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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城市化要谨防走伤害民生的老路子，改变传统的增长导向型城市化模式，要以人为核心、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推进城市化。
两年前，国内首份民生发展年度报告《201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总结了“十一五”期间我国民生进展状况，分析了中国民生发展“十二五”面临的诸多挑战，编制了“2010中国民生发展指数”。
近期，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理念后，北京师范大学“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即将发布《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该报告在开篇引用了《孟子》中的一段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同时指出，民生，是中国梦的落脚点；只有改善民生才能点亮中国梦。
“这份报告是对中国民生问题研究的深入和深化，也是《201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跨越变革世界中的‘民生陷阱’》的继续。”论坛开启前夕，报告起草人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兼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的独家采访。
M：《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将主题定为“新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隐忧”，基于怎样的现实背景？具有怎样的意义？
唐任伍：自十五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到现今李克强总理强调城市化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推进城市化进程一直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以“新城市化”为引擎，将“新城市化”定位于“人的城市化”，力图通过城市化将民生改善和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以“新城市化”作为契机来解决和改善民生，思路正确，措施可行。但是，“好经”怕被歪嘴和尚念歪，“新型城市化”如果搞成“人为城市化”、“房地产化”，不但起不到解决民生、改善民生的目的，而且可能适得其反，违背中央决策者的初衷，产生极大的“民生隐忧”。
在这个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稳步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本报告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化对民生发展质量影响上，具有现实意义。
M：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如何？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什么？
唐任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Stiglitz）认为，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快速推动下，我国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12年年末城市化率达52.57%。但是，由于中国民生历史欠账太多，民生保障和改善的法制和制度建设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民生改善和发展进展缓慢，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城市化还存在着相当多、相当大的问题。城市化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因城市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民生问题。
M：为什么说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蕴育着民生隐忧？这些民生隐忧是否会阻碍新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如何在城市化发展中兼顾民生利益？
唐任伍：根据欧美日韩的经验，城市化率超过50%后将会经历一段快速的城市化阶段，即一个人口快速导入城市的阶段。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市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新型城市化为中国民生的解决和改善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为民生的解决和改善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蕴育着巨大的民生隐忧，如耕地减少带来的粮食危机、快速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社会保障不完善带来的城市居民危机感等等。
放眼世界，城市化进程是以牺牲民生发展为沉痛代价的，如英国曾凭借“圈地运动”掠夺农民土地、建立起现代化工厂和城市等；再观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也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些恶劣的负面影响。新时期城市化要谨防走伤害民生的老路子，改变传统的增长导向型城市化模式，要以人为核心、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推进城市化。
M：本次报告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隐忧提出一系列建议与对策，建议在政策层面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唐任伍：本报告针对城市化进程中新环境下的各项民生隐忧，开拓了民生发展的新道路。在价值取向上，着眼于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权利、促进社会公正、加强人文关怀；在框架上，提倡以“政府主导，精英推动，上下结合，共建共享”为行动模式；在发展路径上，倡导以经济驱动、社会调节、法律支持、文化滋养等切入和落实。沿着这条新的民生发展道路，本报告也适时提出了新城市化环境下各项民生隐忧的具体化解之策。
这些建议与对策在政策层面上起到对国家和省域民生发展的战略导向作用，以满足中国新城市化进程中的政策需求，同时也供领导决策层参考和学界有志之士探讨。
M：《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在最后一如既往地提供“民生发展指数报告”（2013版），与前两年（2011、2012）相比，“民生发展指数报告”（2013版）具有哪些新的特征？有哪些新的情况出现？
唐任伍：报告对中国总体和区域情况做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省级民生指数排名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区域集中性，但相比以往年份，正在逐渐打破明显的区域界线，部分中西部地区进入中上游梯队；排名表现出较强的区域经济实力相关性，但二者并非一致，中部地区重视民生发展的迹象明显；从近半数地区的民生发展指数排名超过其人均地方生产总值排名，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把民生工作摆在首要地位的做法已在2013年显效。
M：对比前两年的民生发展报告，《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对我国新时期的民生工作具有哪些新的指导意义？
唐任伍：该报告既是对“新城市化”推动者的提醒，也是对决策者和实施者的忠告。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改善之路，对于中国的民生问题解决、改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发布的民生发展指数（2013），可以增进我国不同地区人民对彼此的了解和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民生发展的认识。民生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这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课题组争取将这一课题研究作为对中国民生事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成果。
