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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作家头脑里多是“反右”、“文革”，年轻一代作家头脑里多是游戏机、名牌轿车
在诺贝尔文学奖火热出笼之际，中国文学界也在焦灼地探讨自己的出路。大家在想：我们的伟大作家究竟藏在哪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中国一年只出五到十部长篇小说，然而几乎每出一部，都会在全国引起轰动，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起印就是几百万册，书一上市，买书的人往往排成长队。
现在，一般的小说，能印上一万册，就算是很了不起了。
“今天，文学的确是被边缘化了，文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显著降低了，其实，全世界也都是这样。”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小说家格非在“2005小说的现状与可能性对话会”上说。
由渤海大学与《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作家》杂志社、春风文艺出版社一起在辽宁锦州市召开的这次会议，吸引了莫言、贾平凹、李锐、格非、阎连科、范小青、王晓明、南帆、陈晓明、谢有顺等20多位全国知名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
中国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
格非认为，资讯的发达、文化的多元使得作家垄断信息资源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这个现象很难说是好还是不好，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社会的一种进步。
批评家王晓明则说：“虽然文学的处境被边缘化了，然而文学的价值却从来没有被边缘化。”
《红高梁》、《檀香刑》的作者莫言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带着鲜明的时代痕迹，基本上是一种革命战争的文学，是配合党的政治工作和宣传任务的文学，而当代的文学作品则充分地展示出作家的个性。
莫言进一步解释说，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当代作家的作品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作品的区别之一就是在语言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实际上今天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努力表现个性化的思想，对社会的反思不是人云亦云，从积极配合形势变成直接干预生活。
“从某种角度来看，今天的文学并没有被边缘化，而是更加贴近现实了。”莫言说。
靠西方“翻版”出不了经典
面对年复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悖论，作家们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靠什么东西在世界上争胜?
“还是应当通过汉语这个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应当通过作品来传达出一种中国的经验来，而不是对欧美文化的复制。”苏州大学教授王尧说。他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
莫言回忆说，像他这个年龄的作家，早期阅读的东西是没有西方内容的，都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方作品翻译过来后，大家感到眼前一亮，小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写……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先锋派萌芽了。
但先锋派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些年轻作家不仅在技巧上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手法，在观念上也往往有意识地去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哲学思想，很多小说里描写的情绪不是中国老百姓的情绪，而是从西方现代派小说里学来的一种“末落的情绪”。长此以往，中国文学必将失掉自己的个性，将成为西方文学的“翻版”。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家意识到，我们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带有中国独特个性的和鲜明特色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当代文学。
莫言说，中国当代文学从哪里去继承优秀传统?怎样才能与西方文学分开?答案很简单，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然而，仅仅有“红色经典”显然是不够的。新生代小说家疯掉了吗
郭敬明、韩寒这批新生代小说家，会成为伟大作家吗?
莫言说，尽管部分已经较有名气的“80年后作家”有明显的商业包装的痕迹，而且有偶像化倾向，但是不能据此就武断地认定他们就不是在进行严肃的文学创作。老一代作家的头脑里多是“反右”、“文革”、饥饿、游街、迫害、下放、劳改、平反、昭雪……年轻一代作家的头脑里更多是电脑、游戏机、流行、时尚、明星、别墅、名牌轿车、出国、留学、开公司等。由于想像的内容不一样，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就不会一样。
他说，再过20多年，这批“80年后作家”大概50岁左右，在文坛上也已经有了“话语权”了，势必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角”。
格非的看法是，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在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同时也非常希望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一个思维逻辑是非常可笑的：去考虑市场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要去赚钱，但是一个作家不疯掉的话，你不能去考虑你的作品不朽。
格非认为，“功利”二字，毁掉了一大批人。实际上，这现在已不仅是青少年作家的问题，大中小学的教育都存在问题。时下这批非常年轻的“80年后作家”本身起步时，就显得营养不良，而且在许多观念上都非常畸形。
真正厉害的作家可能在“外围”
曾有美国记者打电话问格非，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见不到颇有影响的作家来描述这个社会的现实生活?
