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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西方人看来通常以秩序、保守。纪律而著称的国家悄然来临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赌场
新加坡变法
中国大陆正是寒冬萧瑟，靠近赤道的新加坡却树绿花红。新加坡政府负责接待外国记者的一位官员森迪尔站在新加坡河对岸，指着一片宽阔的滩涂说，看，那就是正在招标建设的综合旅游度假区，不久的将来，此地将高楼林立。
这不是一般的度假区，那里将会有新加坡的首个赌场。今年4月18日，经过一场长达13个月的全国大辩论后，禁赌长达186年的新加坡终于解除了禁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该国将会在未来五年内建造两座价值30亿新加坡币(约合人民币150亿元)的赌场，预计2009年正式开赌。
新加坡夜景光彩夺目
“李光耀资政原先反对开赌场，认为不符合新加坡的伦理，但是，现在连他也表示赞成。”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公共联络司司长克里斯娜萨迈·巴瓦尼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在这个在西方人看来通常以纪律、保守、含蓄而著称的国家，悄然来临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赌场。
更多的个人表达
新加坡TAKSU设计室的几位年轻人已经完成了对位于唐人街的大华宾馆的重新设计。新宾馆将于2006年开业。设计师们设计了九种个性化的客房，而摒弃了传统的“标准间”。
在一间客房里，装满了各种成奇特角度的玻璃，使客人产生时光倒流的感觉，还有一间客房，设计者把洗手间放置在房屋正中央，而且使用透明玻璃墙，人在洗手间里，就能环顾房间里的一切陈设和动静。
“这些个性化的设计，将吸引更多客人，同时提高房价。”一位设计者说。
“个性”在新加坡并不是一个被经常提及的词汇。西方媒体报道说，李光耀用严峻繁复的法律管理着居民们的储蓄方式、居住模式、上班行车模式、在阳台上种养植物的方式、言论模式、交往方式和商店招牌的挂法、定期粉刷房屋外墙的时间。强势的新加坡政府管理国家可以说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
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在谈论更大的开放空间、自由创造和个人表达。“过去，我们很严，现在，开放多于。”这样一句话，在许多政府官员的口中都能听到。
“你问有限制吗?对于我这样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还有一些顾忌，但新一代不考虑这些，他们做想做的事情，表达他们的激情。”新加坡剧艺工作坊的艺术家郑东说。
年底在新加坡进行的亚洲创意青年交流计划，核心也是鼓励个人表达。今年的主题恰巧也是设计宾馆客房。来自亚洲各地的富于创意的几百位年轻人，经筛选后，有12人入围，每人由新加坡政府发给一千元新币去买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重新布置客房。
有一位18岁新加坡学生，把客房改造成了海滨环境的样子；有一位泰国孩子，使整个房间充满雾和夜暗的气氛；而一位越南孩子则试图挑战空间局限。有的房间，看上去像布满荷叶的池塘，有的房间，使人感到像居住在“头脑”里面。
新加坡对外国媒体的控制一向非常严，李光耀曾把一家西方著名大刊告上法庭，并禁止其在新加坡发行。现在，这方面仍没有全面放开，但是，却有宽松的迹象。“我们最近已允许《大都会》杂志在这里发行。”一位政府官员说。
“你问会不会允许麦当娜来新加坡演出?那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她没有提出这个请求。”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理事长李香泉说。
他补充说，随着社会的富裕，更多的家长允许孩子去追逐激情。国家发达后，人们希望有更多的表达空间。“我们鼓励新想法、新语言。”
令人感到新加坡在意识形态上不拘成见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媒体发展局的领导们，正积极推动新加坡与日本和美国导演合拍电影《“大和”号的秘密》。“大和”号是日本二战时期的巨型战列舰，是当时日本帝国的骄傲，后被美国炸沉。而新加坡是二战中遭受日本掠夺和屠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最大的变化，在于人民的变化，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去发展创造性思维。政府要做的，是使每个人有梦就能实现。”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李文献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时代变快了，国家就要加速变化
新加坡国土面积仅6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有约400万，经济长期以转口贸易为主，其状况的好坏受外部因素影响甚大。最近，随着区内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新加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新加坡人说，新加坡已经发展到了零空间。
作为现任总理，李显龙特别强调，面对当前激烈的区域与国际竞争环境，新加坡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创新及创业精神，同时拓展研发领域。也就是说，要以知识、创新及才能，而不是用成本来竞争。
这就决定了新加坡必须以更加开放和革新的姿态，调整内政外交，把自己转型为创新经济，参与全球竞争。而创新经济需要的正是更多的个人自由表达。
“时代变快了，国家就要加速变化。”李文献说。人们关注的是，这会不会引起新加坡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变李光耀确实说过，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但是，在今天，从没下野过的人民行动党似乎也感到了担忧。
“他们跟我谈的时候，也说担心这种现状在李光耀之后是不是能够持续。其中也讨论，是不是应该分裂成两个党，应该有更多的竞争，有不同的声音。”今年10月刚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结束访问研究回国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普通旅游者现在可以看到，在新加坡某主干道旁的一块绿地处，醒目地伫立着一块“演讲角”的牌子。人们可以在这里聚会，自由发表对政府的不同声音。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吸引头脑比吸引投资更重要
今年的一件事，令上海人黯然神伤。他们在一场志在必得的竞争中输给了新加坡。
9月份，宝马汽车公司出人意料地决定舍弃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选择新加坡作为其新设立的亚洲设计工作室的所在地。而此前传言宝马一直在认真考虑将上海作为其亚洲设计部门的所在地。
宝马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虽然近年来中国作为新兴的汽车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但它并不是亚洲惟一一个新兴市场。新加坡在很多方面都更符合该公司的要求。
宝马新设立的亚洲设计工作室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按照亚洲的理念，为BMW、Mini和劳斯莱斯等宝马品牌轿车打造高档品牌的形象。
不仅仅是宝马。今年10月，美国著名的卢卡斯动画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的数码动画工作室正式开张。这是卢卡斯公司在美国以外的第一个动画工作室。 “我们要把全世界最有创造性的人才，都吸引到这里来，使新加坡成为世界创意产业的中心，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常任秘书林振南博士说。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宝马和卢卡斯们呢?林振南说：“是因为新加坡比东方更西方，比西方更东方。”新加坡人能熟练运用英语和华语，地理位置优越。而更重要的是，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际上是一流的，再加上宜人的居住环境和亚洲最低的犯罪率，都对人才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实际上，今后，新加坡所有产业的增长，都将不再简单地依靠人力和资金，而更要靠大脑。“要把最具创造性的想法，贯穿到制造、科研、环境、通讯的每一个环节，成为国家根本增长动力。”李文献说。
