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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原因是其“跳跃式”、“非常规”的发展造成了制度安排上的疏漏。这与国家、学术和社会三方面互动表现出的“非均衡”状态相关：国家强势但理性地趋向于良治法治；学术弱势但坚韧地体现着知识力量；社会弱势但客观上在推动公民社会。
【关键词】社会工作与管理 国家 学术 社会 “平等—合作”关系
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迄今已届28年。在此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用国际上社会工作发展的一般经验难以解释的“中国特色”。以下，将分三个阶段对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跳跃式”、“超常规”的中国特色逐一作出描绘和评价。
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前30年初期。在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民政部主导的与北京大学的合作而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进程。但是，按一般规律，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是先有社会需求，再由民间发起，并以慈善组织出面组织对贫弱阶层的社会服务，然后再向专业社会工作转变。
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相应的社会需求。在因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与“先发”的西方国家以及“后发”的“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过程中曾经遭遇的类似的社会问题。但是，在这一阶段，由于计划时期的影响惯性犹存，当时人们对政府和单位的信任度远远高于社会。同时，民众囿于被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的传统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影响，并没有向社会求助的习惯。
在这一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按一般的发展规律，民间的、志愿的慈善事业先行一步，再逐渐职业化，然后得到社会的认可乃至期待。同时，这也使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部门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充分了解这种有组织的爱心善行。因此当慈善事业向更加现代的专业社会工作转变时，便已经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实际上，当时民政部的目标就是培养若干掌握社会工作与管理知识的人才，然后到民政部门从事“民政理论研究”，着眼点并非一线的实务工作者。于是，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教育就在既没有公众认可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合适的社会载体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被恢复”了。这样的恢复和发展，其实是与“社会”脱离的。如果用现在“制度嵌入”的理论来解释的话，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在中国的被恢复，表现出一种“硬性嵌入”的特点。
改革开放前30年中期。在这一阶段，以国际公认的专业社会工作的特征作为衡量标准去看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七个专业特征已经具备了四个：服务公共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则采取“拿来主义”；专业组织，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并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教育体系，已经有180多所大专院校建立社会工作院系专业。然而，仔细分析，上述“具备特征”又有名实不符的嫌疑：
首先，当时中国除了一部分从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的教师还算得上“内行”之外，并没有专业社会工作者，但却有了社会工作者“自己的组织”。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是为社会工作者成立的，而是为了方便民政部门对外交流而成立的。在“民政工作就是社会工作”的观念影响下，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被纳入”社会工作者的行列。
其次，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借“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的东风，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但是，当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却发现社会上并没有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就业难”的问题凸显出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教育和就业的脱节（当然这是中国教育的通病），反倒模糊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形象。
再次，理论和和技能，国际上已经有成熟的价值理念和理论方法，中国的大学可以拿来就用。但是，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是应用学科，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中国的专业教师，绝大部分都没有实践经验。因此，学生也有明显的缺陷。这也是他们就业难的原因之一。
最后，服务公共利益，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所谓“公共”是有讲究的。在国家和公众之间，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一般采取“第三者”的超然立场，这是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得以成功的关键。但是在中国，政府太强势，要求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做事。常言道：屁股决定脑袋。坐的位子不同，结果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的所谓“具备特征”，实际上是经不起深究的。
但是，这一阶段在上海浦东进行的引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社会实验”，却选择了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路径：先有问题导向，由于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于是引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试试看”。然后是行动导向，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以后，就让他们以民间机构的方式组织起来，然后到社区去做社会管理工作。政府的强势，用在了为社会管理的发展创造小环境、小气候上。同时，又有一批有经验的专家学者一起参与，在理论和方法上共同探讨。这种合乎规律的发展路径，使浦东的实验很有收获。
改革开放前30年后期。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提出，给前30年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型塑了一个“大团圆”的大结局。
造就这个大结局的原因有二：其一，政府机构改革使民政部门的人员编制减少了一半，在用人方面常现捉襟见肘的窘境。其二，在城市低保、战胜SARS等工作实践中，民政部门则尝到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尤其是社区作用的甜头。于是，民政部门开始积极推进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
