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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戈丹》的作者普列，姆昌德诞生一百周年，也是此书译者严绍端逝世十周年。我在病中听到电台广播短文，纪念这位印度著名作家，接着又朗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地主的水井》，恰巧这篇小说也是绍端翻译的。绍端，病中多忧思，我日日夜夜在怀念你，听到广播，又触动了我的心弦，回忆往事，彻夜难眠。夜深人静，我拿起《戈丹》重读了一遍。
记得奥斯卡·王尔德曾说：“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确实，对同一部作品，各种读者由于身世不同，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即使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处境和心情下阅读同一部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感受。绍端，你这部译作一完成，我是第一个读者。当时它那强烈的民族特色、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三十年代印度农村那幅暗无天日的悲惨画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祖国遭受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后的今天，我重读此书，却被书中那对印度农民夫妇坚贞不渝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普列姆昌德不愧为印度现代文学的大师，他以饱满的激情、细腻的笔触，极其成功地塑造了何利与丹妮娅这对患难夫妇，特别是东方民族那种含而不露、深沉真挚的柔情，令人难以忘怀。
三十年代的印度农民在异族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受到警察、大小封建主、地主、土地承租人和高利贷者的重重剥削。种姓制度的魔影又时常威胁着他们。何利夫妇的儿子戈巴尔爱上了年轻的寡妇裘妮娅，按照印度的习俗，寡妇不准改嫁，而何利夫妇把怀了孕的裘妮娅收留在家里，村里的长老会认为这是伤风败俗，开除了何利的教籍。从此村里的人都和他家断绝往来。何利把地里的收成全部缴作罚款，又把祖上传下来的房子抵押出去，才算履行了长老会的“判决”，从而恢复了他的种姓。当我初读《戈丹》时，对这种残酷的种姓制度深恶痛绝，庆幸我们一家四口生活在新中国，人人平等，绝对不会受到凌辱和折磨。谁知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被打成“阶级敌人”，我被看作“边缘人物”，我们的处境跟何利夫妇被开除教籍后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在某些方面恐怕还不如他们。古今中外从未有过林彪、“四人帮”那样滥用“大义灭亲”这个词儿的。你被揪斗抄家后，我也受到恐吓和威胁，要我在两天以内揭发强加于你的“罪行”。天哪，假若我神经脆弱，简直要给逼疯啦！他们还要你在明儿、红儿面前低头认罪，这样灭绝人性的作法，我也从未见过。当时你身患肺癌，在切除一叶右肺、抽掉一根肋骨以后，竟还让你弯腰站在高凳上，没完没了地批斗。我心如刀割，可我失去了保护你的权利，不能象丹妮娅照料何利那样，走上前去扶你一把，却只能在没人瞅见时悄悄地看你一眼，我真担心你会从石凳上摔下来。绍端，一九五三年五月，你和我带着稚子幼女，怀着满腔热情从印度回国，我们一心想为祖国工作，谁会想到却在祖国的大地上尝到这种滋味？
绍端，你天性温厚，总是以善良的愿望猜度别人。一九六九年春天，我们去干校以前，好容易才批准你回家和我一起准备行装。你对我说：“我们俩的东西不多，带一个箱子就够了。”我说：“他们还在叫我跟你划清界线，我们下去后恐怕不会住在一起，还是各带一个箱子吧！”果然不出我所料，在干校，我们俩的住处虽然相距不远，但见面机会很少。过了不久，许多人分到了房子，跟家人住在一起。他们明知你害的是不治之症，劳动后需要家人照顾，却始终不给房子。不仅如此，你的劳动还逐步升级，从牛场清粪调到大田干活，最后竟派你到菜岛去抽水上山。你发病了，去潢川、信阳就诊，我事先都不知道。你走后天气突然转寒，我心里十分焦急，却无能为力。