2001年1月，新加坡政府针对国家创新推出“全国创新行动计划”。但是，像上海这样代表着亚洲新崛起的大都市，是在2004年，才开始做这项工作的，这已经比新加坡落后三年了。
用欲望代替需求
当一些开始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还在谈论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Need)时，新加坡人提出：这已经不够了，必须是满足人们的欲望(Desire)。
李文献说：“未来的产品，是要满足人们的欲望，而不仅仅是需求。正是创意，打开了满足无尽欲望的可能。”
他举例说，每家每户一般仅一台洗衣机，但妇女使用的手袋却有许多种。因为，前者满足需求——把衣服洗干净，后者满足欲望——使人获得地位、美感和尊严。前者是机械的，后者则充满了设计、艺术和灵感。一个品牌手袋比最好的洗衣机还要贵上许多。
李文献说，最近在西方人主办的一次设计大赛上，新加坡的一台收音机拿了大奖，因为，它被设计成不仅有收听功能，而且可以作为独特的室内装饰品。
STIKFAS是新加坡著名的玩具公司。总裁Ban Y J的办室里摆满了全世界的千百种玩具。“我的一项工作就是发现外国人设计中的不足，然后，去开发出人们真正渴望得到的功能。”他说。这家公司已在亚洲许多地方创造出了大批的“STIKFAS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新加坡，连常常不苟言笑的政府官员，也在大谈怎么“玩”，并称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新加坡是没有乐趣的地方吗?不，绝不是这样的。不能玩，而只是辛苦工作，是没有出路的。”巴瓦尼司长说。如今，“把新加坡建成一座适于工作、生活和玩耍的城市”，“使人能找到乐趣”，已成为政府官员的口头禅。
另一个趋势是，新加坡人如今大谈“设计”，而不仅仅是传统的“规划”。设计是创造性地为人们提供新的满足，而规划往往是把既有的元素重新安排。设计是要突出异想天开，而规划注重井井有条。
加强党的领导与提升创新精神并行不悖
2005年11月15日，满月高照，在新加坡总统府前的草坪上，纳丹总统亲自为一项创新基金揭幕，并号召全国人民锐意创新。
“点子后面是政府。”李文献部长说，在新加坡创新经济的路径上，政府将继续保持对人民生活的介入，要由政府去推动人民开展行动。
几十年来，新加坡实际上实行着一党治理，不少政府阁员均是清一色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因此，政府的大力介入，这几乎等同于“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方针路线政策贯彻下去”。
虽然，在2001年，李光耀自称强政府施政模式和集体主义的“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但记者在新加坡看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中国《环球企业家》最近的一篇报道也说：“在新的挑战面前，在政治上与其父一脉相承的李显龙仍将在新加坡的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家之长的角色。”
“不能把经济活动全部交给私有部门来决定。政府需要实施大胆而强硬的政策去重组经济部门，帮助其人民准备应变。”李显龙强调。
为了加快国家创新，新加坡设立了“研究、创新及创业理事会”，李显龙亲自担任该会主席。
同时，新加坡继续加强精英治理，把最杰出的人才吸引到政府做公务员。
林振南说，在政府主导下，各部门紧密配合行动，打通政府、商业、艺术和技术，才能在行动上形成合力。另外，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稳定与和谐是保证其发展的基础。“因此，创新不仅仅是商业意义上的，它更重要的目的，是在文化上加强新加坡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11月，正值法国发生骚乱。新加坡媒体此时表现出了高度的“舆论一律”，纷纷强调维护新加坡来之不易的和谐。
看来，亚洲价值观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只是会更加灵活。李文献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是冲突。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生存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要生存繁荣，就要做到平衡，社会责任和个人表达能够共存。”
21世纪的东亚，能不能给人类文明贡献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呢?那就是一种既有集中和纪律，又有个人创造活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模式。这的确是有趣的问题。
新加坡变化引起中国关注
13亿人口、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十分注意向新加坡这个400万人口、仅40多年历史的小国学习。现在，新加坡的变化，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人民日报》去年在采访李显龙总理时，就专门问及“您对新加坡的国家发展战略有何构想”。李显龙回答说，中国的崛起改变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必须推广和鼓励企业的创业精神。人才素质而非自然资源更能决定我们的成败。
《人民日报》今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介绍了新加坡开赌的情况，指出，不论自然环境、景色风光，还是城市设施、管理水平等方面，澳门在赌业上都很难与新加坡较劲，澳门欲立于不败之地，其艰险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突出。
新华社今年11月20日播发综述《锐意创新的新加坡》，这是中国国家通讯社第一篇全面阐述新加坡创新经济的文章。它说，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作为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可供其经济持续发展的“燃料”极其匮乏。新加坡深深了解创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新华社下属的《环球》杂志，也在今年11月份中旬的一篇报道中，突出地介绍了李显龙总理，称赞其为“新加坡的带头人”。
2004年11月，上海市经委组织成立了“上海创意产业中心”，这里面就有着向新加坡取经的成分。2005年4月28日，首批18家“创意产业集聚区”由市经委正式授牌，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各类设计创意企业入驻在这些园区。
向新加坡学什么
许 瑛
中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绩效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如何应 付突发事件等问题
今年7月的《新京报》刊文说，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新加坡印记”一直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
文章称：尽管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国情与人多地广的中国迥异，但新加坡在全球化时代独特的因应方式(如西方教育、企业制度与“亚洲价值观”的共处，自由市场体制和威权主义体制的结合等)，以及它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履历(国民普遍富裕，人均年收入超过两万美元)等，都是渴望在全球化情境下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很感兴趣的地方。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庄礼伟。他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向新加坡学习。
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多方面借鉴了欧美和日本的经验，但是，不少人认为，对中国27年发展模式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新加坡。最近，李显龙作为第一位到中央党校作演讲的外国政府总理，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时，中共高中级干部非常热烈地向他提出了“中国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全国市级层次的大部分干部都来过新加坡(接受培训)。”中国驻新加坡教育参赞王永利向来访的中国记者介绍。
