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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企业的进入是否对中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认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而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发生及其方向依赖于双方的相对技术水平，技术溢出的大小则取决于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本文使用中国高科技产业中内外资企业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设想，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高科技产业中存在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在给定外资企业研发量的情况下，内资企业可以通过增加自己的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而中国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方向的技术溢出没有发生。
关键词：内外资企业；FDI；技术溢出；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5-0090-07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MacDougall[1]在分析FDI福利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FDI的溢出效应。此后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逐渐增多，至今已成为FDI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一般认为，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有三种：第一种是竞争效应。Caves[2]指出，FDI进入东道国，为东道国引进了新的竞争者，而且外资企业的进入在任何时候都比内资企业的进入会导致产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迫使本地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第二种是示范模仿效应。FDI不仅为东道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内资企业可以模仿学习，而且外资企业更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减小内资企业对新技术的搜寻成本。第三种是人力资本的培训流动效应。该效应主要是指在外资企业工作过或者接受过培训的员工跳槽到内资企业或自主创业，能够将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引入内资企业。但同时也存在反向的流动效应，内资企业的员工可以跳槽到外资企业，从而对内资企业造成损失。目前，对于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是研究某个国家特定时期的FDI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其二是研究哪些因素影响FDI溢出效应的大小。
Caves[3]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溢出效应发现，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由此他们认为FDI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类似的研究还有Globerman[4]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m和Persson[5]对墨西哥的研究、Liu等[6]对英国的研究、Kokko等[7]对乌拉圭等的研究，他们都验证了溢出效应的存在。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Barrios和Strobl[8]对1990—1994年的西班牙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表明，整体上不存在正向溢出效应。Haddad和Harrison[9]对摩洛哥的研究指出，跨国公司对于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并认为这是由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过大的技术差距阻碍了溢出效应的产生。Aitken和Harrison[10]的研究表明FDI对委内瑞拉本地企业的生产率产生负向作用。Damijan等[11]选取8个转型经济国家1990—1994年的数据，指出在这些国家中FDI不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FDI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姚洋[12]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的企业资料，研究得出三资企业对国有企业具有正的外部作用。蒋殿春和夏良科[13]利用中国高新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得出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不同所有制企业受FDI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蒋殿春和张宇[14]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FDI的流入对相当一部分行业产生了正向的技术外溢，并同时指出FDI的外溢效应与行业特征有紧密联系。冼国明和薄文广[15]利用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得出FDI有利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并且指出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的行业，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提升的作用更明显。冼国明和薄文广[16]利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指出，在全国范围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创新能力差异较为明显，外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对国有企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其他类型的企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FDI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较多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仍存在四个主要问题。第一，FDI溢出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概念混淆。在已有文献中，一般都不对二者加以区分，但严格来说，两者应属于从属关系，FDI溢出效应的概念范围更广，包括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而技术溢出效应则专指技术的影响。例如外资企业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内资企业对其管理经验进行模仿学习以提升自己的管理效率，但严格来说这并不属于技术溢出的范畴。对此，本文将技术溢出效应界定为专指经济个体在知识技术上的外部性，认为其主要通过研发活动进行传播。第二，传统的对技术溢出的研究效应多是从劳动生产率角度出发，最近的研究已开始转换为从创新能力出发，这体现了研究思路从全要素生产函数向知识生产函数的转变。企业的研发行为可看作知识生产的过程，因此，本文拟选取创新能力的指标对技术溢出效应加以衡量。第三，目前大多数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均将FDI的份额或者比例作为解释变量，但从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理来说，企业研发指标更能从微观结构上反映技术溢出的传导途径。第四，国内外学者主要将注意力放在FDI的单向溢出效应，而没有专门去考察内资企业对于外资企业的反向作用。随着近年来中国企业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可能是相互的。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现阶段跨国公司是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逐渐将其生产和营销全球化。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之间实现转移，提高了生产经营效率。而此后便是研发全球化，这也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研发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包括市场因素、技术及成本因素、信息通讯因素、政策因素等。首先，相比于只在公司总部进行研发，研发的全球化对于市场的适应能力将更强。在东道国进行研发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接近当地市场，可以更快捷地获取消费者信息，及时对产品进行销售测试取得反馈意见，从而更高效地对产品进行开发。其次，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进行研发，可以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条件，接近技术开发的不同源头，监控并学习先进技术，使自己能够保持与世界先进技术研发的同步。最后，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市场准入壁垒的减少也都为研发全球化提供了保障。一般认为研发全球化对于跨国公司是有利的。虽然相对于生产和营销，研发全球化的程度要低很多，但是近年来扩张速度却很快。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也逐渐拓展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研发全球化给东道国的本地企业带来了深远影响，其中外资企业的进入对内资企业产生的技术溢出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社会中，知识积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增长纳入经济系统内部，提出了各种知识积累模型，以便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Arrow[17]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增长中的内在因素，提出了“边干边学”模型，指出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并指出知识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非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生产率的提高。