有一次，我听说你着了凉，胃口不好，就去校部买了半斤红糖和一瓶辣酱捎给你，过不了几天，和你同房的也牧同志悄悄地对我说：“以后别给绍端捎东西啦，你不见那个先进排的黑板报上在批评了吗？绍端也吃不下去。”就这样，我束手无策，只好眼睁睁地望着你消瘦下去！最后，到了一九七0年年初，也牧同志跟我打招呼：“绍端不行啦，夜晚睡觉直哼哼，赶快带他去北京看病！”我再三恳求校部的大夫，才批准你去京治疗，可我还是不能陪伴你。待你来信说病情恶化，才让我赴京护理。你告诉我，医院门诊部主任说你的癌症已转移到气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让你叫组织上去一个人立即办理住院手续，谁知组织上去人以后就不让你住院了。绍端，那些日子多么艰难！你呼吸困难，嗓子里有个东西咕噜咕噜响个不停，我和明儿扶着你也寸步难行。出租汽车很少，常常费了好大劲儿才租到一辆三轮车。我们天天陪你去医院烤电，但你已经瘦得不象样了，癌几乎已堵住了气管，只剩下一条细缝，烤电也不见效。振甫同志从黄湖来信，说是云南白药可以治癌，我去医院要药，门诊大夫最初一口答应，进去看了你的材料，出来时一副凶相，我再三恳求，始终不肯给药。我东奔西走，才搞到两、三瓶。你几次要断气啦，全靠瓶里那颗红色保险丸，才让你起死回生。我白天到处寻求偏方，晚上你睡着了，还得悄悄地写关于《红岩》事件的交待材料，我怕加重你的病情，不让你知道。我在你的病床旁从初春陪伴到暮秋，最后在一九七0年十月十八日晚上八时，受尽了长期折磨的你，终于离开了人间。你病重期间，海观同志多次来看你，我非常感谢他，患难中得到的友情，永世不会忘记！
你去世后，家里十分凄凉。当晚有些人急着要把你的遗体送去火化，我被运动吓坏了，本已打电报告知红儿：“父病危速归”，马上又叫明儿再发电报，叫她暂缓来京。等他们告我第二天才送火葬场，我心乱如麻，也没有再电告红儿。红儿没有最后见你一面，十分难过，至今还常常埋怨我，我也觉得对不起她。当晚只有传达室的张大爷脱帽向你行了三鞠躬，并对你说：“你活着，我尊敬你；你死了，我也尊敬你！”我和明儿凄然泪下，默默地和他握手。第二天，秋风萧瑟，我和明儿在火葬场向你的遗体告别，我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话：“好好安息吧，绍端！”
你在人世间整整过了半个世纪，其中有十来年在海外漂泊。你在印度曾为你父亲买了一根檀香木手杖，回国前夕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你对我说：“这根手杖留给我自己用吧！”你满以为你也能象父亲一样，活到七十多岁，在祖国至少可以活四十年。你考虑到在国内通晓英语的人较多，掌握印地语的人极少，因此学会了印地语，并把普列姆昌德的代表作《戈丹》读了两遍，其中的方言土语和疑难之处，你都请教了印度朋友，作了笔记。回国后你白天上班工作，晚上翻译此书。你也为《世界文学》翻译了一些英美作品。你原来打算翻译普列姆昌德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舞台》，谁知林彪、“四人帮”夺去了你的生命，你未能实现你的宿愿。去年晓铃同志写信给我，说你在介绍印度文学方面是个披荆斩棘的人，建议将你早年在印度发表的文章和译作编成集子出版。但抄家后你的遗稿残缺不全，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你在祖国过了十七年，真正让你工作的时间只有十二年，可你做了不少工作，你是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的！我回到黄湖，凡是有良心的同志对你的早逝，都悄悄地向我表示惋惜。当时的干校，尤其是我们这个“四好连队”，气氛恐怖，令人窒息。有人告诉我，也牧同志连遭毒打，含恨而死。我想起他生前对你关怀备至，十分悲痛，但不敢向人表露。牛岛上的生活也很严酷。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那令人厌烦的老调：“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只管牛头，不看人头。”在某些眼光势利的人看来，我这“边缘人物”似乎也属于百分之五。我每天起早贪黑，日晒雨淋，放牛回来，说不定为了一句话或是什么小事儿，就会惹来一阵辱骂。肉体上的疲劳我不在乎，精神上的折磨实在难受。不过，放牛毕竟是件富有诗意的农活，遇到和振甫同志一起放牛，他总是问起你病中的情况，我把你弥留时的遗言转告他：“我不能和振甫同志告别，感到万分遗憾。”他那慈祥的眼睛湿润了，我也流泪了。过了不久，振甫同志被调往中华书局点校明史去了，人手越来越少，我常常独自放牛。当牛群低头吃草时，我可以暂时忘掉冷酷的现实，沉醉在遐想和回忆里。有一个夏日的夜晚，我牵着两条耕牛在草丛里放牧，虽然蚊子不停地叮我，但抬头一望，皓月当空，我不禁记起了我们婚后在泰姬陵度过的几个美好的夜晚。那雪白的大理石陵墓在月光辉映下多么壮丽！绍端，你一定也不会忘记吧！