上海市合乎规律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轨迹终于开始产生影响，专业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领域，包括政府工作和基层社区中开始得到认可，进一步探索则是政府介入的专业资格的认证。
就全国形势而言，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搭建起社会工作专业资格认证的平台，再现“跳跃式”发展的特征。但是，远可对比国际经验，近可对比上海市的实践，全国的发展态势只能说是仍然处在初级阶段。
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
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过程具有不同于一般规律的“中国特色”，这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及相互关系。国家、学术和社会是三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在本文中，这三者的具体代表是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民间组织及社区，这三者在现代社会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国家”（或政府）的力量在于政治权力，“学术”（或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力量在于人才培养，“社会”（或民间组织及社区）的力量在于公民社会。按照国际上通常的理解，这三者在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以下，将分三个阶段，对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及相互关系逐一作出归纳和评价：
改革开放前30年初期。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学术和社会之间互动的态势基本上是：在社会领域，计划时期国家“家长式”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强势控制仍然比比皆是，国家（或政府）的“气场”极为强势；相比之下，学术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学术（大学及研究机构）和社会（民间组织及社区）的“气场”都受到压迫，甚至自己“份内”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不了或做不好。“学术”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也非常之少。
但是，在上述大环境、大气候下，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则形成了一个小环境、小气候。在这个小环境和小气候中，国家、学术和社会互动的情形是：具体而言，代表国家（或政府）的民政部门和代表学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北京大学就发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达成了一个合作办学的协议，开始了“政治权力”和“人才培养”之间的互动。同时，民政部门发展社区服务，“政治权力”和“公民社会”开始有所互动。“学术”（大学或研究机构）和社会（社区）之间的互动也开始萌动。然而，即使在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这个小环境、小气候中，国家力量的强势控制也丝毫不减。主要是因为民政部门有需要，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才得以进入北京大学。
在这一阶段，民政部刚刚恢复重建，崔乃夫推动了“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同时，民政理论建设需要学术理论的支持，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推动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进入了民政部的政策视野。同时，社会学也在恢复重建，作为应用社会学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亟待发展。于是，民政部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拍即合，导致了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一个“关节点”或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马甸会议的召开。
改革开放前30年中期。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学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互动的态势基本上是：在社会领域，国家控制力的强势地位依然如故。当然，逐渐地，国家（或政府）的“气场”有所回缩；相比之下，来自学术的“培养人才”的力量和来自社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有所成长，学术（大学及研究机构）和社会（民间组织及社区）的“气场”开始发挥影响。同时，学术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
在上述大环境、大气候下，在上一阶段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形成的小环境、小气候继续发展，因此形成的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情形是：一方面，代表国家（或政府）的民政部门通过各项社会政策的发展，造就了数以百万计的非专业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另一方面，代表学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则抓住“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的机遇使这个本是“冷门”的专业教育出现爆发式的发展。然而，在国家和学术之间却没有因此而联系更紧密，反而因各自独立行事而导致了“渐行渐远”的现象。同时，民政部门发展社区建设和民间组织，使“政治权力”和“公民社会”互动增加，但前者主动、后者被动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倒是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教育，大学或研究机构与民间组织或社区之间，在“培养人才”和“公民社会”基础上的互动有所增加。
在这一阶段，对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大事件：其一，民政部门造就规模庞大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其二，社会工作教育实现爆发式增长；其三，上海浦东组织民间社工机构并进行社工进社区的社会实验。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在浦东推行社会试验，围绕着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给了国家、学术和社会三方面力量一个整合的框架，因此才有了后续的更大发展。
改革开放前30年后期。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学术和社会之间显示出理性化的互动态势：在社会领域，国家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进步理念，更加理性地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当然，国家（或政府）的力量依然强势，但其“气场”已有明显收缩；学术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则显著成长，学术（大学及研究机构）和社会（民间组织及社区）的“气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同时，学术和社会彼此接近，互动频繁。
