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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重任在前，自己更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加强学习，超越自我，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
——万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位担任政府部长的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汽车专家万钢，已于5月同济大学“百年校庆”之后，正式全面接手科技部的工作。在科技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万钢动情地说：我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重任在前，自己更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加强学习，超越自我，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
超越式地奔驰
事实上，同济大学在国际交流中的特点非常鲜明，以欧洲国家作为最重要交流国是该校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和传统。万钢上任后，更坚持和发扬了这一特色，不仅争取来了很多难得的项目，更加大了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合作。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说：“万钢有两大特点，一是超前思维，对于科技和市场前沿的问题特别敏感；二是组织科技攻关的能力特别强，自己做事情也特别投入。这让万钢无论在学校还是项目组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做项目时，他都会定下明确的规章制度，骨干成员每周一次例会，一般一次都不能缺席。每个项目都会排出明确的时间节点，只许往前赶，不许推迟。”
同济大学校长助理董琦说：“万钢在企业经过了全面训练，更能接近产业前沿，这是近几年来同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不断推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对万钢来说，最重要的是，根据国家需求、中长期发展规划，来规划学校的发展，并且与服务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万钢的思路非常明确。”
目前，同济大学在新能源汽车项目的带动下已经与企业建立了多个联合实验中心，包括与大众、西门子等，还与上汽集团建立了4个工程研究中心。可以算是与企业联系最紧密的学校。
经过几年时间的开发，同济大学与上汽集团合作承担的新能源汽车项目，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其新能源汽车“超越一号”至“超越三号”已先后推出。新能源汽车是万钢和他的同事们与跨国汽车公司竞争中诞生的“宝贝”。
治国需要“大智慧”
万钢的才能被发掘，与教育部和科技部几位部领导的充分信任有关。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介绍说，199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委托万钢带领中国留德汽车工业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考察汽车工业，当时正值中国汽车如何发展成为国内热点的时期。考察结果让万钢非常忧心。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汽车工业对国外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与此同时，万钢从当时欧洲爆发的能源危机中受到启示，判断新能源汽车将是全球汽车业的一个发展趋势。于是，2000年，他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洁净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
万钢分析，在传统汽车业领域，各大跨国公司的技术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中国从零开始做内燃机汽车，势必会碰到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而只有在新领域进行研发，才能规避这些问题。因此，发展新能源汽车既是中国汽车业战略发展的机遇，也是一种必需。
这份建议很快被国家采纳了。当时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向万钢发出了回国邀请。之后，下一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又将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的重任交给了他。
万钢说，2000年12月回国时，欧洲也在做清洁能源的汽车。但他觉得，与其在德国做，不如回自己的国家做。“国外把专业知识分得太细，在那里学习后往往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但缺乏全方位操作的能力，在中国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回国7年，万钢果然做了“更多的事情”。创新的激情、责任感和使命感，推着他走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高度。
2002年，万钢成为全国政协委员，3年后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2006年12月，他当选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万钢代表致公党中央进行大会发言，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言献策。
万钢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内聚集了一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才华的杰出人才。回国工作后，我结识了大批知名专家、党政干部，他们久经历练，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执政经验，完全能够承担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任。”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家伦在担任我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参赞时就认识万钢，并为他回国工作积极穿针引线，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式友谊。这些年来，学校行政部门与校党委班子配合默契，为同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万钢说：“在这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得非常顺畅。”
万钢诚恳地表示，今后自己一定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履行职责、勇挑重担；在科技部党组的集体领导、统一部署下努力工作，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团结合作，开拓科技工作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也要不断探索，认真实践，有意识地为多党合作积累经验。
勇敢迈向新高度
对于身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万钢获任科技部部长，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赞誉这是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广纳贤才，贯彻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体现。
科教界人士认为，熟谙科技、教育、产业发展规律的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让人们对进一步解决教育与科研实际脱节、技术与经济需求脱节的问题，充满了期待。
政界人士认为，万钢担任科技部部长，这确实是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标志，意味着今后政府部门中重要领导干部选拔范围将不断扩大。这可能会对改变高级领导干部结构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各民主党派认为，民主党派领导人担任政府部委的正职领导人，是一个标志性变革：它反映着民主理念的转变，反映着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改变。这可能对促进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促进我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产生广泛影响。
但万钢部长上任后一直持低调态度。在谈到自己的新职位时，万钢表示目前到新岗位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学习再学习”，“学习现有的政策，进行系统调研，结识方方面面的朋友”，同时，还将继续把自己在同济大学体会到的务实、创新、同舟共济的信念“随身携带”。
万钢说，学习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我再三强调，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共识就不会有成功的变革，包括科学家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共识，学校、研究所和企业之间的共识。无论在同济，还是在科技部，我相信，都是一个集体决策和科学民主决策的过程。我们撇开政治、党派不谈，不管位置大小，无论你在引领一个公司或领导一个学校，都不能独断专行，所谓决策民主化，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决策。
万钢说，在同济大学，我们的行政团队和党委之间，合作很顺畅，因为我们都是在想怎样把学校办好。比如确定由谁担任某个学院院长时，我们更多会考虑候选人的能力和学院的需要，而不是考虑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包括我们党委的集体决策，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只要方向一致，这种决策往往是科学的。所以我们不用多去强调党内、党外区别，不要把集体决策过多地和党派连在一起。更多从民主决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万钢说，就我来说，我不能再像科学家一样抓课题了，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更多地接近科学家，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做领导的，就是要给研究者创造更好的环境。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一直跟我说，“十年磨一剑”，科学家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我也希望今后能够给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工程师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大家都能坦然面对失败。把失败真正作为成功过程中间的一部分，然后总结经验，去达到目标。作为大学校长要有定力，作为科技部长也要有定力，要坚定不移的迈向新高度。