绍端，我回社工作已有好几年了。这儿到处有你的脚印，我常常会触景生情。去年入冬以后，我老是感冒发烧，我也象你一样，有了病不在乎，还是照样工作。今年三月末，结核病防治所为我社干部作胸部透视普查，我突然记起了你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普查时发现肺部有病，过了两个月才确诊为肺癌的。那天下午我到了《青年报》社，只见那个和当年同样的庭院，停放着同样的透视轿车，不禁心神恍惚，仿佛觉得你在向我招手。透视后果然发现我的右上肺有阴影。经复查后诊断，我患肺结核，总算比你略胜一筹。真邪火，六十三周岁的人竟会得这种病！红儿从长春来信，担心我象你最初两个月那样，是否也把肺癌误诊为肺结核了。不，你吐的痰里没有结核菌，我可查出结核菌了，绝对不会错！
绍端，“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感谢党中央为《红岩》作者罗广斌平反昭雪，我们的冤案也平反了，《红岩》又成为驰名中外的好书。为了维护罗广斌和《红岩》的声誉，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有的同志搞得家破人亡，责任编辑搞得妻离子散，还有的同志给整得满头白发，一身病痛！当年强调“个人负责”、挥舞棍棒整人的同志，如今却在强调“集体有功”了，真令人啼笑皆非！绍端，严冬已过，大地回春，可惜你不在人间。六十年代被极左思潮否定了的法国十九世纪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也恢复名誉了。他的作品仍为青少年读者所喜爱。
绍端，你的问题一直到去年六月才解决，使明儿、红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不过他们都勤奋好学，决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今年清明节我本想带着他们去八宝山看你，但当时咳嗽不止，下午有低烧、夜晚出盗汗，身体极其虚弱，同时红儿不在北京，只好作罢。希望明年清明节，红儿能回到我身边，让我们一家三口，到八宝山和你团聚。现在我还是用十年前的老话安慰你：
“好好安息吧，绍端！”
(《戈丹》，普列姆昌德著，严绍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1.25元)
记得奥斯卡·王尔德曾说：“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确实，对同一部作品，各种读者由于身世不同，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即使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处境和心情下阅读同一部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感受。绍端，你这部译作一完成，我是第一个读者。当时它那强烈的民族特色、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三十年代印度农村那幅暗无天日的悲惨画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祖国遭受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后的今天，我重读此书，却被书中那对印度农民夫妇坚贞不渝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普列姆昌德不愧为印度现代文学的大师，他以饱满的激情、细腻的笔触，极其成功地塑造了何利与丹妮娅这对患难夫妇，特别是东方民族那种含而不露、深沉真挚的柔情，令人难以忘怀。