始建于1994年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则是中国与新加坡不同寻常关系的另一个例证。这被认为是“开始了国际关系史上一次创造性实践”。按最初的设想，它是运用新加坡经验，使之成为既能按照市场经济体制高效运作，又能避免社会混乱情况的现代文明的规范城区。如李光耀讲，是一个“小新加坡”，相当于“把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
新加坡园区移植“软件”
宽广的路，草地中错落有致的建筑，坐落在人口稠密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让三年前到访此地的马砾眼前一亮。他在遍访大连、青岛、洛阳、深圳等地后，最终选定了这里，建立了世界500强企业之一英格索兰的一家新合资工厂。
“简直和国外的工业园区没什么两样。”现在，马砾已经是英格索兰和大连冰山集团合资企业冷王集装箱温度控制(苏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不久前，马砾还在园区内购置了住宅。
“今年，苏州工业园区的进出口总额预计可达400亿美元。2004年达281．4亿美元，而1994年园区刚成立的时候只有2500万美元。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在国内还绝无仅有。”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关长钱建中说起这些谙熟的数据充满自豪。
“我们这里从一个普通公务员到园区领导几乎都去过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教育局局长丁立新说，而他本人就先后六次以不同的身份前往新加坡接受公积金、社区管理、教育等方面的培训。
据其介绍，不只是园区干部，苏州市和江苏省的官员也大多曾赴新培训，培训分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公共行政管理三方面。
在苏州工业园区，非常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借鉴。包括公积金制度、集体合同制以及工会制度，都是借鉴了新加坡经验制定的，当时国内都没有先例。
钱建中关长也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国务院批准中新合作的有关文件中，清楚地写着苏州工业园区可以自主地、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
钱关长在谈到学习新加坡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前新加坡关税局局长许宗和有关“1％和99％区别管理”的一段话。
“新加坡海关的走私违规率大概是1％。我们的理念是，不要因为1％而得罪99％。从99％考虑就是要把通关速度放在第一位，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货物能在一天之内就能清关提走，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寻找1％。一旦找到问题，就彻底清算，老账、新账一起算，非把它整垮不可，杀鸡给猴看。”
从“1％和99％区别管理”中，也能看出新加坡诚信管理的特色。之后，苏州工业园区也引入了诚信管理理念。
类似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在苏州工业园，共有68套之多。严谨的制度造就了苏州工业园同样透明而亲商的环境。在10年间，工业园实现了GDP年均增长45％的惊人发展。
苏州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新加坡经验“中国化”的可行。而苏州工业园区的影响也不再仅仅限于苏州和江苏。据统计，有超过25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官员到苏州工业园区吸取经验。
高层带头学习新加坡
向新加坡学习，其实是中国高层带的头。
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明确表达了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兴趣。
江泽民曾两度访问新加坡。据李光耀回忆，江泽民1980年曾在新加坡待了两个星期，当时经济发展局派了一名署长吴博韬担任他的联络员。两个星期快结束时，江泽民坦然地直视着吴博韬说：“你对我还没说尽，你一定还有秘密。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劳工，都便宜得多，但是你们吸引得了这么多投资，我们却做不到。这到底有什么秘诀?”吴博韬说，关键在于政治信心和经济生产力。后来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是江泽民题的名。
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访问新加坡。在抵新当天，他即对新闻媒介说，1990年他以上海市市长身份首次来访，把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和住房建设经验带了回去，并在加以修改之后予以推行。朱镕基还说，新加坡成就的取得，全靠人的素质。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因此，在这方面与新加坡进行合作是很重要的。朱镕基还参观了淡马锡控股。他说，这种控股形式值得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拿来参考，尤其是它的经营监管制度值得借鉴。
200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问新加坡。他在与李显龙会谈时强调，要实现科技进步和创新，关键在人才。中国愿进一步加强与新加坡在人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他还提出了与新加坡开展合作的四个领域。
据李光耀回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任曾问起新加坡驻北京大使，我们“如何维持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更确切地说，他们想知道“新加坡在引进西方科技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可曾面临矛盾与冲突，应该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而在上世纪末，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为首的代表团也曾到新加坡来进行考察。代表团回国后，把考察报告写成“参考消息”发表，认为“把国家治理好需要经年累月不停的努力……最重要的还是得从教育着手”。
对力图实现后发超越的中国来说， 在上世纪60年代后才迅猛崛起的新加坡经验相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无疑新鲜得多，也更贴近现实。而更重要的是，在新加坡身上可以找到东西方间缺失的链条。
王水利参赞认为，中国选择新加坡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走过的路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加坡是非常成功的例子，而且与我们国家情况比较相似，参考价值比较大。”
中国的“新加坡热”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向新加坡学习的内容，从社会制度到经济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居住环境，无不涉及。
编制《深圳市公共交通规划》的专家介绍说，他们之所以在规划中得出深圳目前应改线路专营模式为区域专营模式的结论，很重要的便是借鉴和吸取了新加坡经验。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沈宝昌最近表示，新加坡研发新生水的成功经验，对北京市建设节水型城市很有借鉴的价值，他欢迎新加坡有关机构到北京商谈合作计划。
上海城建专家则提出，上海的旧区改造已先后经历了成套改造、平改坡改造以及平改坡综合改造等三个阶段。下一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旧改的整体水平?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可以借鉴国际“花园城市”新加坡的经验。
2002年底，南京市政府派出一个高层次的“依法治市”考察团访问新加坡，其考察报告认为，新加坡第一代领导核心中，李光耀出身于剑桥法学院特优生，并获执业律师资格，为新加坡依法治国打下了基础。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法治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执政党治国依法，不凌驾于国家与法律之上：第二，建立清正廉洁的好政府，健全维护法治的国家机构；第三，强化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培养人民群众守法护法的精神。南京市可以借鉴。
