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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化进程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外国数字电视标准以及相关技术和产品，在中国市场跑马圈地，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化序幕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拉开，却因为旷日持久的“标准之争”陷入困境。有专家这样比喻：数字电视产业化就像一场国际竞赛，当欧洲、美国、日本等选手已冲出很远的时候，中国还在起跑线上做热身运动。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数字电视“标准之争”何时能了？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化路在何方？
“标准领地”频频失守
中国是世界电视大国，电视机年销售量超过四千万台。按照我国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制定的时间表，2008年用数字电视转播北京奥运会，2015年普及数字电视并停播模拟信号。从模拟电视过渡到数字电视，涉及到电子信息产业的各个环节。按照每年更新4000万台数字电视计算，其中的芯片产值就达上百亿元人民币，并将拉动数千亿元的整机市场。如果从全球市场来估算，数字电视可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商机。
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陆续启动以新一代高清晰度数字电视(HDTV)取代传统模拟电视的浩大工程。特别是欧洲、美国、日本电子信息领域的跨国公司不惜巨资研发数字电视的标准、芯片和整机，并瞄准庞大的中国市场。
从模拟电视走向数字电视，必须实现电视信号的数字化，其中一个基本环节是制订相应的数字电视广播标准。
数字电视的传输方式有地面、有线、卫星三种方式。卫星传输的行业标准我国2000年就已确定使用欧洲DVB-S标准。有线传输2000年前后形成国内市场，由于当时我国未能开发出成熟的、可以产业化的技术，无力制订自己的标准。国家广电总局遂将欧洲有线传输DVB-C确定为行业标准并开始试用。仅3年时间，欧洲DVB-C标准迅速覆盖国内主要城市，客观上已成为有线传输的“事实标准”。有鉴于此，2004年底我国将欧洲DVB-C标准定为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在卫星传输和有线传输标准领域，我国已完全失去“话语权”。
在数字电视地面传输领域，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大标准：欧洲的DVB-T、美国的ATSC、日本的ISDB-T。欧洲DVB-T标准现已占领整个欧洲市场，并大举进军亚洲市场；美国ATSC标准已占领北美和韩国市场；日本标准目前仅限于本国市场。
令人忧虑的是，在“硕果仅存”的地面传输领域，我国也面临欧洲DVB-T标准的蚕食。受市场需求的驱动，国内已有十多个省市在“试用”这一标准。这种“试用”日益“普及”，颇有演变为“事实标准”之势。与此同时，基于欧洲标准的数字电视产品开始抢滩最具潜力的中国市场。
“融合方案”陷入难产
我国数字电视的研发始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并不算晚，经历了跟踪外国主流技术和样机研发的初级阶段后，2000年前后开始自主开发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系统。目前，比较成熟的方案主要有两个：一是清华大学的DMB-T系统，二是上海交通大学的ADTB-T系统。
出于种种原因，国家主管部门并未及时在上述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久拖不决之后，2003年委托中国工程院从中协调、评估，并对两种方案进行“融合”。但至今，这项工作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融合方案”陷于难产。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坦言，“清华方案和交大方案技术路线不同、知识产权体系不同、产业化进程不同，难以‘融合’。就像一条鱼，又要红烧，又要清蒸，办得到吗？”
业内专家分析，从技术角度看，清华DMB-T系统走的是多载波技术路线，交大ADTB-T系统走的是单载波技术路线，两者缺乏兼容性，要相互融合行不通，不仅厂家将不得不生产两种不同制式的电视机，而且国家在电视广播频道的划分上将遭遇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
从知识产权角度看，清华DMB-T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经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1项、申请美国专利保护1项，其中3项属于基础性发明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2002年在有关专利评估报告中这样评价清华DMB-T方案：“清华大学方案不同于目前的任何一种数字电视的体制。采用清华大学专利申请所支持的方案作为中国的数字电视的传输体制，所面临的专利付费的形势是乐观的。另一方面，清华大学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阻挡外国产品进入中国的壁垒。”而交大ADTB-T是以美国ATSC标准为技术出发点的，目前尚无国家授权专利，不能达到知识产权的完全国有化，一旦采用，将受制于人，今后数十年可能被迫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
