
俄罗斯在独联体框架内打造“俄罗斯套娃”，原本是个尴尬的巧合。独联体内部分歧、对俄离心倾向以及欧盟东扩等内外因素，加之俄罗斯自身实力所限，导致其无法把独联体整合成欧盟那样高水平的一体化组织。俄罗斯只能退而求其次，根据独联体国家的具体情况，组建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功能性的区域组织。2012年年底，在宣布再度角逐总统大位的一次电视讲话中，普京称“建立‘共同经济空间’，是苏联解体以来前苏联地区最为重大的事件”。2014年5月，俄、白、哈三国签约组建“欧亚经济联盟”，被认为是目前最具实质意义的成果。某种程度上说，经济融合也是目前俄罗斯整合独联体过程中几乎唯一还算得上成功的政策行为。
整合独联体对俄罗斯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战略意图也存在极大的想象空间。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学者迪米特里·特列宁看来，俄罗斯整合独联体主要是基于经济考虑。他认为，俄罗斯打造由其主导的欧亚联盟，并不是像某些西方人猜测的那样要重建苏联，而是想通过这个联盟为俄罗斯经济上带来好处，其次，也是为了在与欧盟和中国“议价”时有更好的筹码。不过，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研究院学者蒂莫费·博达切夫认为，欧亚融合战略没能给俄罗斯带来任何重大经济利益，未来也不能保证这些利益得到落实。“但是对莫斯科来说，欧亚经济融合首先是一项政治工程。这意味着理解俄罗斯的欧亚政策必须超越欧亚融合本身，它能使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声张大国地位，确保地区安全，为强化在后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创造新的机会。”
脆弱的“融合”
乌克兰危机暴露了俄罗斯整合独联体战略脆弱性的一面。从外部环境来看，俄罗斯的融合战略与欧盟东扩战略狭路相逢，而乌克兰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是亚努科维奇放弃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而这纸协定背后是两个“不兼容”的“工程”，即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2004年，欧盟提出“欧洲睦邻政策”，倡导“与邻近国家分享欧盟的利益，帮助这些地区提升稳定、巩固安全、发展经济”。与之相比，欧盟2009年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则更具针对性，对象涵盖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这两个战略无疑都会减少东欧及某些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依赖。
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不兼容，从技术层面说主要原因在于关税。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保持与外部贸易对象相同的关税，但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下的“深度综合自贸协定”，却要求签约国与欧盟保持“优惠税率”。理论上，欧盟与俄罗斯可以采取分阶段、分步骤的方式，逐渐弥合税率差异，从而实现两大经济融合方式的对接。但现实情况却是，欧盟与俄罗斯把“技术问题”变成了“战略问题”，给这些国家开出了“非此即彼”的选项。但在与欧盟的较量中，俄罗斯明显处于下风。对独联体国家来说，俄罗斯权力中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素，在地区融合上也没有欧盟那样的“变革型力量”。在欧盟向独联体国家输出规则、制度、标准、价值观时，俄罗斯能输出的基本还是油气。
从独联体内部来看，俄罗斯的整合战略也比较脆弱。在军事防务领域，俄罗斯牵头的“集安组织”，乌克兰、摩尔多瓦和土库曼斯坦一开始就没有加入，格鲁吉亚、阿塞拜疆1999年退出。乌兹别克斯坦几进几出，2012年退出后再未加入。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反对赋予独联体任何超国家的功能，尤其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此外，俄罗斯的整合努力甚至遭到了部分独联体国家的正面“狙击”。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组成的古阿姆集团，事实上成了与俄罗斯针锋相对的“独联体内组织”。2008年俄罗斯以军事手段，使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脱离格鲁吉亚。但连俄罗斯能影响到的“集安组织”成员国，至今也没有承认这两个“国家”。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与俄罗斯关系更为密切的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也表态谨慎。 对独联体国家来说，国家独立某种程度上就是独立于俄罗斯，这也是独联体国家在发展对俄双边和多边关系时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的重要原因。迪米特里·特列宁认为，独联体的政治融合看上去只是一个乌托邦，任何形式的“重返苏联”进程都不可能成为现实。“在可预见的未来，欧亚联盟也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联邦或者超国家行为体。无论是哈萨克斯坦还是白俄罗斯，尤其是它们的政治精英，不可能把主权独立让渡给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融合存在“先天性”障碍。一方面，鉴于综合实力的绝对优势，俄罗斯难以真正平等地看待其他独联体国家。另一方面，独联体国家对独立身份的高度敏感，以及在对俄关系上的“机会主义”，也让俄罗斯备感头疼。俄罗斯的经济“胡萝卜”，换取的往往不是“政治忠诚”，而是“政治不背叛”。