三十年代的印度农民在异族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受到警察、大小封建主、地主、土地承租人和高利贷者的重重剥削。种姓制度的魔影又时常威胁着他们。何利夫妇的儿子戈巴尔爱上了年轻的寡妇裘妮娅，按照印度的习俗，寡妇不准改嫁，而何利夫妇把怀了孕的裘妮娅收留在家里，村里的长老会认为这是伤风败俗，开除了何利的教籍。从此村里的人都和他家断绝往来。何利把地里的收成全部缴作罚款，又把祖上传下来的房子抵押出去，才算履行了长老会的“判决”，从而恢复了他的种姓。当我初读《戈丹》时，对这种残酷的种姓制度深恶痛绝，庆幸我们一家四口生活在新中国，人人平等，绝对不会受到凌辱和折磨。谁知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被打成“阶级敌人”，我被看作“边缘人物”，我们的处境跟何利夫妇被开除教籍后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在某些方面恐怕还不如他们。古今中外从未有过林彪、“四人帮”那样滥用“大义灭亲”这个词儿的。你被揪斗抄家后，我也受到恐吓和威胁，要我在两天以内揭发强加于你的“罪行”。天哪，假若我神经脆弱，简直要给逼疯啦！他们还要你在明儿、红儿面前低头认罪，这样灭绝人性的作法，我也从未见过。当时你身患肺癌，在切除一叶右肺、抽掉一根肋骨以后，竟还让你弯腰站在高凳上，没完没了地批斗。我心如刀割，可我失去了保护你的权利，不能象丹妮娅照料何利那样，走上前去扶你一把，却只能在没人瞅见时悄悄地看你一眼，我真担心你会从石凳上摔下来。绍端，一九五三年五月，你和我带着稚子幼女，怀着满腔热情从印度回国，我们一心想为祖国工作，谁会想到却在祖国的大地上尝到这种滋味？
绍端，你天性温厚，总是以善良的愿望猜度别人。一九六九年春天，我们去干校以前，好容易才批准你回家和我一起准备行装。你对我说：“我们俩的东西不多，带一个箱子就够了。”我说：“他们还在叫我跟你划清界线，我们下去后恐怕不会住在一起，还是各带一个箱子吧！”果然不出我所料，在干校，我们俩的住处虽然相距不远，但见面机会很少。过了不久，许多人分到了房子，跟家人住在一起。他们明知你害的是不治之症，劳动后需要家人照顾，却始终不给房子。不仅如此，你的劳动还逐步升级，从牛场清粪调到大田干活，最后竟派你到菜岛去抽水上山。你发病了，去潢川、信阳就诊，我事先都不知道。你走后天气突然转寒，我心里十分焦急，却无能为力。有一次，我听说你着了凉，胃口不好，就去校部买了半斤红糖和一瓶辣酱捎给你，过不了几天，和你同房的也牧同志悄悄地对我说：“以后别给绍端捎东西啦，你不见那个先进排的黑板报上在批评了吗？绍端也吃不下去。”就这样，我束手无策，只好眼睁睁地望着你消瘦下去！最后，到了一九七0年年初，也牧同志跟我打招呼：“绍端不行啦，夜晚睡觉直哼哼，赶快带他去北京看病！”我再三恳求校部的大夫，才批准你去京治疗，可我还是不能陪伴你。待你来信说病情恶化，才让我赴京护理。你告诉我，医院门诊部主任说你的癌症已转移到气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让你叫组织上去一个人立即办理住院手续，谁知组织上去人以后就不让你住院了。绍端，那些日子多么艰难！你呼吸困难，嗓子里有个东西咕噜咕噜响个不停，我和明儿扶着你也寸步难行。出租汽车很少，常常费了好大劲儿才租到一辆三轮车。我们天天陪你去医院烤电，但你已经瘦得不象样了，癌几乎已堵住了气管，只剩下一条细缝，烤电也不见效。振甫同志从黄湖来信，说是云南白药可以治癌，我去医院要药，门诊大夫最初一口答应，进去看了你的材料，出来时一副凶相，我再三恳求，始终不肯给药。我东奔西走，才搞到两、三瓶。你几次要断气啦，全靠瓶里那颗红色保险丸，才让你起死回生。我白天到处寻求偏方，晚上你睡着了，还得悄悄地写关于《红岩》事件的交待材料，我怕加重你的病情，不让你知道。我在你的病床旁从初春陪伴到暮秋，最后在一九七0年十月十八日晚上八时，受尽了长期折磨的你，终于离开了人间。你病重期间，海观同志多次来看你，我非常感谢他，患难中得到的友情，永世不会忘记！
你去世后，家里十分凄凉。当晚有些人急着要把你的遗体送去火化，我被运动吓坏了，本已打电报告知红儿：“父病危速归”，马上又叫明儿再发电报，叫她暂缓来京。等他们告我第二天才送火葬场，我心乱如麻，也没有再电告红儿。红儿没有最后见你一面，十分难过，至今还常常埋怨我，我也觉得对不起她。当晚只有传达室的张大爷脱帽向你行了三鞠躬，并对你说：“你活着，我尊敬你；你死了，我也尊敬你！”我和明儿凄然泪下，默默地和他握手。第二天，秋风萧瑟，我和明儿在火葬场向你的遗体告别，我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话：“好好安息吧，绍端！”
