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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多次听我爷爷赵文光讲西路红军血战古浪的事情，那些悲壮的故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民国二十五（1936）年11月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从景泰过了黄河。11日，红九军到达干柴洼，突破了国民革命军马元海等部的重围，到达古浪横梁山，又与敌军激战一昼夜，11月14日到达了我的家乡古浪县城外。
11月15日，红军向古浪县城发起进攻，打了一天，马步芳的队伍和西宁民团被红军赶出了古浪县城。红军在古龙山、西阳屲、水关门及县城残破的城墙边修筑工事，准备战斗。后巷我家邻居刘琨家的大院里，也住了不少红军。爷爷看见许多红军和骡马上驮着子弹、手榴弹，进进出出，估计那里可能住着红军的一个指挥部或是军需机关。
农历十月，古浪已是滴水成冰，但大多数红军战士都穿着单衣、草鞋，有些体弱病残的战士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老百姓家里烤火取暖。有的还拿出一点鸦片（鸦片有时也作红军的军饷）或钱币，向老百姓换一条毛毡，在中间用刺刀挖出一个圆孔，往头上一套，把毛毡裹在身上，用一截草绳在腰间一扎，就成了御寒的衣裳。有的红军战士向老百姓要破鞋穿，那些破鞋虽然破烂，但套在脚上用绳子绑紧了，比起草鞋来防冻、赶路都要好一些。
紅军的粮食供应，根本没有什么保障，除少数战士带一点备用粮外，吃粮全由后勤人员用鸦片、银元兑换，现买现吃。战斗紧张时，炊事员就把小麦、青稞炒熟了，配发给战士们，乘战斗间隙充饥。
15日上午，有两个红军小战士来到我家。他俩满嘴的湘川土语，奶奶一点儿也听不懂，倒是爷爷很快弄懂了他俩的意思——他俩是叫奶奶给他们烙锅盔（大饼）哩。
正好那天家里有和好的发面，奶奶生着炉灶，一个时辰就在大锅里烙好了两个大锅盔，交给小红军。那两个小红军自己一点儿没吃，把两个锅盔拿到隔壁刘家院子去了。
过了一会儿，两个小红军回来了。他俩说，奶奶烙的锅盔首长很喜欢吃，要奶奶给他们再烙些。说着还拿出一点鸦片，说这是首长给的面钱和工钱。奶奶不要，但两个小红军说什么也不行，爷爷就收下了。
奶奶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烙了两个锅盔还要给工料钱。奶奶烙锅盔更认真了，她在发面里揣上清油，用驴粪蛋子煨起慢火，把锅盔皮儿烙的黄黄的，里面又白又暄，吃起来香脆酥软，非常可口。在以后的两天多时间里，奶奶用了20多斤面，共给红军烙了十二三个大锅盔。小红军又拿来一点鸦片，交给了爷爷。
17日那天，马家队伍的骑兵从北关打进了古浪县城，一直打到了北街一带。爷爷看见隔壁的刘家院里，红军进进出出，扛子弹箱的，运手榴弹的，一派紧张局势。后来，红军被迫退出城外。到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红军又回师反攻，对北街一带的敌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不久，敌人又被赶到县城北面的暖泉一带去了。
18日，马家队伍从南、西、北三面进攻县城，一时间，城里城外枪声阵阵，杀声不断，天上还有两三架国民党的飞机，丢下了几颗炸弹。
红军依托残破的城墙，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冲杀。凶恶的敌人用小钢炮和机关枪轰击和扫射古龙山和西阳屲上的红军，后来又派出骑兵，不断进行冲杀。最后，古龙山和西阳屲的红军，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敌军占领西、南两山后，又凭借骑兵的实力，从北关和水关门冲进城里，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街巷战。敌人进进退退，用马刀劈，用机枪扫，杀害了许多红军和伤病员。战后，仅从上城金家院子里就抬出了100多具红军尸体。