Romer[18]沿着Arrow的思路[17]，用知识的外部性及溢出效应来解释经济增长，提出了Arrow-Romer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的技术进步通过资本积累实现，即企业的研发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企业的投资会产生外溢效应，对社会的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这种外溢会克服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从而产生内生增长。Romer[19]则进一步把企业的研发看作是有意识的行为。Romer的知识溢出理论为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强调企业有意识研发所形成的知识积累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这为FDI的溢出效应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或者将其看作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还是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增长纳入经济系统内部，技术溢出机制均是客观存在的，是由外部制度环境所决定的。而知识是准公共产品。一家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虽然不能被其他企业完全掌握，但不可避免会被其他企业察觉或者更进一步学习到，这是技术溢出产生的最基本原理。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企业的研发行为能够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然而，外生的技术溢出机制是技术溢出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机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技术溢出确定发生。技术溢出的发生依赖于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各自的技术水平，并且需要研发行为来触发。
当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差不大、处于同一层次时，技术溢出的发生往往是双向的。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而当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分别处于技术的低端和高端时，技术溢出的发生则不是双向的，而是单向地从高端流向低端。即处于低端的内资企业进行一项研发，该研发很可能是外资企业已经进行过的研发，或非常类似，其所产生的新的技术或知识外资企业已经拥有，因而内资企业的研发不会对外资企业产生明显的作用，也就不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处于技术高端的外资企业则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正向技术溢出作用，其研发得到的新技术或知识是内资企业未曾拥有的，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自发或非自发地扩散到内资企业中被内资企业学习利用。然而，当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差过大时，单向的技术溢出也不可能出现，此时内资企业既没有能力对外产生技术溢出，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学习和吸收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当技术溢出确实发生时，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能够真正学习吸收并转化为自身拥有的知识量依赖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通常可以认为，增加自身的研发量有助于提升企业吸收能力，使企业能更好地消化吸收从外部获得的知识。
根据以上模型，可以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1：无论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假设2：由于内资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处于技术落后的一方，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发生，而反向的技术溢出则不发生。
假设3：给定外资企业的研发量，内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量，可以更好地消化吸收外资企业带来的技术溢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样本和数据选择过程中，鉴于《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2011》共披露了2000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等6年的数据，其余年份数据在当年的统计年鉴中均没有详细披露，为尽量扩大样本数量，本文采用6年所有的数据。此外，考虑到港澳台资企业所占比例较低，同时，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经济体中的内资企业，因此，暂将港澳台资企业纳入外资企业一并分析。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给出的标准，对高技术产业年鉴中的行业进行筛选，最后选出16个中类行业，分别是：化学药品制造业，中成药制造业，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业，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业，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中，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行业没有外资企业数据，故将其剔除。最终本文使用15个行业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
模型（1）中将内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能力的代理指标，对内资企业的研发支出、外资企业的研发支出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rd的系数为0.0024，同时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即外资企业的研发对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直接支持了假设2，也支持了假设1，即在中国存在有效的技术溢出机制，并且外资企业对于内资企业有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
模型（2）加入了内资企业研发与外资企业研发的交互项，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d_frd的系数为正，并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3，即内资企业从外资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同时依赖于自身的吸收能力。给定外资企业的研发量，内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量，有助于提高其技术吸收能力，可以更好地获得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
模型（3）以外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作为因变量回归分析，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drd和d_frd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无论是内资企业的研发支出，还是其与外资企业相乘得到的交互项，均无法显著影响因变量。该结果进一步表明，内资企业的研发对于外资企业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即从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没有发生，该结果为假设2提供了部分支持。 3.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创新能力的代理指标，并分别进行模型（4）、模型（5）及模型（6）的回归，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所得结果与用专利申请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基本相同，验证了存在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方向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并同时证明，给定外资企业的研发量，内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量，可以更有效地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由此可见，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
4.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一直以来外资进入是否会对于产业安全构成威胁是学术界和媒体争论的焦点。而要想保证产业安全，保证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必要条件。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起到了正面作用，这种正面作用是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来体现的。
1978年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吸引外资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最开始是将中国作为生产和销售基地，而随着其在中国经营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自身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科技人才及资源不断增加，外资企业也逐步将研发活动扩展到中国。当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华开展研发活动，这些研发活动便会触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产生正向作用。现阶段，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外资企业仍有一定的差距，充分利用外资企业在中国研发对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研发。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已经施行多年，然而，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外资企业是否在本地落户，更应关注其研发政策，甚至可将高水平研发作为权衡是否引入外资的标准之一。同时政府还可以采取一些鼓励性政策，吸引外资企业在本地进行研发投资。