从产业化进程看，清华大学已与长虹、康佳等8家国内彩电领军企业联合开发出基于DMB-T制式的数字电视机、机顶盒和数模一体化数字电视机；北京吉兆、北广、德国R&S、意大利Itelco等中外主要广播设备企业也已完成DMB-T数字电视激励器、发射机等设备的研制；基于DMB-T制式的“中视一号”数字电视地面传输芯片最近由复旦大学微电子研究院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从系统设计、芯片设计到芯片制造、整机制造和系统运营的完整的数字电视产业链已经贯通。相比之下，交大ADTB-T方案产业化进程相对滞后，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形成产业链。
吴佑寿指出，清华DMB-T和交大ADTB-T就像两个参赛“选手”，国家主管部门应承担起“裁判”的职责，根据其实力和表现，作出公正的选择。正是“公正裁判”的缺失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标准之争”，并一再贻误良机。DMB-T系统的主创者之一、清华大学教授杨林认为，数字电视国家标准的确立应遵循三项原则：一、要有自主知识产权；二、技术上要先进；三、便于产业化。杨林说，国家急需标准，产业也急需标准，为什么有了标准还要搞“融合”、搞“平衡”？政府承诺一再落空，不仅有损于政府信用，而且延误了产业化进程。根据WTO的有关原则，如果你迟迟拿不出自己的标准，就得接受别人的标准。
“中视一号”冲击波
芯片是数字电视的“大脑”，在数字电视产业化进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由复旦大学自主设计、基于清华DMB-T制式的我国第一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视一号”数字电视地面传输芯片的问世，为清华DMB-T系统增添了一个重要砝码，有人用“四两拨千斤”来形容其发挥的关键作用。
2005年1月22日，由复旦大学微电子研究院自主设计、由上海宏力半导体和中芯国际本土制造的“中视一号”数字电视地面传输芯片，通过了由国家教育部主持、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的技术鉴定。专家鉴定意见认为：“‘中视一号’芯片的产业化，填补了国内空白，实现了我国数字电视百万门级专用集成电路自主设计和制造技术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自主的数字电视产业化进程取得重大突破。”
从现场演示看，装有“中视一号”芯片的数字电视机、电脑机顶盒、手持终端、车载终端，都能显示出高清晰画质，特别是车辆在移动状态下，画面依然保持稳定，没有目前采用欧美技术的公交移动电视中常见的信号中断现象。实验室测试和场地测试的数据也表明，“中视一号”芯片性能指标全面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准，并且在移动信号接收抗干扰能力等指标上优于欧美产品。
据悉，“中视一号”芯片集成了七十多块存储器、二百多万门逻辑门、二千多万个晶体管，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很高。它采用国际成熟的0.18微米制造工艺，具有良好的性价比和市场竞争力，现已在长虹、康佳等十多家国内厂商的系统和整机上实现了应用。同时，河南、江西、河北、辽宁、吉林、北京、天津、广州、青岛、长沙等十多个省市的电视台也成功试运行该系统。
复旦大学微电子研究院院长周电对“中视一号”芯片的产业化前景非常乐观。他说，一旦清华DMB-T被选为国家标准，“中视一号”芯片可在一个月内实现批量生产，年产量可达4000万片，不仅能为上海芯片制造业提供大额定单，并将带动国产数字电视整机业的迅速崛起。
唯愿国家成赢家
1月22日，在“中视一号”芯片技术鉴定会暨新闻发布会上，DMB-T系统的主创者之一、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主任杨知行的一席话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杨知行说，“数字电视国家标准的制订和国际竞争就像一场足球赛，重要的是中国队要赢，民族产业要赢，至于这个球是哪个球员踢进去的并不重要。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单位利益、部门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
据透露，清华大学已向国家有关部门郑重承诺：如果国家需要清华DMB-T系统的专利，清华会把这些专利奉献给国家。
杨知行补充说，清华DMB-T系统和交大ADTB-T系统的技术路线不同，前者属于多载波技术，后者属于单载波技术。目前，在国际上，采用多载波技术的有几十个国家，而采用单载波技术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我国，已经授权的国家专利中，全部属于多载波技术；国内唯一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芯片“中视一号”用的是多载波技术，国内80%以上的整机厂商用的也是多载波技术。
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选择题”，国家标准的出台时间表一拖再拖。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陆建勋、胡光镇等专家深表忧虑。他们表示，关系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未来50年兴衰的数字电视产业化正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输掉标准意味着输掉产业、输掉市场。假如我国再不确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国家标准，我国将丧失在数字电视标准领域的最后一块领地。不仅使已投入的大量人力财力付诸东流，而且我国数字电视将重蹈DVD的覆辙，受制于人落后于人，被迫支付高额的专利费用。