大环境、大气候的变化，使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小环境、小气候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一阶段国家、学术和社会互动的情形是：在上海市，代表政府的民政部门和大学、民间社工组织通力合作，使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在民政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区建设与社区矫正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民政部门合作，共同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当然，国家的地位仍然非常强势，直接主导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意志更加突出。但是，以基层社区和民间组织来推进社会工作的做法得到了重视，政治权力和公民社会的互动日益增加。同时，大学或研究机构以及民间组织和社区已经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伙伴关系的雏形。
在这一阶段，第一个重要事件是，在上海市，三方合作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模式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开始推行“专业资格认证”。第二个重要事件是，国家在学术和社会的积极配合下，推出了“社会工作专业水平评价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台使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成为一项国家认可的正式的职业制度，使国家、学术和社会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互动有了一个规范的整合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
研究结论
如果与国际经验相比较，可以说，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原因是其“跳跃式”、“非常规”的发展造成了制度安排上的疏漏，这与国家、学术和社会三方面的互动表现出的“非均衡”状态相关。
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国家、学术和社会三方面互动关系的“非均衡”状态可以用以下三句话来概括：国家强势但理性地趋向于良治法治；学术弱势但坚韧地体现着知识力量；社会弱势但客观上在推动公民社会。
从以上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的研究发现：
第一，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也必须遵循规律，违反规律则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应该分两步走——先强调“1.0版本”的职业化，即完成初级阶段的建设；再升级为“2.0版本”的专业化，即进入高级阶段的构建。
第二，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要健康发展还必须补课，这包括：深刻把握社会需求，公益服务戒除功利，推进民间社工组织，专业教育联系实践，理论发展回归本土，职业资格公众认可，专业伦理严格遵守，国家提升专业权威。
第三，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可以在某些地区、某个领域、某项事业中率先实现。然后，再逐渐向周围扩散，形成“星火燎原”的态势。借用经济学中常用的“非均衡发展”的概念，以上的发展策略可以被称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非均衡实现”。
第四，实现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目标，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国家、学术和社会应该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伙伴关系。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当三方形成合力时，发展会比较顺利；反之，发展的势头就会转弱。这个规律可以概括成“非均衡条件下的整合优势”。（作者分别为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关键词】社会工作与管理 国家 学术 社会 “平等—合作”关系
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迄今已届28年。在此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用国际上社会工作发展的一般经验难以解释的“中国特色”。以下，将分三个阶段对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跳跃式”、“超常规”的中国特色逐一作出描绘和评价。
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前30年初期。在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民政部主导的与北京大学的合作而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进程。但是，按一般规律，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是先有社会需求，再由民间发起，并以慈善组织出面组织对贫弱阶层的社会服务，然后再向专业社会工作转变。
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相应的社会需求。在因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与“先发”的西方国家以及“后发”的“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过程中曾经遭遇的类似的社会问题。但是，在这一阶段，由于计划时期的影响惯性犹存，当时人们对政府和单位的信任度远远高于社会。同时，民众囿于被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的传统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影响，并没有向社会求助的习惯。
在这一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按一般的发展规律，民间的、志愿的慈善事业先行一步，再逐渐职业化，然后得到社会的认可乃至期待。同时，这也使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部门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充分了解这种有组织的爱心善行。因此当慈善事业向更加现代的专业社会工作转变时，便已经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实际上，当时民政部的目标就是培养若干掌握社会工作与管理知识的人才，然后到民政部门从事“民政理论研究”，着眼点并非一线的实务工作者。于是，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教育就在既没有公众认可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合适的社会载体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被恢复”了。这样的恢复和发展，其实是与“社会”脱离的。如果用现在“制度嵌入”的理论来解释的话，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在中国的被恢复，表现出一种“硬性嵌入”的特点。
改革开放前30年中期。在这一阶段，以国际公认的专业社会工作的特征作为衡量标准去看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七个专业特征已经具备了四个：服务公共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则采取“拿来主义”；专业组织，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并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教育体系，已经有180多所大专院校建立社会工作院系专业。然而，仔细分析，上述“具备特征”又有名实不符的嫌疑：
