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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导，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
研究方向：中国外交、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公共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主要著作：《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等。
摘要 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 美国梦 和合共生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时代命题
自2012年5月3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以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一再被高调推出并不断发酵。这是中方继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后又一重要国际思维创新。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切实认识到，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
新型大国关系主要针对中美关系。不仅要防止中美之间由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①带来的硬冲突，也要防止中美间的三大“软冲突”：
其一，世俗与宗教的社会对立。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非宗教国家的崛起，不以西化为目标，这在基督教国家中引发“中国威胁论”泛滥于世，本质上即围绕中国是否为他者、另类而展开。美国是建立在“山巅之城”信念下的新教国家，也是当今宗教化色彩最浓厚的西方大国，如何接受一个世俗国家的崛起，事关美国的立国之本。
其二，伟大复兴与决不屈居第二的对立。秉承天定命运论、美国例外论，美国扩张为全球性霸权。有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挑战了美国绝不做老二的信念。中美关系的真正挑战是中美之间的身份冲突，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绝不肯屈居第二的信念间能否找到中间地带，或者相互调适，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其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国的崛起，是唯一既要复兴古老文明，又要复兴“西方另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中国崛起事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之最终兴衰，并集中体现为对“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检验。美国有反共传统，反对共产党人的公有制和无神论。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美国给新中国贴上了“共产党中国”标签。如今，美国人要重新定位中国。
一个相当普遍的预测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这增加了中美之间需要认真理顺彼此关系，防止战略误读误判的紧迫感。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成为一个时代命题。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重超越
针对中美间存在的三大软冲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重超越：
首先是超越“文明冲突”。中美是东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代表，能否打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关系到能否超越历史上的文明冲突陷阱。中国是非宗教国家、文明型国家，而美国传统上是基督教国家，共和党美国人更是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秉持“山巅之城”、“自由灯塔”理念，很难从理念上认可中国。不过，由于共和党在美国不接地气、思想僵化，民主党可能较长时期执政，这为充分展示美国制度韧性和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与中国携手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超越零和博弈，也就是要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并成为支配性国家，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作为本书的结论，作者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②其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非大国扩张，而是文明复兴、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的有机统一，理念上的“互利共赢”不会挑战“美国例外论”。中国外交一直强调不冲突、不对抗，主张客观理性看待中美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最后，超越意识形态对抗，也就是超越冷战模式。中美在21世纪无论打热战还是冷战都难以想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超越历史上的这两种硬、软对抗模式，实现包容共存、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致力于建立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意识形态看待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中国梦—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
中国已宣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否意味着对美国梦构成挑战，甚至排斥美国梦的实现，抵消其影响，使其黯然失色？这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国梦，就其性质而言是包容梦，通过实现中国梦来实现世界梦，不仅不妨碍美国梦的实现，甚至会帮助实现美国梦。就其内涵而言，中国梦也与美国梦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梦鼓励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与美国梦的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毋庸讳言，中国梦与美国梦是不同国情下，不同发展阶段的梦想，区别是自然的。但是挖掘其共通性，将有利于促进中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未来、对21世纪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是包容梦，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决定的，也是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体现。包容性崛起的三大支柱是实现文化、体制与环境的三包容：
其一，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战略文化。为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知识与权力不匹配的问题，我们必须倡导文明的兼收并蓄，强调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发展包容西方的战略文化。包容西方，并非意味着锁定改革的方向，而是相互学习、借鉴，实现共同发展、和谐发展与包容发展。 其二，统筹兼顾的包容性战略体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在全球化时代，内政与外交日益不可分。为此，外交应超越内政制约，超越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二分法，建构统筹内政—外交、权力—价值、利我—利他的包容性战略体制。
其三，宽松和谐的包容性战略环境。要建构包容性战略环境关键是超越现代化的赶超思维，确认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厘清中美关系的历史意义与全局意义。夸大自身实力、看低美国实力会酿成历史的悲剧。
为了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需解决中国与美国的利益矛盾、权力竞争、责任纠纷与价值冲突，具体内涵包括：
首先，利益共赢。中美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有效、战后国际秩序和平可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诸多共同利益，相互贸易投资、网络安全与亚太秩序等方面也存在大量共同关切或共同责任。这是中美利益共赢的基础。
其次，权力共生。中美不仅利益而且权力高度相互依存，因此指望打造排斥对方的权力架构或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都是不现实的。在亚太地区，完全可能出现中国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不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情况。
再次，责任共担。中美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问题上共担责任，肩负共同大国义务。在探索建立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良性互动模式上担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最后，价值共享。抛开两国意识形态分歧，认真梳理中美价值观，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设想，可以找到不少共享、共通之处。近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州与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时就强调，中国梦与美国梦有诸多共通之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理论——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
笔者在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提出，“坚信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当以文明自觉探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以文明自信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崛起的道统，不仅在于复兴传统中华文明，同时在于开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合理继承人类现代文明，而且在于实现中欧‘文明G2’、从而合法继承西方文明，更在于合目的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③
美国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因此，与美国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也是包容现代人类文明的过程。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的切实迈进。
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已经难以解释由于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全球化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时代，必须实现超越。④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这种理论超越提供了紧迫感。
2012年国际关系协会（ISA）设立大会专题“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为我们的理论自信做了很好的注脚。中国文化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理论贡献，又是我们理论自觉的重要来源。从世界观上，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了西方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倡导关系主义与和谐世界理念；从方法论上，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理念。
中国外交更直接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实践贡献，概括起来有：