有识之士深切感言：数字电视的“标准之争”已经延误了太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标准”再不出来，我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标准、一个产业……
“标准领地”频频失守
中国是世界电视大国，电视机年销售量超过四千万台。按照我国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制定的时间表，2008年用数字电视转播北京奥运会，2015年普及数字电视并停播模拟信号。从模拟电视过渡到数字电视，涉及到电子信息产业的各个环节。按照每年更新4000万台数字电视计算，其中的芯片产值就达上百亿元人民币，并将拉动数千亿元的整机市场。如果从全球市场来估算，数字电视可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商机。
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陆续启动以新一代高清晰度数字电视(HDTV)取代传统模拟电视的浩大工程。特别是欧洲、美国、日本电子信息领域的跨国公司不惜巨资研发数字电视的标准、芯片和整机，并瞄准庞大的中国市场。
从模拟电视走向数字电视，必须实现电视信号的数字化，其中一个基本环节是制订相应的数字电视广播标准。
数字电视的传输方式有地面、有线、卫星三种方式。卫星传输的行业标准我国2000年就已确定使用欧洲DVB-S标准。有线传输2000年前后形成国内市场，由于当时我国未能开发出成熟的、可以产业化的技术，无力制订自己的标准。国家广电总局遂将欧洲有线传输DVB-C确定为行业标准并开始试用。仅3年时间，欧洲DVB-C标准迅速覆盖国内主要城市，客观上已成为有线传输的“事实标准”。有鉴于此，2004年底我国将欧洲DVB-C标准定为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在卫星传输和有线传输标准领域，我国已完全失去“话语权”。
在数字电视地面传输领域，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大标准：欧洲的DVB-T、美国的ATSC、日本的ISDB-T。欧洲DVB-T标准现已占领整个欧洲市场，并大举进军亚洲市场；美国ATSC标准已占领北美和韩国市场；日本标准目前仅限于本国市场。
令人忧虑的是，在“硕果仅存”的地面传输领域，我国也面临欧洲DVB-T标准的蚕食。受市场需求的驱动，国内已有十多个省市在“试用”这一标准。这种“试用”日益“普及”，颇有演变为“事实标准”之势。与此同时，基于欧洲标准的数字电视产品开始抢滩最具潜力的中国市场。
“融合方案”陷入难产
我国数字电视的研发始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并不算晚，经历了跟踪外国主流技术和样机研发的初级阶段后，2000年前后开始自主开发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系统。目前，比较成熟的方案主要有两个：一是清华大学的DMB-T系统，二是上海交通大学的ADTB-T系统。
出于种种原因，国家主管部门并未及时在上述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久拖不决之后，2003年委托中国工程院从中协调、评估，并对两种方案进行“融合”。但至今，这项工作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融合方案”陷于难产。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坦言，“清华方案和交大方案技术路线不同、知识产权体系不同、产业化进程不同，难以‘融合’。就像一条鱼，又要红烧，又要清蒸，办得到吗？”
业内专家分析，从技术角度看，清华DMB-T系统走的是多载波技术路线，交大ADTB-T系统走的是单载波技术路线，两者缺乏兼容性，要相互融合行不通，不仅厂家将不得不生产两种不同制式的电视机，而且国家在电视广播频道的划分上将遭遇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
从知识产权角度看，清华DMB-T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经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1项、申请美国专利保护1项，其中3项属于基础性发明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2002年在有关专利评估报告中这样评价清华DMB-T方案：“清华大学方案不同于目前的任何一种数字电视的体制。采用清华大学专利申请所支持的方案作为中国的数字电视的传输体制，所面临的专利付费的形势是乐观的。另一方面，清华大学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阻挡外国产品进入中国的壁垒。”而交大ADTB-T是以美国ATSC标准为技术出发点的，目前尚无国家授权专利，不能达到知识产权的完全国有化，一旦采用，将受制于人，今后数十年可能被迫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
从产业化进程看，清华大学已与长虹、康佳等8家国内彩电领军企业联合开发出基于DMB-T制式的数字电视机、机顶盒和数模一体化数字电视机；北京吉兆、北广、德国R&S、意大利Itelco等中外主要广播设备企业也已完成DMB-T数字电视激励器、发射机等设备的研制；基于DMB-T制式的“中视一号”数字电视地面传输芯片最近由复旦大学微电子研究院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从系统设计、芯片设计到芯片制造、整机制造和系统运营的完整的数字电视产业链已经贯通。相比之下，交大ADTB-T方案产业化进程相对滞后，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形成产业链。