——万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位担任政府部长的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汽车专家万钢，已于5月同济大学“百年校庆”之后，正式全面接手科技部的工作。在科技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万钢动情地说：我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重任在前，自己更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加强学习，超越自我，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
超越式地奔驰
事实上，同济大学在国际交流中的特点非常鲜明，以欧洲国家作为最重要交流国是该校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和传统。万钢上任后，更坚持和发扬了这一特色，不仅争取来了很多难得的项目，更加大了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合作。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说：“万钢有两大特点，一是超前思维，对于科技和市场前沿的问题特别敏感；二是组织科技攻关的能力特别强，自己做事情也特别投入。这让万钢无论在学校还是项目组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做项目时，他都会定下明确的规章制度，骨干成员每周一次例会，一般一次都不能缺席。每个项目都会排出明确的时间节点，只许往前赶，不许推迟。”
同济大学校长助理董琦说：“万钢在企业经过了全面训练，更能接近产业前沿，这是近几年来同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不断推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对万钢来说，最重要的是，根据国家需求、中长期发展规划，来规划学校的发展，并且与服务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万钢的思路非常明确。”
目前，同济大学在新能源汽车项目的带动下已经与企业建立了多个联合实验中心，包括与大众、西门子等，还与上汽集团建立了4个工程研究中心。可以算是与企业联系最紧密的学校。
经过几年时间的开发，同济大学与上汽集团合作承担的新能源汽车项目，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其新能源汽车“超越一号”至“超越三号”已先后推出。新能源汽车是万钢和他的同事们与跨国汽车公司竞争中诞生的“宝贝”。
治国需要“大智慧”
万钢的才能被发掘，与教育部和科技部几位部领导的充分信任有关。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介绍说，199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委托万钢带领中国留德汽车工业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考察汽车工业，当时正值中国汽车如何发展成为国内热点的时期。考察结果让万钢非常忧心。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汽车工业对国外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与此同时，万钢从当时欧洲爆发的能源危机中受到启示，判断新能源汽车将是全球汽车业的一个发展趋势。于是，2000年，他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洁净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
万钢分析，在传统汽车业领域，各大跨国公司的技术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中国从零开始做内燃机汽车，势必会碰到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而只有在新领域进行研发，才能规避这些问题。因此，发展新能源汽车既是中国汽车业战略发展的机遇，也是一种必需。
这份建议很快被国家采纳了。当时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向万钢发出了回国邀请。之后，下一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又将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的重任交给了他。
万钢说，2000年12月回国时，欧洲也在做清洁能源的汽车。但他觉得，与其在德国做，不如回自己的国家做。“国外把专业知识分得太细，在那里学习后往往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但缺乏全方位操作的能力，在中国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回国7年，万钢果然做了“更多的事情”。创新的激情、责任感和使命感，推着他走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高度。
2002年，万钢成为全国政协委员，3年后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2006年12月，他当选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万钢代表致公党中央进行大会发言，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言献策。
万钢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内聚集了一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才华的杰出人才。回国工作后，我结识了大批知名专家、党政干部，他们久经历练，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执政经验，完全能够承担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任。”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家伦在担任我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参赞时就认识万钢，并为他回国工作积极穿针引线，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式友谊。这些年来，学校行政部门与校党委班子配合默契，为同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万钢说：“在这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得非常顺畅。”
万钢诚恳地表示，今后自己一定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履行职责、勇挑重担；在科技部党组的集体领导、统一部署下努力工作，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团结合作，开拓科技工作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也要不断探索，认真实践，有意识地为多党合作积累经验。
勇敢迈向新高度
对于身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万钢获任科技部部长，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赞誉这是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广纳贤才，贯彻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体现。
科教界人士认为，熟谙科技、教育、产业发展规律的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让人们对进一步解决教育与科研实际脱节、技术与经济需求脱节的问题，充满了期待。
政界人士认为，万钢担任科技部部长，这确实是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标志，意味着今后政府部门中重要领导干部选拔范围将不断扩大。这可能会对改变高级领导干部结构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各民主党派认为，民主党派领导人担任政府部委的正职领导人，是一个标志性变革：它反映着民主理念的转变，反映着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改变。这可能对促进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促进我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产生广泛影响。
但万钢部长上任后一直持低调态度。在谈到自己的新职位时，万钢表示目前到新岗位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学习再学习”，“学习现有的政策，进行系统调研，结识方方面面的朋友”，同时，还将继续把自己在同济大学体会到的务实、创新、同舟共济的信念“随身携带”。
万钢说，学习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我再三强调，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共识就不会有成功的变革，包括科学家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共识，学校、研究所和企业之间的共识。无论在同济，还是在科技部，我相信，都是一个集体决策和科学民主决策的过程。我们撇开政治、党派不谈，不管位置大小，无论你在引领一个公司或领导一个学校，都不能独断专行，所谓决策民主化，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决策。
万钢说，在同济大学，我们的行政团队和党委之间，合作很顺畅，因为我们都是在想怎样把学校办好。比如确定由谁担任某个学院院长时，我们更多会考虑候选人的能力和学院的需要，而不是考虑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包括我们党委的集体决策，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只要方向一致，这种决策往往是科学的。所以我们不用多去强调党内、党外区别，不要把集体决策过多地和党派连在一起。更多从民主决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万钢说，就我来说，我不能再像科学家一样抓课题了，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更多地接近科学家，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做领导的，就是要给研究者创造更好的环境。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一直跟我说，“十年磨一剑”，科学家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我也希望今后能够给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工程师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大家都能坦然面对失败。把失败真正作为成功过程中间的一部分，然后总结经验，去达到目标。作为大学校长要有定力，作为科技部长也要有定力，要坚定不移的迈向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