这天下午4点钟左右，来了两个红军把爷爷叫走了。等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侯，还不见爷爷回来，奶奶就抱起我一岁多的姑姑，领上四叔，到城外杨家磨我姑太爷家避战乱。
娘儿三人路过公官场子（北街刘琨家院北的一块公共场地）时，看见场地上斜三横四地躺着百十具红军遗体。那年还不足六岁的四叔，手里端着半升炒面，看见一个小红军从尸体下面探出头来张望，就对奶奶说：“妈，死人下面那个红军娃看我们哩。”奶奶瞥了一眼，说：“不要说话，快走！”
娘儿三人，急急忙忙从北街上面拐弯向东，来到了我姑太爷家。晚上，娘儿三人住在了杨家大门外的一个小屋里。
半夜，奶奶听见一个四川口音的红军在门外喊叫：“大爷，大婶，给我一刀子或是一剪子吧，行行好叫我快点走吧……”那声音极为凄惨。奶奶毕竟是女人家，半夜三更，说什么也不敢开门。第二天早晨起来，她看见那红军爬过的路上，血迹斑斑，人不知到哪里去了。
那天下午，爷爷被两个红军叫到了刘家临街的院子里，他看见二三十个老百姓聚集在那里。红军做了两大锅揪面片，给每人舀了两大搪瓷缸，叫他们吃饱了，帮红军抬伤员。
晚饭后，红军开始从古浪全面撤离。爷爷那年3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他被指派与铁匠辛五组成一副担架，抬着一名伤员，跟随红军队伍前进。抬担架的人跟红军出了北关，走上中路，往前走了一截，红军在路中间点起三堆大火之后，又折转向南，从“勤泰涌”油坊的桥上过磨河，穿过河滩，再过古浪河，到了马家沿。过河时，孙耀章摔倒了，红军看他是个残疾（驼背），不能抬担架，就让他回家了。
红军从马家沿顺着长流渠直下三坝。这天夜里，开始天上还有一绺鹅毛月，很快月牙西下，红军人马就摸夜路往前走。铁匠辛五是个矮个子，我爷爷个子高，担架也就前低后高，重心前倾。那天夜里，辛五栽了十几个跟头，总算把担架抬到了二坡河。
这时，一个红军走过来，摸了摸担架上的伤员，对另一个红军说：“首长牺牲了。”他们叫爷爷和辛五停下来，用一条军毯把伤员的遗体裹起来，在上冻的干河滩上使劲挖出了一个浅浅的坑，草草地掩埋了。
伤员死了，空出一副担架来。红军看辛五已是疲惫不堪，就让他回家去了。爷爷和孔宗文又组成一副担架，抬着另一个伤员，继续赶路。他们一直走到了泗水堡以北好远的地方。
经过一夜的行军赶路，爷爷的小腿肿起来了，过一个沟坎时，他的脚一崴，一个趔趄摔倒，脚腕扭伤了。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大声吆喝：“天快亮了，赶快站起来走！”另一个红军走过来，用马灯照亮，看了看爷爷的脚腕说：“让他回去吧。”
红军的大队人马向武威方向开走了。等到天亮，爷爷找到一节长木棒，拄着它回头走到了泗水堡，找到他相识的箩儿匠张立刚的家里，休息了两三天，用土办法医治了脚，等脚腕消肿后，才慢慢地走回了古浪县城。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叫奶奶烙过锅盔的一个小红军，穿着一件破棉袄，风尘扑扑地走进我家。他告诉爷爷，他们的队伍到张掖就被打散了，和他一起的那个小红军，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上厕所时，却被一堵颓废的墙壁垮下来压死了。这位小红军说，现在，他要到东面去找自己人。奶奶做了饭，叫他吃饱，又给他装了几个馍馍和煮熟了的洋芋，他就匆匆上路了。如果那个小红军活到现在，该是90岁上下的老人了。但愿他看到了革命的胜利！