相互尊重：定调新型大国关系风格。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合作共赢：规范新型大国关系性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以及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对国际社会肩负着特殊使命，这就要求双方以互利合作为核心，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和管控危机，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从而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努力形成利益与命运共同体。
对于如何通过合作共赢规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性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有其独到认识。他指出，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个领域有所行动：第一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在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逐渐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第二要在军事领域实现突破。新型大国关系最核心的内涵是双方和平共处，不发生军事冲突，而目前大国关系中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三是要寻求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网络安全、全球治理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中美不率先垂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无从谈起。⑤
平等互信：夯实新型大国关系基础。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秉承平等理念，相互信任。美国方面开始引用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太平洋和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并不断承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对美国、对世界也有利。美国希望同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做平等的伙伴。这些都有利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为增进中美平等互信，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习近平主席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建议，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⑥
包容互鉴：提升新型大国关系层次。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厚植友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要积极推进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交往，让更多人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参与者、支持者。“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举行，就是希望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总之，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价值理念，代表了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人类命运的共同价值追求。“合”是中国人交往的理念，以合作精神，避免空间上、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对抗，超越“文明的冲突”。“共生”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以牺牲美国的领导角色为代价，并且通过相互建构身份与认同，帮助美国适应新时代，找到新的领导角色。在权力，包括领导权上，中美完全可能找到共生之道。这既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从人类需要文艺复兴的文明高度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做了深入阐释：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⑦
按照这一逻辑，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捉襟见肘之时，我们需要新型的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不仅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实践，也必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拓展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认识。
注释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说，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即在现实中，两个大国的战略判断与感情好恶的致命结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导致健康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甚至更糟。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王义桅：《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
王义桅：《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
“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国务委员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外交部网站，2013年6月9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48973.shtml。
叶小文：“促进新的文明复兴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光明日报》，2013年5月13日。
责 编∕杨昀赟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导，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
研究方向：中国外交、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公共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主要著作：《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等。
摘要 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 美国梦 和合共生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时代命题
自2012年5月3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以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一再被高调推出并不断发酵。这是中方继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后又一重要国际思维创新。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切实认识到，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
新型大国关系主要针对中美关系。不仅要防止中美之间由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①带来的硬冲突，也要防止中美间的三大“软冲突”：
其一，世俗与宗教的社会对立。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非宗教国家的崛起，不以西化为目标，这在基督教国家中引发“中国威胁论”泛滥于世，本质上即围绕中国是否为他者、另类而展开。美国是建立在“山巅之城”信念下的新教国家，也是当今宗教化色彩最浓厚的西方大国，如何接受一个世俗国家的崛起，事关美国的立国之本。
其二，伟大复兴与决不屈居第二的对立。秉承天定命运论、美国例外论，美国扩张为全球性霸权。有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挑战了美国绝不做老二的信念。中美关系的真正挑战是中美之间的身份冲突，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绝不肯屈居第二的信念间能否找到中间地带，或者相互调适，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其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国的崛起，是唯一既要复兴古老文明，又要复兴“西方另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中国崛起事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之最终兴衰，并集中体现为对“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检验。美国有反共传统，反对共产党人的公有制和无神论。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美国给新中国贴上了“共产党中国”标签。如今，美国人要重新定位中国。
一个相当普遍的预测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这增加了中美之间需要认真理顺彼此关系，防止战略误读误判的紧迫感。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成为一个时代命题。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重超越
针对中美间存在的三大软冲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重超越：
首先是超越“文明冲突”。中美是东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代表，能否打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关系到能否超越历史上的文明冲突陷阱。中国是非宗教国家、文明型国家，而美国传统上是基督教国家，共和党美国人更是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秉持“山巅之城”、“自由灯塔”理念，很难从理念上认可中国。不过，由于共和党在美国不接地气、思想僵化，民主党可能较长时期执政，这为充分展示美国制度韧性和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与中国携手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超越零和博弈，也就是要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并成为支配性国家，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作为本书的结论，作者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②其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非大国扩张，而是文明复兴、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的有机统一，理念上的“互利共赢”不会挑战“美国例外论”。中国外交一直强调不冲突、不对抗，主张客观理性看待中美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最后，超越意识形态对抗，也就是超越冷战模式。中美在21世纪无论打热战还是冷战都难以想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超越历史上的这两种硬、软对抗模式，实现包容共存、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致力于建立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意识形态看待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中国梦—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