其次，政府应该促进内外资企业之间进行技术交流。现阶段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内资企业也在积极赶超中，在某些领域也已处于领先地位。技术交流可以互相启迪，给双方带来益处。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指引内资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和交流，而且，从技术溢出的角度，更应鼓励和支持内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支出，以更好地消化吸收从外资企业所获的技术溢出，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尤为重要。从长期来看，也有助于促进内外资企业在竞争中的共同繁荣。
再次，政府应该促进内外资企业之间进行技术交流。现阶段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内资企业也在积极赶超中，在某些领域也已处于领先地位。技术交流可以互相启迪，给双方带来益处。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指引内资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和交流，而且，从技术溢出的角度，更应鼓励和支持内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支出，以更好地消化吸收从外资企业所获的技术溢出，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尤为重要。从长期来看，也有助于促进内外资企业实现竞争中的共同繁荣。
最后，为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科教兴国战略应彻底执行。现阶段中国整体制造业技术装备水平较之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制造业结构低度化。原创产业较为缺乏，多数核心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掌握。要从根本上完成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就要从抓基础教育出发，尤其要促进基础科研的发展，以提升中国整体科技水平。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将更有助于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研发，并可形成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这对中国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和可持续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 论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中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仅需要自身的原始创新，还需要对外来引进技术以及所获得的技术溢出进行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并且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活动在全社会中占有较高比重，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研发成果以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中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高技术产业内，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方向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而反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则不存在。同时，给定外资企业的研发量，内资企业可通过增加自身的研发量来提升对溢出技术的吸收能力。这一实证结果有效地支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并丰富了已有的研究成果。
同时，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我们应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进行基础性研发，以期内资企业能够从外资企业的研发中获得一定的技术溢出，并鼓励内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提升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提升技术吸收能力，从而促进内资企业的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研发活动的普及和深入必然有利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统计年鉴直到2011年才开始披露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详细数据，其他行业数据无法获得，这使得本文的实证研究无法进行大样本分析，所得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行业。对此，仍需后续的研究予以进一步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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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振荣）
关键词：内外资企业；FDI；技术溢出；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5-0090-07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MacDougall[1]在分析FDI福利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FDI的溢出效应。此后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逐渐增多，至今已成为FDI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一般认为，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有三种：第一种是竞争效应。Caves[2]指出，FDI进入东道国，为东道国引进了新的竞争者，而且外资企业的进入在任何时候都比内资企业的进入会导致产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迫使本地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第二种是示范模仿效应。FDI不仅为东道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内资企业可以模仿学习，而且外资企业更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减小内资企业对新技术的搜寻成本。第三种是人力资本的培训流动效应。该效应主要是指在外资企业工作过或者接受过培训的员工跳槽到内资企业或自主创业，能够将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引入内资企业。但同时也存在反向的流动效应，内资企业的员工可以跳槽到外资企业，从而对内资企业造成损失。目前，对于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是研究某个国家特定时期的FDI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其二是研究哪些因素影响FDI溢出效应的大小。
Caves[3]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溢出效应发现，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由此他们认为FDI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类似的研究还有Globerman[4]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m和Persson[5]对墨西哥的研究、Liu等[6]对英国的研究、Kokko等[7]对乌拉圭等的研究，他们都验证了溢出效应的存在。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Barrios和Strobl[8]对1990—1994年的西班牙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表明，整体上不存在正向溢出效应。Haddad和Harrison[9]对摩洛哥的研究指出，跨国公司对于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并认为这是由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过大的技术差距阻碍了溢出效应的产生。Aitken和Harrison[10]的研究表明FDI对委内瑞拉本地企业的生产率产生负向作用。Damijan等[11]选取8个转型经济国家1990—1994年的数据，指出在这些国家中FDI不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FDI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姚洋[12]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的企业资料，研究得出三资企业对国有企业具有正的外部作用。蒋殿春和夏良科[13]利用中国高新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得出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不同所有制企业受FDI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蒋殿春和张宇[14]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FDI的流入对相当一部分行业产生了正向的技术外溢，并同时指出FDI的外溢效应与行业特征有紧密联系。冼国明和薄文广[15]利用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得出FDI有利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并且指出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的行业，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提升的作用更明显。