首先，当时中国除了一部分从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的教师还算得上“内行”之外，并没有专业社会工作者，但却有了社会工作者“自己的组织”。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是为社会工作者成立的，而是为了方便民政部门对外交流而成立的。在“民政工作就是社会工作”的观念影响下，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被纳入”社会工作者的行列。
其次，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借“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的东风，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但是，当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却发现社会上并没有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就业难”的问题凸显出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教育和就业的脱节（当然这是中国教育的通病），反倒模糊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形象。
再次，理论和和技能，国际上已经有成熟的价值理念和理论方法，中国的大学可以拿来就用。但是，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是应用学科，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中国的专业教师，绝大部分都没有实践经验。因此，学生也有明显的缺陷。这也是他们就业难的原因之一。
最后，服务公共利益，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所谓“公共”是有讲究的。在国家和公众之间，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一般采取“第三者”的超然立场，这是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得以成功的关键。但是在中国，政府太强势，要求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做事。常言道：屁股决定脑袋。坐的位子不同，结果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的所谓“具备特征”，实际上是经不起深究的。
但是，这一阶段在上海浦东进行的引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社会实验”，却选择了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路径：先有问题导向，由于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于是引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试试看”。然后是行动导向，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以后，就让他们以民间机构的方式组织起来，然后到社区去做社会管理工作。政府的强势，用在了为社会管理的发展创造小环境、小气候上。同时，又有一批有经验的专家学者一起参与，在理论和方法上共同探讨。这种合乎规律的发展路径，使浦东的实验很有收获。
改革开放前30年后期。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提出，给前30年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型塑了一个“大团圆”的大结局。
造就这个大结局的原因有二：其一，政府机构改革使民政部门的人员编制减少了一半，在用人方面常现捉襟见肘的窘境。其二，在城市低保、战胜SARS等工作实践中，民政部门则尝到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尤其是社区作用的甜头。于是，民政部门开始积极推进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
上海市合乎规律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轨迹终于开始产生影响，专业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领域，包括政府工作和基层社区中开始得到认可，进一步探索则是政府介入的专业资格的认证。
就全国形势而言，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搭建起社会工作专业资格认证的平台，再现“跳跃式”发展的特征。但是，远可对比国际经验，近可对比上海市的实践，全国的发展态势只能说是仍然处在初级阶段。
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
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过程具有不同于一般规律的“中国特色”，这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及相互关系。国家、学术和社会是三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在本文中，这三者的具体代表是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民间组织及社区，这三者在现代社会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国家”（或政府）的力量在于政治权力，“学术”（或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力量在于人才培养，“社会”（或民间组织及社区）的力量在于公民社会。按照国际上通常的理解，这三者在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以下，将分三个阶段，对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及相互关系逐一作出归纳和评价：
改革开放前30年初期。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学术和社会之间互动的态势基本上是：在社会领域，计划时期国家“家长式”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强势控制仍然比比皆是，国家（或政府）的“气场”极为强势；相比之下，学术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学术（大学及研究机构）和社会（民间组织及社区）的“气场”都受到压迫，甚至自己“份内”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不了或做不好。“学术”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也非常之少。
但是，在上述大环境、大气候下，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则形成了一个小环境、小气候。在这个小环境和小气候中，国家、学术和社会互动的情形是：具体而言，代表国家（或政府）的民政部门和代表学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北京大学就发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达成了一个合作办学的协议，开始了“政治权力”和“人才培养”之间的互动。同时，民政部门发展社区服务，“政治权力”和“公民社会”开始有所互动。“学术”（大学或研究机构）和社会（社区）之间的互动也开始萌动。然而，即使在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这个小环境、小气候中，国家力量的强势控制也丝毫不减。主要是因为民政部门有需要，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才得以进入北京大学。
在这一阶段，民政部刚刚恢复重建，崔乃夫推动了“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同时，民政理论建设需要学术理论的支持，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推动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进入了民政部的政策视野。同时，社会学也在恢复重建，作为应用社会学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亟待发展。于是，民政部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拍即合，导致了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一个“关节点”或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马甸会议的召开。