中国已宣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否意味着对美国梦构成挑战，甚至排斥美国梦的实现，抵消其影响，使其黯然失色？这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国梦，就其性质而言是包容梦，通过实现中国梦来实现世界梦，不仅不妨碍美国梦的实现，甚至会帮助实现美国梦。就其内涵而言，中国梦也与美国梦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梦鼓励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与美国梦的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毋庸讳言，中国梦与美国梦是不同国情下，不同发展阶段的梦想，区别是自然的。但是挖掘其共通性，将有利于促进中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未来、对21世纪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是包容梦，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决定的，也是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体现。包容性崛起的三大支柱是实现文化、体制与环境的三包容：
其一，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战略文化。为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知识与权力不匹配的问题，我们必须倡导文明的兼收并蓄，强调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发展包容西方的战略文化。包容西方，并非意味着锁定改革的方向，而是相互学习、借鉴，实现共同发展、和谐发展与包容发展。 其二，统筹兼顾的包容性战略体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在全球化时代，内政与外交日益不可分。为此，外交应超越内政制约，超越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二分法，建构统筹内政—外交、权力—价值、利我—利他的包容性战略体制。
其三，宽松和谐的包容性战略环境。要建构包容性战略环境关键是超越现代化的赶超思维，确认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厘清中美关系的历史意义与全局意义。夸大自身实力、看低美国实力会酿成历史的悲剧。
为了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需解决中国与美国的利益矛盾、权力竞争、责任纠纷与价值冲突，具体内涵包括：
首先，利益共赢。中美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有效、战后国际秩序和平可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诸多共同利益，相互贸易投资、网络安全与亚太秩序等方面也存在大量共同关切或共同责任。这是中美利益共赢的基础。
其次，权力共生。中美不仅利益而且权力高度相互依存，因此指望打造排斥对方的权力架构或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都是不现实的。在亚太地区，完全可能出现中国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不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情况。
再次，责任共担。中美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问题上共担责任，肩负共同大国义务。在探索建立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良性互动模式上担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最后，价值共享。抛开两国意识形态分歧，认真梳理中美价值观，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设想，可以找到不少共享、共通之处。近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州与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时就强调，中国梦与美国梦有诸多共通之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理论——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
笔者在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提出，“坚信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当以文明自觉探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以文明自信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崛起的道统，不仅在于复兴传统中华文明，同时在于开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合理继承人类现代文明，而且在于实现中欧‘文明G2’、从而合法继承西方文明，更在于合目的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③
美国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因此，与美国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也是包容现代人类文明的过程。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的切实迈进。
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已经难以解释由于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全球化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时代，必须实现超越。④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这种理论超越提供了紧迫感。
2012年国际关系协会（ISA）设立大会专题“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为我们的理论自信做了很好的注脚。中国文化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理论贡献，又是我们理论自觉的重要来源。从世界观上，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了西方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倡导关系主义与和谐世界理念；从方法论上，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理念。
中国外交更直接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实践贡献，概括起来有：
相互尊重：定调新型大国关系风格。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合作共赢：规范新型大国关系性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以及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对国际社会肩负着特殊使命，这就要求双方以互利合作为核心，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和管控危机，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从而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努力形成利益与命运共同体。
对于如何通过合作共赢规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性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有其独到认识。他指出，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个领域有所行动：第一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在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逐渐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第二要在军事领域实现突破。新型大国关系最核心的内涵是双方和平共处，不发生军事冲突，而目前大国关系中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三是要寻求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网络安全、全球治理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中美不率先垂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无从谈起。⑤
平等互信：夯实新型大国关系基础。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秉承平等理念，相互信任。美国方面开始引用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太平洋和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并不断承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对美国、对世界也有利。美国希望同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做平等的伙伴。这些都有利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为增进中美平等互信，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习近平主席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建议，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⑥
包容互鉴：提升新型大国关系层次。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厚植友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要积极推进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交往，让更多人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参与者、支持者。“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举行，就是希望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总之，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价值理念，代表了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人类命运的共同价值追求。“合”是中国人交往的理念，以合作精神，避免空间上、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对抗，超越“文明的冲突”。“共生”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以牺牲美国的领导角色为代价，并且通过相互建构身份与认同，帮助美国适应新时代，找到新的领导角色。在权力，包括领导权上，中美完全可能找到共生之道。这既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从人类需要文艺复兴的文明高度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做了深入阐释：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⑦
按照这一逻辑，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捉襟见肘之时，我们需要新型的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不仅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实践，也必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拓展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认识。
注释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说，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即在现实中，两个大国的战略判断与感情好恶的致命结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导致健康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甚至更糟。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王义桅：《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
王义桅：《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
“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国务委员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外交部网站，2013年6月9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48973.shtml。
叶小文：“促进新的文明复兴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光明日报》，2013年5月13日。
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