格非告诉他：“中国社会转型的频率太快，作家来不及适应。过去，一种创作方法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可以吃一辈子，可是，今天的作家刚刚找到一种创作方法，没过五年或者十年整个社会就又变化了，如此变化给作家调整自己带来了难度。一时产生不出经典式的大作品，是可以理解的。”
格非曾在与青年作家座谈中提到，说不定真正伟大的作家就在你们这些人之外，可能真正厉害的作家在你们外围，不在你们当中，你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些人已经出现了，这个东西确实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
一个时代，有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就够了，他能代表那个时代，就像曹雪芹一样，就像但丁一样。能够出现这样一个天才，格非认为是有可能的。
《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编林建法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出现了一批比较好的作品，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莫言的《檀香刑》、格非的《人面桃花》、贾平凹的《秦腔》、李锐的《旧址》、张炜的《九月寓言》、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不过，让人惊奇的是，这些作品，大都没有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奖。
在诺贝尔文学奖火热出笼之际，中国文学界也在焦灼地探讨自己的出路。大家在想：我们的伟大作家究竟藏在哪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中国一年只出五到十部长篇小说，然而几乎每出一部，都会在全国引起轰动，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起印就是几百万册，书一上市，买书的人往往排成长队。
现在，一般的小说，能印上一万册，就算是很了不起了。
“今天，文学的确是被边缘化了，文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显著降低了，其实，全世界也都是这样。”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小说家格非在“2005小说的现状与可能性对话会”上说。
由渤海大学与《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作家》杂志社、春风文艺出版社一起在辽宁锦州市召开的这次会议，吸引了莫言、贾平凹、李锐、格非、阎连科、范小青、王晓明、南帆、陈晓明、谢有顺等20多位全国知名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
中国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
格非认为，资讯的发达、文化的多元使得作家垄断信息资源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这个现象很难说是好还是不好，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社会的一种进步。
批评家王晓明则说：“虽然文学的处境被边缘化了，然而文学的价值却从来没有被边缘化。”
《红高梁》、《檀香刑》的作者莫言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带着鲜明的时代痕迹，基本上是一种革命战争的文学，是配合党的政治工作和宣传任务的文学，而当代的文学作品则充分地展示出作家的个性。
莫言进一步解释说，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当代作家的作品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作品的区别之一就是在语言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实际上今天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努力表现个性化的思想，对社会的反思不是人云亦云，从积极配合形势变成直接干预生活。
“从某种角度来看，今天的文学并没有被边缘化，而是更加贴近现实了。”莫言说。
靠西方“翻版”出不了经典
面对年复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悖论，作家们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靠什么东西在世界上争胜?
“还是应当通过汉语这个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应当通过作品来传达出一种中国的经验来，而不是对欧美文化的复制。”苏州大学教授王尧说。他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
莫言回忆说，像他这个年龄的作家，早期阅读的东西是没有西方内容的，都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方作品翻译过来后，大家感到眼前一亮，小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写……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先锋派萌芽了。
但先锋派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些年轻作家不仅在技巧上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手法，在观念上也往往有意识地去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哲学思想，很多小说里描写的情绪不是中国老百姓的情绪，而是从西方现代派小说里学来的一种“末落的情绪”。长此以往，中国文学必将失掉自己的个性，将成为西方文学的“翻版”。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家意识到，我们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带有中国独特个性的和鲜明特色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当代文学。
莫言说，中国当代文学从哪里去继承优秀传统?怎样才能与西方文学分开?答案很简单，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然而，仅仅有“红色经典”显然是不够的。新生代小说家疯掉了吗
郭敬明、韩寒这批新生代小说家，会成为伟大作家吗?
莫言说，尽管部分已经较有名气的“80年后作家”有明显的商业包装的痕迹，而且有偶像化倾向，但是不能据此就武断地认定他们就不是在进行严肃的文学创作。老一代作家的头脑里多是“反右”、“文革”、饥饿、游街、迫害、下放、劳改、平反、昭雪……年轻一代作家的头脑里更多是电脑、游戏机、流行、时尚、明星、别墅、名牌轿车、出国、留学、开公司等。由于想像的内容不一样，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就不会一样。
他说，再过20多年，这批“80年后作家”大概50岁左右，在文坛上也已经有了“话语权”了，势必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角”。
格非的看法是，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在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同时也非常希望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一个思维逻辑是非常可笑的：去考虑市场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要去赚钱，但是一个作家不疯掉的话，你不能去考虑你的作品不朽。
格非认为，“功利”二字，毁掉了一大批人。实际上，这现在已不仅是青少年作家的问题，大中小学的教育都存在问题。时下这批非常年轻的“80年后作家”本身起步时，就显得营养不良，而且在许多观念上都非常畸形。
真正厉害的作家可能在“外围”
曾有美国记者打电话问格非，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见不到颇有影响的作家来描述这个社会的现实生活?
格非告诉他：“中国社会转型的频率太快，作家来不及适应。过去，一种创作方法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可以吃一辈子，可是，今天的作家刚刚找到一种创作方法，没过五年或者十年整个社会就又变化了，如此变化给作家调整自己带来了难度。一时产生不出经典式的大作品，是可以理解的。”
格非曾在与青年作家座谈中提到，说不定真正伟大的作家就在你们这些人之外，可能真正厉害的作家在你们外围，不在你们当中，你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些人已经出现了，这个东西确实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
一个时代，有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就够了，他能代表那个时代，就像曹雪芹一样，就像但丁一样。能够出现这样一个天才，格非认为是有可能的。
《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编林建法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出现了一批比较好的作品，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莫言的《檀香刑》、格非的《人面桃花》、贾平凹的《秦腔》、李锐的《旧址》、张炜的《九月寓言》、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不过，让人惊奇的是，这些作品，大都没有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