广东番禺区现代行政及经济管理高级研修班第一学习小组在赴新加坡考察后，认为番禺应学习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是：确立忧患意识，实行精英治理；在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上，坚持政府与企业双赢；明确政府的角色——良好环境的提供者；重视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
甚至内陆省份四川也派出了考察团。他们认为，新加坡的启示意义很大，那便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定不移地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之路。中国的国情和四川的省情与新加坡不同，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可以借鉴的。
实际上，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新加坡对付区域危机的反应和经验成为一个令中国人感兴趣的个案研究课题。有专家认为，首先，新加坡的经济无论在经常账户方面还是资本账户方面都很开放，但是。因为它有着坚实的宏观经济基础、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健康的国内金融体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所以遭受的冲击没有其他几个不如它开放的区域国家那样严重。第二，新加坡对危机的政策反应不是抵制全球化和自由化，实施资金管制，而是加强国内的金融体制，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些，值得中国学习。“市长班”和“高官班”
“中国市长研讨班”自1997年起每年在新加坡举办两次，每期七天，有来自中国各地的数百位市长及直辖市区长参加。每期，新加坡政府和有关部门都为这一研讨计划作出细致的部署和科学周密的安排。
参加过研讨班的中国市长们反映，最受触动的是新加坡城市建设中以人为本的观念以及城市规划的延续性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入理解。
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臧新民说，浦东的面积和人口与新加坡相仿，区位条件基本一致，发展模式近似。在未来10年浦东的绿化建设中，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模式可资借鉴。
“借鉴更多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陶斯亮认为，开阔眼界、更新观念、打开思路是研讨班的主旨所在。
另一个广受关注的是今年新开张的“中国高官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高官班”，共有55名学员，分成A、B两班，其中的高官包括拉萨市副市长许成仓、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王赋、吉林省检察厅副厅长贾晓东等。
“高官班”的负责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吴伟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指出，这是新加坡政府与中共中央组织干部教育局签订合作协议后，首个一年期的硕士学位课程，其中，中组部及中国外交部共选派了16人参与，其中“人在南大。
吴伟认为，一年期的课程，让中国高官可以脱产全心全意读书，效果比较好。“以往他们来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只能走马看花，谈不上总结到什么经验。”
吴伟说，“现在学员全年学习，今年2月开课的第一学期，先适应生活及四处参观考察；第二学期进入全面学习状态，学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一步在新加坡考察实际情况；8月底结束第二个学期后，各自回老家做三个星期的调研，准备写他们的毕业论文，重点是将新加坡学到的、体验到的，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去。”
南洋理工大学在12月底还会安排学员到澳大利亚考察两星期，让他们了解幅员较大的发达国家的情况，补足新加坡幅员较小，经验未必适合在中国这个大国中使用的欠缺。
“新加坡是一个只有600多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每年却能吸引700万到800万的游客；拉萨是一个约五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可是每年却只能吸引100多万游客。这中间的差距，值得深思。”拉萨市副市长许成仓颇有感触地说。
吴伟说，从学员交来的论文初步题目看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绩效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问题，另外也有学员对城市住房建设、经济全球化及新加坡的传媒发展感兴趣。
什么是新加坡经验
中国工运学院教授马子富也曾随中国工运代表团访问新加坡，他认为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与政策、领袖的以身作则以及全民的配合，在建国与发展过程中，兼顾国内外情势发展的均衡与稳定等基本经验，是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
马教授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许多中国主流人士的看法。归纳起来，他认为，新加坡的主要经验有这么一些。
一、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提倡各族平等，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则，并努力贯彻始终。
二、西方民主制度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议会民主制。同时，新加坡崇尚儒家思想，仰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
三、人民行动党的坚强领导。1959年6月5日起，人民行动党执政至今。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得到新加坡人民的拥护，为新加坡的独立和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四、廉洁高效的政府。政府领袖由最能干的男女担任。新加坡铁腕护廉洁，在人民中保持良好形象。有一组团结和有决心的领袖获得讲求实际而且刻苦的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五、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
六、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通过分享成果维系社会和谐。
七、根据新加坡的具体国情，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遇到问题，派人到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访问考察，借鉴和参考别人的经验。
八、重视教育和科学，尊重人才。
九、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十、清洁优美的环境。
十一、劳方、资方和政府三位一体密切合作的劳资关系。
十二、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在协助政府达到全民就业、提升工友的社会地位以及维护工友合法权益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如何进一步向新加坡学习的问题上，不少人认为，新加坡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确保社会公平和谐的执政思路、努力改善人与环境关系的先进理念、广泛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但不迷信西方教条的哲学思想，都很值得思索。
“新加坡的总体框架不好学习，国家太小了，没有普世性，但是很多理念值得借鉴。”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这样认为。
对中国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创建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需要的不仅是党的宗旨和为人民服务的主观愿望，还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需要提高管理能力和积累管理经验。这些都是我们向其他国家，包括向新加坡学习的地方。中央党校教授孙劲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新加坡变法