西路红军浴血奋战古浪时，红九军的一半指战员，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古浪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民国二十五（1936）年11月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从景泰过了黄河。11日，红九军到达干柴洼，突破了国民革命军马元海等部的重围，到达古浪横梁山，又与敌军激战一昼夜，11月14日到达了我的家乡古浪县城外。
11月15日，红军向古浪县城发起进攻，打了一天，马步芳的队伍和西宁民团被红军赶出了古浪县城。红军在古龙山、西阳屲、水关门及县城残破的城墙边修筑工事，准备战斗。后巷我家邻居刘琨家的大院里，也住了不少红军。爷爷看见许多红军和骡马上驮着子弹、手榴弹，进进出出，估计那里可能住着红军的一个指挥部或是军需机关。
农历十月，古浪已是滴水成冰，但大多数红军战士都穿着单衣、草鞋，有些体弱病残的战士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老百姓家里烤火取暖。有的还拿出一点鸦片（鸦片有时也作红军的军饷）或钱币，向老百姓换一条毛毡，在中间用刺刀挖出一个圆孔，往头上一套，把毛毡裹在身上，用一截草绳在腰间一扎，就成了御寒的衣裳。有的红军战士向老百姓要破鞋穿，那些破鞋虽然破烂，但套在脚上用绳子绑紧了，比起草鞋来防冻、赶路都要好一些。
紅军的粮食供应，根本没有什么保障，除少数战士带一点备用粮外，吃粮全由后勤人员用鸦片、银元兑换，现买现吃。战斗紧张时，炊事员就把小麦、青稞炒熟了，配发给战士们，乘战斗间隙充饥。
15日上午，有两个红军小战士来到我家。他俩满嘴的湘川土语，奶奶一点儿也听不懂，倒是爷爷很快弄懂了他俩的意思——他俩是叫奶奶给他们烙锅盔（大饼）哩。
正好那天家里有和好的发面，奶奶生着炉灶，一个时辰就在大锅里烙好了两个大锅盔，交给小红军。那两个小红军自己一点儿没吃，把两个锅盔拿到隔壁刘家院子去了。
过了一会儿，两个小红军回来了。他俩说，奶奶烙的锅盔首长很喜欢吃，要奶奶给他们再烙些。说着还拿出一点鸦片，说这是首长给的面钱和工钱。奶奶不要，但两个小红军说什么也不行，爷爷就收下了。
奶奶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烙了两个锅盔还要给工料钱。奶奶烙锅盔更认真了，她在发面里揣上清油，用驴粪蛋子煨起慢火，把锅盔皮儿烙的黄黄的，里面又白又暄，吃起来香脆酥软，非常可口。在以后的两天多时间里，奶奶用了20多斤面，共给红军烙了十二三个大锅盔。小红军又拿来一点鸦片，交给了爷爷。
17日那天，马家队伍的骑兵从北关打进了古浪县城，一直打到了北街一带。爷爷看见隔壁的刘家院里，红军进进出出，扛子弹箱的，运手榴弹的，一派紧张局势。后来，红军被迫退出城外。到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红军又回师反攻，对北街一带的敌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不久，敌人又被赶到县城北面的暖泉一带去了。
18日，马家队伍从南、西、北三面进攻县城，一时间，城里城外枪声阵阵，杀声不断，天上还有两三架国民党的飞机，丢下了几颗炸弹。
红军依托残破的城墙，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冲杀。凶恶的敌人用小钢炮和机关枪轰击和扫射古龙山和西阳屲上的红军，后来又派出骑兵，不断进行冲杀。最后，古龙山和西阳屲的红军，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敌军占领西、南两山后，又凭借骑兵的实力，从北关和水关门冲进城里，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街巷战。敌人进进退退，用马刀劈，用机枪扫，杀害了许多红军和伤病员。战后，仅从上城金家院子里就抬出了100多具红军尸体。