在与欧盟的竞争中，俄罗斯也有“天然”优势。俄具有向独联体国家提供更可口“胡萝卜”和亮出更具威慑力“大棒”的双重特性。对于多数独联体国家来说，优惠的能源价格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的欧盟很难有与俄竞争的潜力。某些独联体国家的商品在西方市场没有竞争力，但却很符合“俄罗斯标准”。此外，俄罗斯还有让某些独联体国家足够难受的手段，针对“不合作”对象打造了“迷你版独联体”：对于反俄意识强烈的格鲁吉亚，俄罗斯“切下”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在摩尔多瓦的争议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俄罗斯派有驻军；在阿塞拜疆争议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俄罗斯也有军事存在。而且这些“政治实体”不但相互承认为“国家”，还在莫斯科举行“峰会”。
纠结的身份定位
“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如果用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这句话来考察俄罗斯，其对外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就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放弃了共产主义，放弃了帝国地位，解决了“不是什么”的问题。但苏联解体20多年后，俄罗斯仍没有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俄罗斯在国家身份定位上还模糊不清。一方面，人们可以感受到俄罗斯积极融入全球化、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总可以在其对独联体国家的行为中看到“帝国身影”。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任何“自我”身份只能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加以定义。但对于俄罗斯来说，这种通过区别“自我”与“他者”来定位身份的过程尤其艰难。历史地看，困扰俄罗斯的一大悖论是，它一直在模仿自己极力反对的对象，这一点在俄罗斯的欧亚战略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从欧亚经济联盟的设计来看，负责决策的理事会、负责政策执行的委员会、负责融资和投资的欧亚发展银行、负责经济纠纷仲裁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法院，无一不是“拷贝”自欧盟。事实上，普京本人也明确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就是要借鉴欧盟的经验，共同经济空间要比照申根协议的经验。如今俄罗斯重视基于市场融合的欧亚经济联盟，就是为了利用独联体国家间标准、制度和规则的同质性，以欧盟标准打造欧亚经济联盟。
俄罗斯纠结的身份定位还体现在对独联体国家的复杂情结上。俄罗斯学者安德烈·皮昂科夫斯基曾说：“把整个俄罗斯精英团结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即在前苏联地区主导或建立一个帝国。”麦克阿瑟基金会俄罗斯分部主任伊格尔·纪维列夫称，纵观俄罗斯的整个“后苏联”历史，即使政治和知识精英中的反对派人士，都认为俄罗斯国家边界与民族边界的不匹配，既是巨大的历史不公，也是俄罗斯安全的主要威胁。对于俄罗斯政治精英来说，把某些独联体国家看作“外国”，在情感上本就比较困难。如果这些国家逐渐倒向西方并表现出明显的反俄倾向，那么就更难以接受了。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让独联体国家都“心向莫斯科”似乎可能性又不大。
从俄罗斯角度看，欧盟的东扩战略只是为了给自己打造一个“舒适地带”，俄罗斯整合独联体的欧亚战略，则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身份塑造。但围绕独联体国家的博弈已经表明，在俄罗斯国家身份构建过程中，抽象的“西方”比现实中的“西方”威胁更大。2008年9月，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俄著名诗人丘特切夫的话称，正是那些和俄罗斯势不两立的敌人，在促进俄罗斯强大方面贡献最大。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和历史学者伊尔雅·普利泽在评价俄国家身份定位时称，虽然国家身份的再定位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持续的压力下，即使再根深蒂固的身份也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可能会出现快速“重组”。
无论最终调查结论如何，乌克兰危机都与马航客机悲剧脱不了干系。而这场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撕下了俄罗斯与西方所谓地缘经济竞争的“伪装”，让这场围绕“后苏联地区”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对抗裸呈出来。