你在人世间整整过了半个世纪，其中有十来年在海外漂泊。你在印度曾为你父亲买了一根檀香木手杖，回国前夕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你对我说：“这根手杖留给我自己用吧！”你满以为你也能象父亲一样，活到七十多岁，在祖国至少可以活四十年。你考虑到在国内通晓英语的人较多，掌握印地语的人极少，因此学会了印地语，并把普列姆昌德的代表作《戈丹》读了两遍，其中的方言土语和疑难之处，你都请教了印度朋友，作了笔记。回国后你白天上班工作，晚上翻译此书。你也为《世界文学》翻译了一些英美作品。你原来打算翻译普列姆昌德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舞台》，谁知林彪、“四人帮”夺去了你的生命，你未能实现你的宿愿。去年晓铃同志写信给我，说你在介绍印度文学方面是个披荆斩棘的人，建议将你早年在印度发表的文章和译作编成集子出版。但抄家后你的遗稿残缺不全，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你在祖国过了十七年，真正让你工作的时间只有十二年，可你做了不少工作，你是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的！我回到黄湖，凡是有良心的同志对你的早逝，都悄悄地向我表示惋惜。当时的干校，尤其是我们这个“四好连队”，气氛恐怖，令人窒息。有人告诉我，也牧同志连遭毒打，含恨而死。我想起他生前对你关怀备至，十分悲痛，但不敢向人表露。牛岛上的生活也很严酷。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那令人厌烦的老调：“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只管牛头，不看人头。”在某些眼光势利的人看来，我这“边缘人物”似乎也属于百分之五。我每天起早贪黑，日晒雨淋，放牛回来，说不定为了一句话或是什么小事儿，就会惹来一阵辱骂。肉体上的疲劳我不在乎，精神上的折磨实在难受。不过，放牛毕竟是件富有诗意的农活，遇到和振甫同志一起放牛，他总是问起你病中的情况，我把你弥留时的遗言转告他：“我不能和振甫同志告别，感到万分遗憾。”他那慈祥的眼睛湿润了，我也流泪了。过了不久，振甫同志被调往中华书局点校明史去了，人手越来越少，我常常独自放牛。当牛群低头吃草时，我可以暂时忘掉冷酷的现实，沉醉在遐想和回忆里。有一个夏日的夜晚，我牵着两条耕牛在草丛里放牧，虽然蚊子不停地叮我，但抬头一望，皓月当空，我不禁记起了我们婚后在泰姬陵度过的几个美好的夜晚。那雪白的大理石陵墓在月光辉映下多么壮丽！绍端，你一定也不会忘记吧！
绍端，我回社工作已有好几年了。这儿到处有你的脚印，我常常会触景生情。去年入冬以后，我老是感冒发烧，我也象你一样，有了病不在乎，还是照样工作。今年三月末，结核病防治所为我社干部作胸部透视普查，我突然记起了你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普查时发现肺部有病，过了两个月才确诊为肺癌的。那天下午我到了《青年报》社，只见那个和当年同样的庭院，停放着同样的透视轿车，不禁心神恍惚，仿佛觉得你在向我招手。透视后果然发现我的右上肺有阴影。经复查后诊断，我患肺结核，总算比你略胜一筹。真邪火，六十三周岁的人竟会得这种病！红儿从长春来信，担心我象你最初两个月那样，是否也把肺癌误诊为肺结核了。不，你吐的痰里没有结核菌，我可查出结核菌了，绝对不会错！
绍端，“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感谢党中央为《红岩》作者罗广斌平反昭雪，我们的冤案也平反了，《红岩》又成为驰名中外的好书。为了维护罗广斌和《红岩》的声誉，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有的同志搞得家破人亡，责任编辑搞得妻离子散，还有的同志给整得满头白发，一身病痛！当年强调“个人负责”、挥舞棍棒整人的同志，如今却在强调“集体有功”了，真令人啼笑皆非！绍端，严冬已过，大地回春，可惜你不在人间。六十年代被极左思潮否定了的法国十九世纪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也恢复名誉了。他的作品仍为青少年读者所喜爱。
绍端，你的问题一直到去年六月才解决，使明儿、红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不过他们都勤奋好学，决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今年清明节我本想带着他们去八宝山看你，但当时咳嗽不止，下午有低烧、夜晚出盗汗，身体极其虚弱，同时红儿不在北京，只好作罢。希望明年清明节，红儿能回到我身边，让我们一家三口，到八宝山和你团聚。现在我还是用十年前的老话安慰你：
“好好安息吧，绍端！”
(《戈丹》，普列姆昌德著，严绍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1.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