两年前，国内首份民生发展年度报告《201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总结了“十一五”期间我国民生进展状况，分析了中国民生发展“十二五”面临的诸多挑战，编制了“2010中国民生发展指数”。
近期，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理念后，北京师范大学“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即将发布《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该报告在开篇引用了《孟子》中的一段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同时指出，民生，是中国梦的落脚点；只有改善民生才能点亮中国梦。
“这份报告是对中国民生问题研究的深入和深化，也是《201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跨越变革世界中的‘民生陷阱’》的继续。”论坛开启前夕，报告起草人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兼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的独家采访。
M：《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将主题定为“新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隐忧”，基于怎样的现实背景？具有怎样的意义？
唐任伍：自十五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到现今李克强总理强调城市化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推进城市化进程一直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以“新城市化”为引擎，将“新城市化”定位于“人的城市化”，力图通过城市化将民生改善和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以“新城市化”作为契机来解决和改善民生，思路正确，措施可行。但是，“好经”怕被歪嘴和尚念歪，“新型城市化”如果搞成“人为城市化”、“房地产化”，不但起不到解决民生、改善民生的目的，而且可能适得其反，违背中央决策者的初衷，产生极大的“民生隐忧”。
在这个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稳步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本报告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化对民生发展质量影响上，具有现实意义。
M：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如何？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什么？
唐任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Stiglitz）认为，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快速推动下，我国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12年年末城市化率达52.57%。但是，由于中国民生历史欠账太多，民生保障和改善的法制和制度建设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民生改善和发展进展缓慢，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城市化还存在着相当多、相当大的问题。城市化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因城市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民生问题。
M：为什么说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蕴育着民生隐忧？这些民生隐忧是否会阻碍新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如何在城市化发展中兼顾民生利益？
唐任伍：根据欧美日韩的经验，城市化率超过50%后将会经历一段快速的城市化阶段，即一个人口快速导入城市的阶段。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市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新型城市化为中国民生的解决和改善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为民生的解决和改善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蕴育着巨大的民生隐忧，如耕地减少带来的粮食危机、快速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社会保障不完善带来的城市居民危机感等等。
放眼世界，城市化进程是以牺牲民生发展为沉痛代价的，如英国曾凭借“圈地运动”掠夺农民土地、建立起现代化工厂和城市等；再观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也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些恶劣的负面影响。新时期城市化要谨防走伤害民生的老路子，改变传统的增长导向型城市化模式，要以人为核心、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推进城市化。
M：本次报告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隐忧提出一系列建议与对策，建议在政策层面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唐任伍：本报告针对城市化进程中新环境下的各项民生隐忧，开拓了民生发展的新道路。在价值取向上，着眼于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权利、促进社会公正、加强人文关怀；在框架上，提倡以“政府主导，精英推动，上下结合，共建共享”为行动模式；在发展路径上，倡导以经济驱动、社会调节、法律支持、文化滋养等切入和落实。沿着这条新的民生发展道路，本报告也适时提出了新城市化环境下各项民生隐忧的具体化解之策。
这些建议与对策在政策层面上起到对国家和省域民生发展的战略导向作用，以满足中国新城市化进程中的政策需求，同时也供领导决策层参考和学界有志之士探讨。
M：《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在最后一如既往地提供“民生发展指数报告”（2013版），与前两年（2011、2012）相比，“民生发展指数报告”（2013版）具有哪些新的特征？有哪些新的情况出现？
唐任伍：报告对中国总体和区域情况做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省级民生指数排名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区域集中性，但相比以往年份，正在逐渐打破明显的区域界线，部分中西部地区进入中上游梯队；排名表现出较强的区域经济实力相关性，但二者并非一致，中部地区重视民生发展的迹象明显；从近半数地区的民生发展指数排名超过其人均地方生产总值排名，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把民生工作摆在首要地位的做法已在2013年显效。
M：对比前两年的民生发展报告，《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对我国新时期的民生工作具有哪些新的指导意义？
唐任伍：该报告既是对“新城市化”推动者的提醒，也是对决策者和实施者的忠告。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改善之路，对于中国的民生问题解决、改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发布的民生发展指数（2013），可以增进我国不同地区人民对彼此的了解和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民生发展的认识。民生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这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课题组争取将这一课题研究作为对中国民生事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