“俄罗斯套娃”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堪称“忽视”，因为当时俄政策制定者热衷的是如何把俄罗斯变成“西方国家”。1991年12月独联体成立之初，包括俄罗斯学者在内的很多国际学者，都认为这个组织将会是一种“过渡”形式，主要功能是确保“和平分手”的顺利完成。美国学者保罗·戈布尔当时甚至称独联体为苏联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从1990年代中期起，融入西方的希望破灭后，俄罗斯开始实施所谓的“独联体工程”——试图把独联体国家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1995年，叶利钦签署法令，表明要在独联体国家间建设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并寻求巩固俄罗斯在该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俄罗斯实质性地强化针对独联体国家的外交始于普京时代。1999年任俄总理时期，普京就把对独联体外交升级为俄罗斯的外交优先。以某组织成员与俄罗斯关系亲疏和俄对该组织的控制力为衡量标准，后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酷似“俄罗斯套娃”：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组成“俄白联盟”；俄、白与哈萨克斯坦组成“欧亚经济联盟”；俄、白、哈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组成“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白、哈、吉、塔、乌加上亚美尼亚组成“集安组织”；“集安组织”成员加上阿塞拜疆、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土库曼斯坦就是独联体。
俄罗斯在独联体框架内打造“俄罗斯套娃”，原本是个尴尬的巧合。独联体内部分歧、对俄离心倾向以及欧盟东扩等内外因素，加之俄罗斯自身实力所限，导致其无法把独联体整合成欧盟那样高水平的一体化组织。俄罗斯只能退而求其次，根据独联体国家的具体情况，组建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功能性的区域组织。2012年年底，在宣布再度角逐总统大位的一次电视讲话中，普京称“建立‘共同经济空间’，是苏联解体以来前苏联地区最为重大的事件”。2014年5月，俄、白、哈三国签约组建“欧亚经济联盟”，被认为是目前最具实质意义的成果。某种程度上说，经济融合也是目前俄罗斯整合独联体过程中几乎唯一还算得上成功的政策行为。
整合独联体对俄罗斯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战略意图也存在极大的想象空间。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学者迪米特里·特列宁看来，俄罗斯整合独联体主要是基于经济考虑。他认为，俄罗斯打造由其主导的欧亚联盟，并不是像某些西方人猜测的那样要重建苏联，而是想通过这个联盟为俄罗斯经济上带来好处，其次，也是为了在与欧盟和中国“议价”时有更好的筹码。不过，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研究院学者蒂莫费·博达切夫认为，欧亚融合战略没能给俄罗斯带来任何重大经济利益，未来也不能保证这些利益得到落实。“但是对莫斯科来说，欧亚经济融合首先是一项政治工程。这意味着理解俄罗斯的欧亚政策必须超越欧亚融合本身，它能使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声张大国地位，确保地区安全，为强化在后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创造新的机会。”
脆弱的“融合”
乌克兰危机暴露了俄罗斯整合独联体战略脆弱性的一面。从外部环境来看，俄罗斯的融合战略与欧盟东扩战略狭路相逢，而乌克兰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是亚努科维奇放弃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而这纸协定背后是两个“不兼容”的“工程”，即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2004年，欧盟提出“欧洲睦邻政策”，倡导“与邻近国家分享欧盟的利益，帮助这些地区提升稳定、巩固安全、发展经济”。与之相比，欧盟2009年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则更具针对性，对象涵盖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这两个战略无疑都会减少东欧及某些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依赖。
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不兼容，从技术层面说主要原因在于关税。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保持与外部贸易对象相同的关税，但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下的“深度综合自贸协定”，却要求签约国与欧盟保持“优惠税率”。理论上，欧盟与俄罗斯可以采取分阶段、分步骤的方式，逐渐弥合税率差异，从而实现两大经济融合方式的对接。但现实情况却是，欧盟与俄罗斯把“技术问题”变成了“战略问题”，给这些国家开出了“非此即彼”的选项。但在与欧盟的较量中，俄罗斯明显处于下风。对独联体国家来说，俄罗斯权力中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素，在地区融合上也没有欧盟那样的“变革型力量”。在欧盟向独联体国家输出规则、制度、标准、价值观时，俄罗斯能输出的基本还是油气。
从独联体内部来看，俄罗斯的整合战略也比较脆弱。在军事防务领域，俄罗斯牵头的“集安组织”，乌克兰、摩尔多瓦和土库曼斯坦一开始就没有加入，格鲁吉亚、阿塞拜疆1999年退出。乌兹别克斯坦几进几出，2012年退出后再未加入。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反对赋予独联体任何超国家的功能，尤其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此外，俄罗斯的整合努力甚至遭到了部分独联体国家的正面“狙击”。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组成的古阿姆集团，事实上成了与俄罗斯针锋相对的“独联体内组织”。2008年俄罗斯以军事手段，使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脱离格鲁吉亚。但连俄罗斯能影响到的“集安组织”成员国，至今也没有承认这两个“国家”。