吴佑寿指出，清华DMB-T和交大ADTB-T就像两个参赛“选手”，国家主管部门应承担起“裁判”的职责，根据其实力和表现，作出公正的选择。正是“公正裁判”的缺失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标准之争”，并一再贻误良机。DMB-T系统的主创者之一、清华大学教授杨林认为，数字电视国家标准的确立应遵循三项原则：一、要有自主知识产权；二、技术上要先进；三、便于产业化。杨林说，国家急需标准，产业也急需标准，为什么有了标准还要搞“融合”、搞“平衡”？政府承诺一再落空，不仅有损于政府信用，而且延误了产业化进程。根据WTO的有关原则，如果你迟迟拿不出自己的标准，就得接受别人的标准。
“中视一号”冲击波
芯片是数字电视的“大脑”，在数字电视产业化进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由复旦大学自主设计、基于清华DMB-T制式的我国第一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视一号”数字电视地面传输芯片的问世，为清华DMB-T系统增添了一个重要砝码，有人用“四两拨千斤”来形容其发挥的关键作用。
2005年1月22日，由复旦大学微电子研究院自主设计、由上海宏力半导体和中芯国际本土制造的“中视一号”数字电视地面传输芯片，通过了由国家教育部主持、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的技术鉴定。专家鉴定意见认为：“‘中视一号’芯片的产业化，填补了国内空白，实现了我国数字电视百万门级专用集成电路自主设计和制造技术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自主的数字电视产业化进程取得重大突破。”
从现场演示看，装有“中视一号”芯片的数字电视机、电脑机顶盒、手持终端、车载终端，都能显示出高清晰画质，特别是车辆在移动状态下，画面依然保持稳定，没有目前采用欧美技术的公交移动电视中常见的信号中断现象。实验室测试和场地测试的数据也表明，“中视一号”芯片性能指标全面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准，并且在移动信号接收抗干扰能力等指标上优于欧美产品。
据悉，“中视一号”芯片集成了七十多块存储器、二百多万门逻辑门、二千多万个晶体管，复杂程度和技术含量很高。它采用国际成熟的0.18微米制造工艺，具有良好的性价比和市场竞争力，现已在长虹、康佳等十多家国内厂商的系统和整机上实现了应用。同时，河南、江西、河北、辽宁、吉林、北京、天津、广州、青岛、长沙等十多个省市的电视台也成功试运行该系统。
复旦大学微电子研究院院长周电对“中视一号”芯片的产业化前景非常乐观。他说，一旦清华DMB-T被选为国家标准，“中视一号”芯片可在一个月内实现批量生产，年产量可达4000万片，不仅能为上海芯片制造业提供大额定单，并将带动国产数字电视整机业的迅速崛起。
唯愿国家成赢家
1月22日，在“中视一号”芯片技术鉴定会暨新闻发布会上，DMB-T系统的主创者之一、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主任杨知行的一席话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杨知行说，“数字电视国家标准的制订和国际竞争就像一场足球赛，重要的是中国队要赢，民族产业要赢，至于这个球是哪个球员踢进去的并不重要。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单位利益、部门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
据透露，清华大学已向国家有关部门郑重承诺：如果国家需要清华DMB-T系统的专利，清华会把这些专利奉献给国家。
杨知行补充说，清华DMB-T系统和交大ADTB-T系统的技术路线不同，前者属于多载波技术，后者属于单载波技术。目前，在国际上，采用多载波技术的有几十个国家，而采用单载波技术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我国，已经授权的国家专利中，全部属于多载波技术；国内唯一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芯片“中视一号”用的是多载波技术，国内80%以上的整机厂商用的也是多载波技术。
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选择题”，国家标准的出台时间表一拖再拖。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佑寿、陆建勋、胡光镇等专家深表忧虑。他们表示，关系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未来50年兴衰的数字电视产业化正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输掉标准意味着输掉产业、输掉市场。假如我国再不确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国家标准，我国将丧失在数字电视标准领域的最后一块领地。不仅使已投入的大量人力财力付诸东流，而且我国数字电视将重蹈DVD的覆辙，受制于人落后于人，被迫支付高额的专利费用。
有识之士深切感言：数字电视的“标准之争”已经延误了太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标准”再不出来，我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标准、一个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