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原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卖官”被查处，使之迅速成了轰动全国的“名人”。俗语说“人生一世，名利二字”，武氏大概从未料想自己会以如此方式得到了人生的终结。月薪千余元的他，家产竟达千万之巨，“利”可谓厚矣；原本偏居一县，级不过“七品”，却名闻海内，甚而会名遗后世，“名”可谓响矣。“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的话，世俗的我们常不太当真，贪得之后往往便是获咎之时。成克杰、田凤山、王怀忠，以及武保安、邵建伟一类的赃官均以其蜕变历程给先哲的话添加了注脚。
　　有人说，武保安似乎是一个标志，自他出事后，晋省相对平静多年的官场上即风波迭起。民众相信大多数官员清政廉洁的同时，也相信从此会有更多、更大的贪官被推出水面，扫落下马。环看远近省市，那里在霹雳般的廉政风暴中发生了严重的官场“塌陷”，有的省、市、县三级“连环倒”，一方官场近乎崩塌。而山西则长久安宁，之前影响大的也就是长治县委书记王虎林的案子了。与武氏相较，五年前的“王虎林案”留下的遗憾和思索比案件本身更耐人寻味。人称“官帽批发商”的王虎林三个月内共批发“官帽”420顶，其中违规提拔83人。如此典型的情节，有关部门在查处中却遭遇了“顽强抵抗”，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在当地民声鼎沸的卖官鬻爵行为未被政法机关认定，王氏三百多万的非法存款只得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计惩，以至于新华社记者愤而发出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可能使少数贪官逃脱严处”的呼声。
　　“上天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王氏批发“官帽”之多当是晋省新纪录，而武氏日均纳贿近2.9万元则创下该省贪官“收钱”之最。在肆意践踏组织原则、猖狂攫取非分之财、无情摒弃人间正义这几点上，他们如出一辙。更可悲的是，王、武二人贪财腐败的同时，还把各自的妻子拽入了犯罪的泥淖，夫妇同荣同辱，其点钞时莫名的亢奋与囹圄中深长的寂寞昨往今替，人间大喜大惊的滑稽与荒唐交相而至，其谁可堪？中纪委一位领导曾讲：“就是要让贪官付出身败名裂、倾家荡产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王、武他们算是做到了。
　　现在评论最多的是武保安夫妻身陷缧绁后的感慨：“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由此提出进一步完善制度、对“一把手”权力进行监督等问题，斯言善哉。实质上，武的感慨除了悔恨，也是透出几许无奈的。既已入仕，自当守其或明或暗的种种规则，不然就会被淘汰出局。而往往，“潜规则”的力量无象无形，却似佛法般无处不在，无时不灵。如同盗亦有道一样，卖官也有“信”字在。据闻武保安家有一个“秘密帐本”，详记着送钱求官者的名字，且不究这“帐本”的真假，纵使表面上不存在，他心底也是记牢了那些人的面孔与请托的。东北贪官马德曾放言：“谁给我送钱不记得了，可谁没送钱我却记着呢。”此之谓异地而一谋。收人钱财，替人办差，处在权位，能给人的，无非一是官禄，二是利益。给了对方，就是守了官场之“信”，拿他几十、几百万都理顺气粗，甲乙双方还会握手而笑：“事情办得好，够朋友。”如没办成，只要及时把先前收的钱原数退还，也不算失“信”。官场周旋日久，“信”誉流播，众口皆“碑”，来找其办事的人自会如蚁附膻，不绝如缕。武保安之妻讲述上门来送礼的情景颇为形象：有时这一拨儿还没走那一拨儿又来了，为避免双方碰面，先来的就躲到里间，等下一拨儿人走后才赶紧离开。而明朝人的描写是：“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起则上所上寿金。”清朝和珅家门外一条胡同中群官候等，争上“孝敬”，时人戏称“补子胡同”。古今多少事，何其相似尔。
　　所以，对买官卖官现象，在从体制、机制上深刻检讨的同时，也应从传统文化和“为仕”意识的脉流中找寻根源。把金钱与做官相结合，是我们祖宗最为不幸的一项发明。从秦朝大一统后，有钱人就可以凭捐纳粮食而获得官位或者得到晋升，其后历代皆有类似的制度。而就捐纳的金钱之多、获取的官位之高及捐纳的范围之广而言，以有清一代为最。我们党执政后，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上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可是，买官卖官这股浊流并不会因此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其脉传如瓜瓞，不绝于时，特别是对少数官员思想观念的影响，更是毒害甚烈。因此说，我们与“卖官”流毒的斗争将是长期而艰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