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与俄罗斯关系更为密切的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也表态谨慎。 对独联体国家来说，国家独立某种程度上就是独立于俄罗斯，这也是独联体国家在发展对俄双边和多边关系时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的重要原因。迪米特里·特列宁认为，独联体的政治融合看上去只是一个乌托邦，任何形式的“重返苏联”进程都不可能成为现实。“在可预见的未来，欧亚联盟也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联邦或者超国家行为体。无论是哈萨克斯坦还是白俄罗斯，尤其是它们的政治精英，不可能把主权独立让渡给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融合存在“先天性”障碍。一方面，鉴于综合实力的绝对优势，俄罗斯难以真正平等地看待其他独联体国家。另一方面，独联体国家对独立身份的高度敏感，以及在对俄关系上的“机会主义”，也让俄罗斯备感头疼。俄罗斯的经济“胡萝卜”，换取的往往不是“政治忠诚”，而是“政治不背叛”。
在与欧盟的竞争中，俄罗斯也有“天然”优势。俄具有向独联体国家提供更可口“胡萝卜”和亮出更具威慑力“大棒”的双重特性。对于多数独联体国家来说，优惠的能源价格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的欧盟很难有与俄竞争的潜力。某些独联体国家的商品在西方市场没有竞争力，但却很符合“俄罗斯标准”。此外，俄罗斯还有让某些独联体国家足够难受的手段，针对“不合作”对象打造了“迷你版独联体”：对于反俄意识强烈的格鲁吉亚，俄罗斯“切下”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在摩尔多瓦的争议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俄罗斯派有驻军；在阿塞拜疆争议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俄罗斯也有军事存在。而且这些“政治实体”不但相互承认为“国家”，还在莫斯科举行“峰会”。
纠结的身份定位
“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如果用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这句话来考察俄罗斯，其对外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就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放弃了共产主义，放弃了帝国地位，解决了“不是什么”的问题。但苏联解体20多年后，俄罗斯仍没有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俄罗斯在国家身份定位上还模糊不清。一方面，人们可以感受到俄罗斯积极融入全球化、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总可以在其对独联体国家的行为中看到“帝国身影”。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任何“自我”身份只能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加以定义。但对于俄罗斯来说，这种通过区别“自我”与“他者”来定位身份的过程尤其艰难。历史地看，困扰俄罗斯的一大悖论是，它一直在模仿自己极力反对的对象，这一点在俄罗斯的欧亚战略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从欧亚经济联盟的设计来看，负责决策的理事会、负责政策执行的委员会、负责融资和投资的欧亚发展银行、负责经济纠纷仲裁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法院，无一不是“拷贝”自欧盟。事实上，普京本人也明确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就是要借鉴欧盟的经验，共同经济空间要比照申根协议的经验。如今俄罗斯重视基于市场融合的欧亚经济联盟，就是为了利用独联体国家间标准、制度和规则的同质性，以欧盟标准打造欧亚经济联盟。
俄罗斯纠结的身份定位还体现在对独联体国家的复杂情结上。俄罗斯学者安德烈·皮昂科夫斯基曾说：“把整个俄罗斯精英团结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即在前苏联地区主导或建立一个帝国。”麦克阿瑟基金会俄罗斯分部主任伊格尔·纪维列夫称，纵观俄罗斯的整个“后苏联”历史，即使政治和知识精英中的反对派人士，都认为俄罗斯国家边界与民族边界的不匹配，既是巨大的历史不公，也是俄罗斯安全的主要威胁。对于俄罗斯政治精英来说，把某些独联体国家看作“外国”，在情感上本就比较困难。如果这些国家逐渐倒向西方并表现出明显的反俄倾向，那么就更难以接受了。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让独联体国家都“心向莫斯科”似乎可能性又不大。
从俄罗斯角度看，欧盟的东扩战略只是为了给自己打造一个“舒适地带”，俄罗斯整合独联体的欧亚战略，则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身份塑造。但围绕独联体国家的博弈已经表明，在俄罗斯国家身份构建过程中，抽象的“西方”比现实中的“西方”威胁更大。2008年9月，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俄著名诗人丘特切夫的话称，正是那些和俄罗斯势不两立的敌人，在促进俄罗斯强大方面贡献最大。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和历史学者伊尔雅·普利泽在评价俄国家身份定位时称，虽然国家身份的再定位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持续的压力下，即使再根深蒂固的身份也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可能会出现快速“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