这天下午4点钟左右，来了两个红军把爷爷叫走了。等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侯，还不见爷爷回来，奶奶就抱起我一岁多的姑姑，领上四叔，到城外杨家磨我姑太爷家避战乱。
娘儿三人路过公官场子（北街刘琨家院北的一块公共场地）时，看见场地上斜三横四地躺着百十具红军遗体。那年还不足六岁的四叔，手里端着半升炒面，看见一个小红军从尸体下面探出头来张望，就对奶奶说：“妈，死人下面那个红军娃看我们哩。”奶奶瞥了一眼，说：“不要说话，快走！”
娘儿三人，急急忙忙从北街上面拐弯向东，来到了我姑太爷家。晚上，娘儿三人住在了杨家大门外的一个小屋里。
半夜，奶奶听见一个四川口音的红军在门外喊叫：“大爷，大婶，给我一刀子或是一剪子吧，行行好叫我快点走吧……”那声音极为凄惨。奶奶毕竟是女人家，半夜三更，说什么也不敢开门。第二天早晨起来，她看见那红军爬过的路上，血迹斑斑，人不知到哪里去了。
那天下午，爷爷被两个红军叫到了刘家临街的院子里，他看见二三十个老百姓聚集在那里。红军做了两大锅揪面片，给每人舀了两大搪瓷缸，叫他们吃饱了，帮红军抬伤员。
晚饭后，红军开始从古浪全面撤离。爷爷那年3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他被指派与铁匠辛五组成一副担架，抬着一名伤员，跟随红军队伍前进。抬担架的人跟红军出了北关，走上中路，往前走了一截，红军在路中间点起三堆大火之后，又折转向南，从“勤泰涌”油坊的桥上过磨河，穿过河滩，再过古浪河，到了马家沿。过河时，孙耀章摔倒了，红军看他是个残疾（驼背），不能抬担架，就让他回家了。
红军从马家沿顺着长流渠直下三坝。这天夜里，开始天上还有一绺鹅毛月，很快月牙西下，红军人马就摸夜路往前走。铁匠辛五是个矮个子，我爷爷个子高，担架也就前低后高，重心前倾。那天夜里，辛五栽了十几个跟头，总算把担架抬到了二坡河。
这时，一个红军走过来，摸了摸担架上的伤员，对另一个红军说：“首长牺牲了。”他们叫爷爷和辛五停下来，用一条军毯把伤员的遗体裹起来，在上冻的干河滩上使劲挖出了一个浅浅的坑，草草地掩埋了。
伤员死了，空出一副担架来。红军看辛五已是疲惫不堪，就让他回家去了。爷爷和孔宗文又组成一副担架，抬着另一个伤员，继续赶路。他们一直走到了泗水堡以北好远的地方。
经过一夜的行军赶路，爷爷的小腿肿起来了，过一个沟坎时，他的脚一崴，一个趔趄摔倒，脚腕扭伤了。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大声吆喝：“天快亮了，赶快站起来走！”另一个红军走过来，用马灯照亮，看了看爷爷的脚腕说：“让他回去吧。”
红军的大队人马向武威方向开走了。等到天亮，爷爷找到一节长木棒，拄着它回头走到了泗水堡，找到他相识的箩儿匠张立刚的家里，休息了两三天，用土办法医治了脚，等脚腕消肿后，才慢慢地走回了古浪县城。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叫奶奶烙过锅盔的一个小红军，穿着一件破棉袄，风尘扑扑地走进我家。他告诉爷爷，他们的队伍到张掖就被打散了，和他一起的那个小红军，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上厕所时，却被一堵颓废的墙壁垮下来压死了。这位小红军说，现在，他要到东面去找自己人。奶奶做了饭，叫他吃饱，又给他装了几个馍馍和煮熟了的洋芋，他就匆匆上路了。如果那个小红军活到现在，该是90岁上下的老人了。但愿他看到了革命的胜利！
西路红军浴血奋战古浪时，红九军的一半指战员，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古浪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