冼国明和薄文广[16]利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指出，在全国范围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创新能力差异较为明显，外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对国有企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其他类型的企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FDI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较多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仍存在四个主要问题。第一，FDI溢出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概念混淆。在已有文献中，一般都不对二者加以区分，但严格来说，两者应属于从属关系，FDI溢出效应的概念范围更广，包括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而技术溢出效应则专指技术的影响。例如外资企业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内资企业对其管理经验进行模仿学习以提升自己的管理效率，但严格来说这并不属于技术溢出的范畴。对此，本文将技术溢出效应界定为专指经济个体在知识技术上的外部性，认为其主要通过研发活动进行传播。第二，传统的对技术溢出的研究效应多是从劳动生产率角度出发，最近的研究已开始转换为从创新能力出发，这体现了研究思路从全要素生产函数向知识生产函数的转变。企业的研发行为可看作知识生产的过程，因此，本文拟选取创新能力的指标对技术溢出效应加以衡量。第三，目前大多数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均将FDI的份额或者比例作为解释变量，但从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理来说，企业研发指标更能从微观结构上反映技术溢出的传导途径。第四，国内外学者主要将注意力放在FDI的单向溢出效应，而没有专门去考察内资企业对于外资企业的反向作用。随着近年来中国企业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可能是相互的。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现阶段跨国公司是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逐渐将其生产和营销全球化。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之间实现转移，提高了生产经营效率。而此后便是研发全球化，这也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研发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包括市场因素、技术及成本因素、信息通讯因素、政策因素等。首先，相比于只在公司总部进行研发，研发的全球化对于市场的适应能力将更强。在东道国进行研发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接近当地市场，可以更快捷地获取消费者信息，及时对产品进行销售测试取得反馈意见，从而更高效地对产品进行开发。其次，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进行研发，可以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条件，接近技术开发的不同源头，监控并学习先进技术，使自己能够保持与世界先进技术研发的同步。最后，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市场准入壁垒的减少也都为研发全球化提供了保障。一般认为研发全球化对于跨国公司是有利的。虽然相对于生产和营销，研发全球化的程度要低很多，但是近年来扩张速度却很快。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也逐渐拓展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研发全球化给东道国的本地企业带来了深远影响，其中外资企业的进入对内资企业产生的技术溢出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社会中，知识积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增长纳入经济系统内部，提出了各种知识积累模型，以便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Arrow[17]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增长中的内在因素，提出了“边干边学”模型，指出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并指出知识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非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生产率的提高。Romer[18]沿着Arrow的思路[17]，用知识的外部性及溢出效应来解释经济增长，提出了Arrow-Romer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的技术进步通过资本积累实现，即企业的研发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企业的投资会产生外溢效应，对社会的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这种外溢会克服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从而产生内生增长。Romer[19]则进一步把企业的研发看作是有意识的行为。Romer的知识溢出理论为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强调企业有意识研发所形成的知识积累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这为FDI的溢出效应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或者将其看作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还是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增长纳入经济系统内部，技术溢出机制均是客观存在的，是由外部制度环境所决定的。而知识是准公共产品。一家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虽然不能被其他企业完全掌握，但不可避免会被其他企业察觉或者更进一步学习到，这是技术溢出产生的最基本原理。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企业的研发行为能够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然而，外生的技术溢出机制是技术溢出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机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技术溢出确定发生。技术溢出的发生依赖于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各自的技术水平，并且需要研发行为来触发。
当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差不大、处于同一层次时，技术溢出的发生往往是双向的。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而当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分别处于技术的低端和高端时，技术溢出的发生则不是双向的，而是单向地从高端流向低端。即处于低端的内资企业进行一项研发，该研发很可能是外资企业已经进行过的研发，或非常类似，其所产生的新的技术或知识外资企业已经拥有，因而内资企业的研发不会对外资企业产生明显的作用，也就不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处于技术高端的外资企业则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正向技术溢出作用，其研发得到的新技术或知识是内资企业未曾拥有的，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自发或非自发地扩散到内资企业中被内资企业学习利用。然而，当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差过大时，单向的技术溢出也不可能出现，此时内资企业既没有能力对外产生技术溢出，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学习和吸收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当技术溢出确实发生时，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能够真正学习吸收并转化为自身拥有的知识量依赖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通常可以认为，增加自身的研发量有助于提升企业吸收能力，使企业能更好地消化吸收从外部获得的知识。
根据以上模型，可以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1：无论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假设2：由于内资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处于技术落后的一方，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发生，而反向的技术溢出则不发生。
假设3：给定外资企业的研发量，内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量，可以更好地消化吸收外资企业带来的技术溢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样本和数据选择过程中，鉴于《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2011》共披露了2000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等6年的数据，其余年份数据在当年的统计年鉴中均没有详细披露，为尽量扩大样本数量，本文采用6年所有的数据。此外，考虑到港澳台资企业所占比例较低，同时，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经济体中的内资企业，因此，暂将港澳台资企业纳入外资企业一并分析。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给出的标准，对高技术产业年鉴中的行业进行筛选，最后选出16个中类行业，分别是：化学药品制造业，中成药制造业，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业，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业，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中，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行业没有外资企业数据，故将其剔除。最终本文使用15个行业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