中国大陆正是寒冬萧瑟，靠近赤道的新加坡却树绿花红。新加坡政府负责接待外国记者的一位官员森迪尔站在新加坡河对岸，指着一片宽阔的滩涂说，看，那就是正在招标建设的综合旅游度假区，不久的将来，此地将高楼林立。
这不是一般的度假区，那里将会有新加坡的首个赌场。今年4月18日，经过一场长达13个月的全国大辩论后，禁赌长达186年的新加坡终于解除了禁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该国将会在未来五年内建造两座价值30亿新加坡币(约合人民币150亿元)的赌场，预计2009年正式开赌。
新加坡夜景光彩夺目
“李光耀资政原先反对开赌场，认为不符合新加坡的伦理，但是，现在连他也表示赞成。”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公共联络司司长克里斯娜萨迈·巴瓦尼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在这个在西方人看来通常以纪律、保守、含蓄而著称的国家，悄然来临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赌场。
更多的个人表达
新加坡TAKSU设计室的几位年轻人已经完成了对位于唐人街的大华宾馆的重新设计。新宾馆将于2006年开业。设计师们设计了九种个性化的客房，而摒弃了传统的“标准间”。
在一间客房里，装满了各种成奇特角度的玻璃，使客人产生时光倒流的感觉，还有一间客房，设计者把洗手间放置在房屋正中央，而且使用透明玻璃墙，人在洗手间里，就能环顾房间里的一切陈设和动静。
“这些个性化的设计，将吸引更多客人，同时提高房价。”一位设计者说。
“个性”在新加坡并不是一个被经常提及的词汇。西方媒体报道说，李光耀用严峻繁复的法律管理着居民们的储蓄方式、居住模式、上班行车模式、在阳台上种养植物的方式、言论模式、交往方式和商店招牌的挂法、定期粉刷房屋外墙的时间。强势的新加坡政府管理国家可以说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
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在谈论更大的开放空间、自由创造和个人表达。“过去，我们很严，现在，开放多于。”这样一句话，在许多政府官员的口中都能听到。
“你问有限制吗?对于我这样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还有一些顾忌，但新一代不考虑这些，他们做想做的事情，表达他们的激情。”新加坡剧艺工作坊的艺术家郑东说。
年底在新加坡进行的亚洲创意青年交流计划，核心也是鼓励个人表达。今年的主题恰巧也是设计宾馆客房。来自亚洲各地的富于创意的几百位年轻人，经筛选后，有12人入围，每人由新加坡政府发给一千元新币去买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重新布置客房。
有一位18岁新加坡学生，把客房改造成了海滨环境的样子；有一位泰国孩子，使整个房间充满雾和夜暗的气氛；而一位越南孩子则试图挑战空间局限。有的房间，看上去像布满荷叶的池塘，有的房间，使人感到像居住在“头脑”里面。
新加坡对外国媒体的控制一向非常严，李光耀曾把一家西方著名大刊告上法庭，并禁止其在新加坡发行。现在，这方面仍没有全面放开，但是，却有宽松的迹象。“我们最近已允许《大都会》杂志在这里发行。”一位政府官员说。
“你问会不会允许麦当娜来新加坡演出?那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她没有提出这个请求。”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理事长李香泉说。
他补充说，随着社会的富裕，更多的家长允许孩子去追逐激情。国家发达后，人们希望有更多的表达空间。“我们鼓励新想法、新语言。”
令人感到新加坡在意识形态上不拘成见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媒体发展局的领导们，正积极推动新加坡与日本和美国导演合拍电影《“大和”号的秘密》。“大和”号是日本二战时期的巨型战列舰，是当时日本帝国的骄傲，后被美国炸沉。而新加坡是二战中遭受日本掠夺和屠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最大的变化，在于人民的变化，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去发展创造性思维。政府要做的，是使每个人有梦就能实现。”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李文献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时代变快了，国家就要加速变化
新加坡国土面积仅6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有约400万，经济长期以转口贸易为主，其状况的好坏受外部因素影响甚大。最近，随着区内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新加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新加坡人说，新加坡已经发展到了零空间。
作为现任总理，李显龙特别强调，面对当前激烈的区域与国际竞争环境，新加坡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创新及创业精神，同时拓展研发领域。也就是说，要以知识、创新及才能，而不是用成本来竞争。
这就决定了新加坡必须以更加开放和革新的姿态，调整内政外交，把自己转型为创新经济，参与全球竞争。而创新经济需要的正是更多的个人自由表达。
“时代变快了，国家就要加速变化。”李文献说。人们关注的是，这会不会引起新加坡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变李光耀确实说过，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但是，在今天，从没下野过的人民行动党似乎也感到了担忧。
“他们跟我谈的时候，也说担心这种现状在李光耀之后是不是能够持续。其中也讨论，是不是应该分裂成两个党，应该有更多的竞争，有不同的声音。”今年10月刚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结束访问研究回国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普通旅游者现在可以看到，在新加坡某主干道旁的一块绿地处，醒目地伫立着一块“演讲角”的牌子。人们可以在这里聚会，自由发表对政府的不同声音。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吸引头脑比吸引投资更重要
今年的一件事，令上海人黯然神伤。他们在一场志在必得的竞争中输给了新加坡。
9月份，宝马汽车公司出人意料地决定舍弃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选择新加坡作为其新设立的亚洲设计工作室的所在地。而此前传言宝马一直在认真考虑将上海作为其亚洲设计部门的所在地。
宝马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虽然近年来中国作为新兴的汽车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但它并不是亚洲惟一一个新兴市场。新加坡在很多方面都更符合该公司的要求。
宝马新设立的亚洲设计工作室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按照亚洲的理念，为BMW、Mini和劳斯莱斯等宝马品牌轿车打造高档品牌的形象。
不仅仅是宝马。今年10月，美国著名的卢卡斯动画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的数码动画工作室正式开张。这是卢卡斯公司在美国以外的第一个动画工作室。 “我们要把全世界最有创造性的人才，都吸引到这里来，使新加坡成为世界创意产业的中心，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常任秘书林振南博士说。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宝马和卢卡斯们呢?林振南说：“是因为新加坡比东方更西方，比西方更东方。”新加坡人能熟练运用英语和华语，地理位置优越。而更重要的是，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际上是一流的，再加上宜人的居住环境和亚洲最低的犯罪率，都对人才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实际上，今后，新加坡所有产业的增长，都将不再简单地依靠人力和资金，而更要靠大脑。“要把最具创造性的想法，贯穿到制造、科研、环境、通讯的每一个环节，成为国家根本增长动力。”李文献说。
2001年1月，新加坡政府针对国家创新推出“全国创新行动计划”。但是，像上海这样代表着亚洲新崛起的大都市，是在2004年，才开始做这项工作的，这已经比新加坡落后三年了。
用欲望代替需求
