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与延续——论李凖的《黄河东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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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凖《黄河东流去》体现了20世纪70—80年代文学转型时期的“过渡性”现象,体现了作家对前后两个时期现实主义写法上的双重反思。通过书写黄河难民的“家史”和“村史”,作家试图思考黄河文明中“家”与“乡里乡亲”的深层情感结构。通过对“李麦”“算命先生”等形象的刻画,表达了对盈利性商业的不满,也写出了受苦农民革命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自发性。这些主题延续了李凖合作化小说关心的农民觉悟问题,在农民形象的刻画上,作家试图寻找更唯物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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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话剧《国家至上》在国家危亡之际力倡回汉团结,颇获时人肯定。然而,在这部剧中,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团结”立意,因发起者、创作者及排演者各自的目的、寄托和由此生发的策略,与文本和演出实际有所参差,因此,《国家至上》一方面在抗战时势的推动下实现了回汉民族团结题材的开创性书写和传播,成为抗战文学史上值得铭记的一页,另一方面也因时势限制而无法更加深入地探索各民族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途径,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留下了有待后人深思的命题。
托马斯·马丁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对文学定义、文学意义等问题做出新的阐释和探索,为我们展现了21世纪语言文论发展的新的可能图景。他采用辛迪卡关于语言的两种观点——“语言作为普遍媒介”和“语言作为微积分”,分别对20世纪占据支配地位的语言观做了总结并提出了替代方案,即建立以可能世界为前提和框架的新语言观。新语言观揭示了语言的可能性本质,由此初步构建起与20世纪语言文论存在鲜明差别的新语言文论雏形,为当前处于低潮的语言文论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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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四时代的中国,出现了无数在迷茫中生活的“无名作家”。他们缺乏名气,投稿无门,穷困潦倒,看不到人生的前途,是一群失去上升途径的边缘知识人。在这样的境遇里,无名作家试图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希望社会关注他们的处境,解决他们的难题。在无名作家的表述中,最常见的是对成名作家和编辑的批判,“成名作家”被指责为打压后进的“文阀”,编辑则被认为是文坛黑幕的制造者。“无名”与“有名”、作者与编辑的冲突折射出后五四时代的代际紧张和知识界的困局。
废名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厨川白村文艺理论的影响,将文学视为内在心理真实的表现,其表现方法借鉴古典诗歌的“情生文,文生情”,创造了“梦的真实与美”的诗文学。这一文学形态所表现的废名的“内在自我”,是一个以“家”为中介与乡村生命伦理血脉相连,精神上永远系恋于故乡的乡村“读书人”形象。当20年代新文化阵营分化时期,这一形象为废名的都市知识分子批判提供了道德立场,将“五四”思想革命推进至基于自然本性的伦理建设。
唐诗选本对唐代诗人的知名度及唐诗作品的经典化有着极大的影响,但主要体现在小家身上。许多小家及其作品免于湮没,主要原因便是入选选本。有些小家作品稍多,风格也较为多样,选本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突出其代表作以及主导风格。选本对小家的作品有多方面的影响,如异文的取舍,风格的认定等。选本对小家也有负面影响,主要在于作者、诗题的张冠李戴,或文本的讹误失真。从总体来看,历代唐诗选本是构成唐诗接受史的重要因素。
柳永词是历代都城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包括献颂应制词、汴京生活词、羁旅忆京词等类型。从基本主题和内容细节来看,柳永词书写汴京并不具备足够的新意和优势;从词汇使用和修辞手法运用来看,柳词同样不够精彩。其创造力与魅力主要体现在结构技巧,即叙写天气和描述行走。相比于汉唐诗赋,柳永词不再注重刻画都城的空间特征,而是着力表现时间特征与身体经验,说明其都城观念由“塑造权威”转为“表现风俗”。此观念与“天子与民同乐”的政治风气紧密相联;相关结构技巧的形成,则是柳永斟酌文体的结果。综合技巧和观念来看,柳永制造出“都城词
作为江南文人重要雅集之地,上海松江醉白池与北京宣南陶然亭南北对应,均取义于对江南文化作出重要开拓的唐人白居易。江南文人对醉白池的书写,在松江雅集内外时时可见;由此醉白池已由背景转为胜景,又随雅集升级为诗社,进而建构为诗境,衍生为文学意象,其中可以看出摅写日常、行在独善的醉吟诗风的遗响和余波。绍承醉吟诗风的江南文人,浸润于风骚两种诗歌传统,将日常与风流组为双重变奏,融纳人生的反思和体悟,酿为诗歌史上融风流于日常的别有意味的诗意江南。
乾嘉时代义理、考据、辞章分裂严重,各家所持之古文辞内涵不一。章学诚以史家立场介入古文辞论争,从苏轼的“韩子文起八代之衰”之说切入,重评韩愈古文史地位:一方面肯定了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说,另一方面又补充“古文失传亦始韩子”。韩愈文贵在学传诸子,而其“宗经而不宗史”的偏向造成取道方向不正确和对史文隔阂的缺陷。章学诚基于文化史视角的判断抬升了著述文地位,并进一步将古文辞限定为史学的叙事文,借此敲打了盛极一时的桐城派与汉学派;另一方面,他指引究人伦世用的古文精神与嘉道之后的经世思想相通,已着嘉道之际批韩的先鞭。
作为戏曲经典的《琵琶记》,从永乐年间《瑞安县志》记载“实为词曲之祖”,到魏良辅“自为曲祖”之誉,再到凌濛初称道“世人推为南曲之祖”,其经典地位不断被强化和巩固。其中,既有帝王推赏的权力话语作用,也有文人围绕《西厢记》《拜月亭》“优劣”等问题争论带来的“聚焦效应”;既有连续不断、类型多样的刊刻复制递增了作品的影响,也有持续不断的舞台搬演扩大其在不同社会圈层的深入。从纵(时间)、横(途径)两个方面考察,可知其在明代已然完成经典化。《琵琶记》经典化的过程和途径,可以为考察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如何经典“化”提供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