模型（1）中将内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能力的代理指标，对内资企业的研发支出、外资企业的研发支出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rd的系数为0.0024，同时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即外资企业的研发对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直接支持了假设2，也支持了假设1，即在中国存在有效的技术溢出机制，并且外资企业对于内资企业有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
模型（2）加入了内资企业研发与外资企业研发的交互项，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d_frd的系数为正，并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3，即内资企业从外资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同时依赖于自身的吸收能力。给定外资企业的研发量，内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量，有助于提高其技术吸收能力，可以更好地获得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
模型（3）以外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作为因变量回归分析，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drd和d_frd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无论是内资企业的研发支出，还是其与外资企业相乘得到的交互项，均无法显著影响因变量。该结果进一步表明，内资企业的研发对于外资企业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即从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没有发生，该结果为假设2提供了部分支持。 3.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创新能力的代理指标，并分别进行模型（4）、模型（5）及模型（6）的回归，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所得结果与用专利申请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基本相同，验证了存在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方向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并同时证明，给定外资企业的研发量，内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量，可以更有效地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由此可见，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
4.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一直以来外资进入是否会对于产业安全构成威胁是学术界和媒体争论的焦点。而要想保证产业安全，保证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必要条件。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起到了正面作用，这种正面作用是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来体现的。
1978年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吸引外资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最开始是将中国作为生产和销售基地，而随着其在中国经营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自身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科技人才及资源不断增加，外资企业也逐步将研发活动扩展到中国。当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华开展研发活动，这些研发活动便会触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产生正向作用。现阶段，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外资企业仍有一定的差距，充分利用外资企业在中国研发对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研发。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已经施行多年，然而，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外资企业是否在本地落户，更应关注其研发政策，甚至可将高水平研发作为权衡是否引入外资的标准之一。同时政府还可以采取一些鼓励性政策，吸引外资企业在本地进行研发投资。
其次，政府应该促进内外资企业之间进行技术交流。现阶段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内资企业也在积极赶超中，在某些领域也已处于领先地位。技术交流可以互相启迪，给双方带来益处。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指引内资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和交流，而且，从技术溢出的角度，更应鼓励和支持内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支出，以更好地消化吸收从外资企业所获的技术溢出，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尤为重要。从长期来看，也有助于促进内外资企业在竞争中的共同繁荣。
再次，政府应该促进内外资企业之间进行技术交流。现阶段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内资企业也在积极赶超中，在某些领域也已处于领先地位。技术交流可以互相启迪，给双方带来益处。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指引内资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和交流，而且，从技术溢出的角度，更应鼓励和支持内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支出，以更好地消化吸收从外资企业所获的技术溢出，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尤为重要。从长期来看，也有助于促进内外资企业实现竞争中的共同繁荣。
最后，为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科教兴国战略应彻底执行。现阶段中国整体制造业技术装备水平较之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制造业结构低度化。原创产业较为缺乏，多数核心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掌握。要从根本上完成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就要从抓基础教育出发，尤其要促进基础科研的发展，以提升中国整体科技水平。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将更有助于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研发，并可形成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这对中国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和可持续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 论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中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仅需要自身的原始创新，还需要对外来引进技术以及所获得的技术溢出进行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并且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活动在全社会中占有较高比重，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研发成果以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中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高技术产业内，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方向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而反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则不存在。同时，给定外资企业的研发量，内资企业可通过增加自身的研发量来提升对溢出技术的吸收能力。这一实证结果有效地支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并丰富了已有的研究成果。
同时，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我们应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进行基础性研发，以期内资企业能够从外资企业的研发中获得一定的技术溢出，并鼓励内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提升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提升技术吸收能力，从而促进内资企业的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研发活动的普及和深入必然有利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统计年鉴直到2011年才开始披露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详细数据，其他行业数据无法获得，这使得本文的实证研究无法进行大样本分析，所得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行业。对此，仍需后续的研究予以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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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