当一些开始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还在谈论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Need)时，新加坡人提出：这已经不够了，必须是满足人们的欲望(Desire)。
李文献说：“未来的产品，是要满足人们的欲望，而不仅仅是需求。正是创意，打开了满足无尽欲望的可能。”
他举例说，每家每户一般仅一台洗衣机，但妇女使用的手袋却有许多种。因为，前者满足需求——把衣服洗干净，后者满足欲望——使人获得地位、美感和尊严。前者是机械的，后者则充满了设计、艺术和灵感。一个品牌手袋比最好的洗衣机还要贵上许多。
李文献说，最近在西方人主办的一次设计大赛上，新加坡的一台收音机拿了大奖，因为，它被设计成不仅有收听功能，而且可以作为独特的室内装饰品。
STIKFAS是新加坡著名的玩具公司。总裁Ban Y J的办室里摆满了全世界的千百种玩具。“我的一项工作就是发现外国人设计中的不足，然后，去开发出人们真正渴望得到的功能。”他说。这家公司已在亚洲许多地方创造出了大批的“STIKFAS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新加坡，连常常不苟言笑的政府官员，也在大谈怎么“玩”，并称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新加坡是没有乐趣的地方吗?不，绝不是这样的。不能玩，而只是辛苦工作，是没有出路的。”巴瓦尼司长说。如今，“把新加坡建成一座适于工作、生活和玩耍的城市”，“使人能找到乐趣”，已成为政府官员的口头禅。
另一个趋势是，新加坡人如今大谈“设计”，而不仅仅是传统的“规划”。设计是创造性地为人们提供新的满足，而规划往往是把既有的元素重新安排。设计是要突出异想天开，而规划注重井井有条。
加强党的领导与提升创新精神并行不悖
2005年11月15日，满月高照，在新加坡总统府前的草坪上，纳丹总统亲自为一项创新基金揭幕，并号召全国人民锐意创新。
“点子后面是政府。”李文献部长说，在新加坡创新经济的路径上，政府将继续保持对人民生活的介入，要由政府去推动人民开展行动。
几十年来，新加坡实际上实行着一党治理，不少政府阁员均是清一色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因此，政府的大力介入，这几乎等同于“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方针路线政策贯彻下去”。
虽然，在2001年，李光耀自称强政府施政模式和集体主义的“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但记者在新加坡看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中国《环球企业家》最近的一篇报道也说：“在新的挑战面前，在政治上与其父一脉相承的李显龙仍将在新加坡的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家之长的角色。”
“不能把经济活动全部交给私有部门来决定。政府需要实施大胆而强硬的政策去重组经济部门，帮助其人民准备应变。”李显龙强调。
为了加快国家创新，新加坡设立了“研究、创新及创业理事会”，李显龙亲自担任该会主席。
同时，新加坡继续加强精英治理，把最杰出的人才吸引到政府做公务员。
林振南说，在政府主导下，各部门紧密配合行动，打通政府、商业、艺术和技术，才能在行动上形成合力。另外，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稳定与和谐是保证其发展的基础。“因此，创新不仅仅是商业意义上的，它更重要的目的，是在文化上加强新加坡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11月，正值法国发生骚乱。新加坡媒体此时表现出了高度的“舆论一律”，纷纷强调维护新加坡来之不易的和谐。
看来，亚洲价值观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只是会更加灵活。李文献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是冲突。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生存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要生存繁荣，就要做到平衡，社会责任和个人表达能够共存。”
21世纪的东亚，能不能给人类文明贡献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呢?那就是一种既有集中和纪律，又有个人创造活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模式。这的确是有趣的问题。
新加坡变化引起中国关注
13亿人口、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十分注意向新加坡这个400万人口、仅40多年历史的小国学习。现在，新加坡的变化，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人民日报》去年在采访李显龙总理时，就专门问及“您对新加坡的国家发展战略有何构想”。李显龙回答说，中国的崛起改变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必须推广和鼓励企业的创业精神。人才素质而非自然资源更能决定我们的成败。
《人民日报》今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介绍了新加坡开赌的情况，指出，不论自然环境、景色风光，还是城市设施、管理水平等方面，澳门在赌业上都很难与新加坡较劲，澳门欲立于不败之地，其艰险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突出。
新华社今年11月20日播发综述《锐意创新的新加坡》，这是中国国家通讯社第一篇全面阐述新加坡创新经济的文章。它说，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作为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可供其经济持续发展的“燃料”极其匮乏。新加坡深深了解创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新华社下属的《环球》杂志，也在今年11月份中旬的一篇报道中，突出地介绍了李显龙总理，称赞其为“新加坡的带头人”。
2004年11月，上海市经委组织成立了“上海创意产业中心”，这里面就有着向新加坡取经的成分。2005年4月28日，首批18家“创意产业集聚区”由市经委正式授牌，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各类设计创意企业入驻在这些园区。
向新加坡学什么
许 瑛
中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绩效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如何应 付突发事件等问题
今年7月的《新京报》刊文说，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新加坡印记”一直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
文章称：尽管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国情与人多地广的中国迥异，但新加坡在全球化时代独特的因应方式(如西方教育、企业制度与“亚洲价值观”的共处，自由市场体制和威权主义体制的结合等)，以及它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履历(国民普遍富裕，人均年收入超过两万美元)等，都是渴望在全球化情境下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很感兴趣的地方。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庄礼伟。他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向新加坡学习。
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多方面借鉴了欧美和日本的经验，但是，不少人认为，对中国27年发展模式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新加坡。最近，李显龙作为第一位到中央党校作演讲的外国政府总理，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时，中共高中级干部非常热烈地向他提出了“中国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全国市级层次的大部分干部都来过新加坡(接受培训)。”中国驻新加坡教育参赞王永利向来访的中国记者介绍。
始建于1994年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则是中国与新加坡不同寻常关系的另一个例证。这被认为是“开始了国际关系史上一次创造性实践”。按最初的设想，它是运用新加坡经验，使之成为既能按照市场经济体制高效运作，又能避免社会混乱情况的现代文明的规范城区。如李光耀讲，是一个“小新加坡”，相当于“把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