改革开放前30年中期。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学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互动的态势基本上是：在社会领域，国家控制力的强势地位依然如故。当然，逐渐地，国家（或政府）的“气场”有所回缩；相比之下，来自学术的“培养人才”的力量和来自社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有所成长，学术（大学及研究机构）和社会（民间组织及社区）的“气场”开始发挥影响。同时，学术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
在上述大环境、大气候下，在上一阶段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形成的小环境、小气候继续发展，因此形成的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情形是：一方面，代表国家（或政府）的民政部门通过各项社会政策的发展，造就了数以百万计的非专业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另一方面，代表学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则抓住“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的机遇使这个本是“冷门”的专业教育出现爆发式的发展。然而，在国家和学术之间却没有因此而联系更紧密，反而因各自独立行事而导致了“渐行渐远”的现象。同时，民政部门发展社区建设和民间组织，使“政治权力”和“公民社会”互动增加，但前者主动、后者被动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倒是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教育，大学或研究机构与民间组织或社区之间，在“培养人才”和“公民社会”基础上的互动有所增加。
在这一阶段，对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大事件：其一，民政部门造就规模庞大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其二，社会工作教育实现爆发式增长；其三，上海浦东组织民间社工机构并进行社工进社区的社会实验。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在浦东推行社会试验，围绕着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给了国家、学术和社会三方面力量一个整合的框架，因此才有了后续的更大发展。
改革开放前30年后期。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国家、学术和社会之间显示出理性化的互动态势：在社会领域，国家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进步理念，更加理性地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当然，国家（或政府）的力量依然强势，但其“气场”已有明显收缩；学术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则显著成长，学术（大学及研究机构）和社会（民间组织及社区）的“气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同时，学术和社会彼此接近，互动频繁。
大环境、大气候的变化，使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小环境、小气候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一阶段国家、学术和社会互动的情形是：在上海市，代表政府的民政部门和大学、民间社工组织通力合作，使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在民政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区建设与社区矫正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民政部门合作，共同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当然，国家的地位仍然非常强势，直接主导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意志更加突出。但是，以基层社区和民间组织来推进社会工作的做法得到了重视，政治权力和公民社会的互动日益增加。同时，大学或研究机构以及民间组织和社区已经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伙伴关系的雏形。
在这一阶段，第一个重要事件是，在上海市，三方合作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模式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开始推行“专业资格认证”。第二个重要事件是，国家在学术和社会的积极配合下，推出了“社会工作专业水平评价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台使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成为一项国家认可的正式的职业制度，使国家、学术和社会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互动有了一个规范的整合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
研究结论
如果与国际经验相比较，可以说，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原因是其“跳跃式”、“非常规”的发展造成了制度安排上的疏漏，这与国家、学术和社会三方面的互动表现出的“非均衡”状态相关。
围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国家、学术和社会三方面互动关系的“非均衡”状态可以用以下三句话来概括：国家强势但理性地趋向于良治法治；学术弱势但坚韧地体现着知识力量；社会弱势但客观上在推动公民社会。
从以上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的研究发现：
第一，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也必须遵循规律，违反规律则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应该分两步走——先强调“1.0版本”的职业化，即完成初级阶段的建设；再升级为“2.0版本”的专业化，即进入高级阶段的构建。
第二，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要健康发展还必须补课，这包括：深刻把握社会需求，公益服务戒除功利，推进民间社工组织，专业教育联系实践，理论发展回归本土，职业资格公众认可，专业伦理严格遵守，国家提升专业权威。
第三，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可以在某些地区、某个领域、某项事业中率先实现。然后，再逐渐向周围扩散，形成“星火燎原”的态势。借用经济学中常用的“非均衡发展”的概念，以上的发展策略可以被称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非均衡实现”。
第四，实现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目标，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国家、学术和社会应该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伙伴关系。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当三方形成合力时，发展会比较顺利；反之，发展的势头就会转弱。这个规律可以概括成“非均衡条件下的整合优势”。（作者分别为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