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被认为是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的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两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联在一起,比如,短短28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20多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等,都是史无前例。
　　中行、工行等大型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使香港成为融资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实现IPO融资近4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的490亿,超过纽约证交所的336亿美元融资额。香港人口才700万,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给香港以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这跟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但仅有这一政策还远不够,“奇迹”还源自西方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建立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没有西方提供的这种便车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奇迹”。
　　往前推128年到1850年。这时,中国的国门名义上在鸦片战争后已开放近10年,上海等五通商口岸已对外商开放,香港已租给英国但基本还是渔村,象征着金融洋务在中国开始的汇丰银行还要15年后才成立。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1854年坐了5个多月船才从纽约回到香港。那时,跨国贸易和交往在进行,只是规模与速度极慢,各国经济间的依赖度极低,中国人再勤劳能干也无法靠出口制造创造经济“奇迹”。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伦敦金融市场已很发达,但以银行、保险以及政府公债为主,伦敦证交所交易的证券90%以上非股票;纽约的证券交易也是80%以上为债券,股票比重仍然很低并以银行股、保险股为主,只有少数几只工业公司股票,到1860年代的铁路股热潮时美国股市才真正起飞。因此,在经济腾飞速度和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上,任何国家还不可能制造出中国今天这样的“奇迹”。
　　从1850年往后推128年,到1978年时,经过170多年的发展,工业技术、交通运输与通讯技术都已很成熟,也可极容易从西方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轮船、铁路、公路与航空运输网开始把世界变得很小。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以及WTO的前身——国际关贸总协定,为跨国贸易与金融投资奠定了核心架构。
　　回到工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这一“奇迹”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前不仅没有对工业革命作贡献,而且基本没有为我们今天依赖的全球化秩序做建设性贡献,今天搭了便车。另一方面,之所以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也能为工行一次融资219亿美元,是因为过去几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能把伦敦、纽约、苏黎世、新加坡、巴西、中东等世界各地的资本轻易地调动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资者、股票发行者、证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属性都不重要,让国际金融市场调动资本的能力成为“奇迹”。
　　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最近28年的中国都做过“改革开放”,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很成功?近28年中国创造的一个接一个的“奇迹”,这是我们“饮水思源”时所应该冷静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