新加坡园区移植“软件”
宽广的路，草地中错落有致的建筑，坐落在人口稠密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让三年前到访此地的马砾眼前一亮。他在遍访大连、青岛、洛阳、深圳等地后，最终选定了这里，建立了世界500强企业之一英格索兰的一家新合资工厂。
“简直和国外的工业园区没什么两样。”现在，马砾已经是英格索兰和大连冰山集团合资企业冷王集装箱温度控制(苏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不久前，马砾还在园区内购置了住宅。
“今年，苏州工业园区的进出口总额预计可达400亿美元。2004年达281．4亿美元，而1994年园区刚成立的时候只有2500万美元。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在国内还绝无仅有。”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关长钱建中说起这些谙熟的数据充满自豪。
“我们这里从一个普通公务员到园区领导几乎都去过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教育局局长丁立新说，而他本人就先后六次以不同的身份前往新加坡接受公积金、社区管理、教育等方面的培训。
据其介绍，不只是园区干部，苏州市和江苏省的官员也大多曾赴新培训，培训分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公共行政管理三方面。
在苏州工业园区，非常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借鉴。包括公积金制度、集体合同制以及工会制度，都是借鉴了新加坡经验制定的，当时国内都没有先例。
钱建中关长也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国务院批准中新合作的有关文件中，清楚地写着苏州工业园区可以自主地、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
钱关长在谈到学习新加坡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前新加坡关税局局长许宗和有关“1％和99％区别管理”的一段话。
“新加坡海关的走私违规率大概是1％。我们的理念是，不要因为1％而得罪99％。从99％考虑就是要把通关速度放在第一位，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货物能在一天之内就能清关提走，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寻找1％。一旦找到问题，就彻底清算，老账、新账一起算，非把它整垮不可，杀鸡给猴看。”
从“1％和99％区别管理”中，也能看出新加坡诚信管理的特色。之后，苏州工业园区也引入了诚信管理理念。
类似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在苏州工业园，共有68套之多。严谨的制度造就了苏州工业园同样透明而亲商的环境。在10年间，工业园实现了GDP年均增长45％的惊人发展。
苏州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新加坡经验“中国化”的可行。而苏州工业园区的影响也不再仅仅限于苏州和江苏。据统计，有超过25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官员到苏州工业园区吸取经验。
高层带头学习新加坡
向新加坡学习，其实是中国高层带的头。
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明确表达了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兴趣。
江泽民曾两度访问新加坡。据李光耀回忆，江泽民1980年曾在新加坡待了两个星期，当时经济发展局派了一名署长吴博韬担任他的联络员。两个星期快结束时，江泽民坦然地直视着吴博韬说：“你对我还没说尽，你一定还有秘密。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劳工，都便宜得多，但是你们吸引得了这么多投资，我们却做不到。这到底有什么秘诀?”吴博韬说，关键在于政治信心和经济生产力。后来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是江泽民题的名。
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访问新加坡。在抵新当天，他即对新闻媒介说，1990年他以上海市市长身份首次来访，把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和住房建设经验带了回去，并在加以修改之后予以推行。朱镕基还说，新加坡成就的取得，全靠人的素质。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因此，在这方面与新加坡进行合作是很重要的。朱镕基还参观了淡马锡控股。他说，这种控股形式值得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拿来参考，尤其是它的经营监管制度值得借鉴。
200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问新加坡。他在与李显龙会谈时强调，要实现科技进步和创新，关键在人才。中国愿进一步加强与新加坡在人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他还提出了与新加坡开展合作的四个领域。
据李光耀回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任曾问起新加坡驻北京大使，我们“如何维持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更确切地说，他们想知道“新加坡在引进西方科技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可曾面临矛盾与冲突，应该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而在上世纪末，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为首的代表团也曾到新加坡来进行考察。代表团回国后，把考察报告写成“参考消息”发表，认为“把国家治理好需要经年累月不停的努力……最重要的还是得从教育着手”。
对力图实现后发超越的中国来说， 在上世纪60年代后才迅猛崛起的新加坡经验相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无疑新鲜得多，也更贴近现实。而更重要的是，在新加坡身上可以找到东西方间缺失的链条。
王水利参赞认为，中国选择新加坡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走过的路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加坡是非常成功的例子，而且与我们国家情况比较相似，参考价值比较大。”
中国的“新加坡热”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向新加坡学习的内容，从社会制度到经济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居住环境，无不涉及。
编制《深圳市公共交通规划》的专家介绍说，他们之所以在规划中得出深圳目前应改线路专营模式为区域专营模式的结论，很重要的便是借鉴和吸取了新加坡经验。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沈宝昌最近表示，新加坡研发新生水的成功经验，对北京市建设节水型城市很有借鉴的价值，他欢迎新加坡有关机构到北京商谈合作计划。
上海城建专家则提出，上海的旧区改造已先后经历了成套改造、平改坡改造以及平改坡综合改造等三个阶段。下一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旧改的整体水平?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可以借鉴国际“花园城市”新加坡的经验。
2002年底，南京市政府派出一个高层次的“依法治市”考察团访问新加坡，其考察报告认为，新加坡第一代领导核心中，李光耀出身于剑桥法学院特优生，并获执业律师资格，为新加坡依法治国打下了基础。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法治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执政党治国依法，不凌驾于国家与法律之上：第二，建立清正廉洁的好政府，健全维护法治的国家机构；第三，强化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培养人民群众守法护法的精神。南京市可以借鉴。
广东番禺区现代行政及经济管理高级研修班第一学习小组在赴新加坡考察后，认为番禺应学习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是：确立忧患意识，实行精英治理；在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上，坚持政府与企业双赢；明确政府的角色——良好环境的提供者；重视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
甚至内陆省份四川也派出了考察团。他们认为，新加坡的启示意义很大，那便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定不移地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之路。中国的国情和四川的省情与新加坡不同，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可以借鉴的。
实际上，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新加坡对付区域危机的反应和经验成为一个令中国人感兴趣的个案研究课题。有专家认为，首先，新加坡的经济无论在经常账户方面还是资本账户方面都很开放，但是。因为它有着坚实的宏观经济基础、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健康的国内金融体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所以遭受的冲击没有其他几个不如它开放的区域国家那样严重。第二，新加坡对危机的政策反应不是抵制全球化和自由化，实施资金管制，而是加强国内的金融体制，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些，值得中国学习。“市长班”和“高官班”
“中国市长研讨班”自1997年起每年在新加坡举办两次，每期七天，有来自中国各地的数百位市长及直辖市区长参加。每期，新加坡政府和有关部门都为这一研讨计划作出细致的部署和科学周密的安排。
参加过研讨班的中国市长们反映，最受触动的是新加坡城市建设中以人为本的观念以及城市规划的延续性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入理解。
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臧新民说，浦东的面积和人口与新加坡相仿，区位条件基本一致，发展模式近似。在未来10年浦东的绿化建设中，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模式可资借鉴。
“借鉴更多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陶斯亮认为，开阔眼界、更新观念、打开思路是研讨班的主旨所在。
另一个广受关注的是今年新开张的“中国高官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高官班”，共有55名学员，分成A、B两班，其中的高官包括拉萨市副市长许成仓、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王赋、吉林省检察厅副厅长贾晓东等。
“高官班”的负责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吴伟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指出，这是新加坡政府与中共中央组织干部教育局签订合作协议后，首个一年期的硕士学位课程，其中，中组部及中国外交部共选派了16人参与，其中“人在南大。
吴伟认为，一年期的课程，让中国高官可以脱产全心全意读书，效果比较好。“以往他们来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只能走马看花，谈不上总结到什么经验。”
吴伟说，“现在学员全年学习，今年2月开课的第一学期，先适应生活及四处参观考察；第二学期进入全面学习状态，学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一步在新加坡考察实际情况；8月底结束第二个学期后，各自回老家做三个星期的调研，准备写他们的毕业论文，重点是将新加坡学到的、体验到的，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去。”
南洋理工大学在12月底还会安排学员到澳大利亚考察两星期，让他们了解幅员较大的发达国家的情况，补足新加坡幅员较小，经验未必适合在中国这个大国中使用的欠缺。
“新加坡是一个只有600多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每年却能吸引700万到800万的游客；拉萨是一个约五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可是每年却只能吸引100多万游客。这中间的差距，值得深思。”拉萨市副市长许成仓颇有感触地说。
吴伟说，从学员交来的论文初步题目看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绩效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问题，另外也有学员对城市住房建设、经济全球化及新加坡的传媒发展感兴趣。
什么是新加坡经验
中国工运学院教授马子富也曾随中国工运代表团访问新加坡，他认为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与政策、领袖的以身作则以及全民的配合，在建国与发展过程中，兼顾国内外情势发展的均衡与稳定等基本经验，是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
马教授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许多中国主流人士的看法。归纳起来，他认为，新加坡的主要经验有这么一些。
一、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提倡各族平等，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则，并努力贯彻始终。
二、西方民主制度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议会民主制。同时，新加坡崇尚儒家思想，仰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
三、人民行动党的坚强领导。1959年6月5日起，人民行动党执政至今。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得到新加坡人民的拥护，为新加坡的独立和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四、廉洁高效的政府。政府领袖由最能干的男女担任。新加坡铁腕护廉洁，在人民中保持良好形象。有一组团结和有决心的领袖获得讲求实际而且刻苦的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五、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
六、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通过分享成果维系社会和谐。
七、根据新加坡的具体国情，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遇到问题，派人到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访问考察，借鉴和参考别人的经验。
八、重视教育和科学，尊重人才。
九、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十、清洁优美的环境。
十一、劳方、资方和政府三位一体密切合作的劳资关系。
十二、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在协助政府达到全民就业、提升工友的社会地位以及维护工友合法权益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如何进一步向新加坡学习的问题上，不少人认为，新加坡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确保社会公平和谐的执政思路、努力改善人与环境关系的先进理念、广泛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但不迷信西方教条的哲学思想，都很值得思索。
“新加坡的总体框架不好学习，国家太小了，没有普世性，但是很多理念值得借鉴。”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这样认为。
对中国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创建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需要的不仅是党的宗旨和为人民服务的主观愿望，还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需要提高管理能力和积累管理经验。这些都是我们向其他国家，包括向新加坡学习的地方。中央党校教授孙劲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