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1912年首次提出“创新”一词，直至今天，中国的企业已有80％以“创新”为经营理念，尽管如此，所有的中国企业依旧在创新缺位的低端竞争中挣扎。眼望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半是资金燃烧的火焰，一半是同质竞争的苦水，每个置身其中的企业既是祸首，又是冤魂。
　　1752年的一天，当那道闪电穿过本杰明·富兰克林手中握着的风筝线将他击倒在地时，雷电的秘密也穿越中国风筝两千多年的历史，昭然于世，古老的风筝成了开启余荫万世的电力时代最为隐秘的钥匙。在这两千多年的时光里，火药点燃过慈禧太后寿宴上的爆竹礼花，也点亮了军事文明蛮横入侵的血腥天空：指南针为风水先生的安身立命奠了基，也为哥伦布的扬帆启航及欧洲各国的海上扩张开了道。数不清的国人原创为西方文明的成长加速，在本土却似“酱缸里的黄豆”一般在时光的酵母作用里失去应有的意义。而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创意”启蒙，我们能否携创意逃出“酱缸”的怀抱?
　　从几个世纪前的创意出产国变成了现今的创意消费国，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意变现基地。当国家大剧院的“巨蛋”、国家体育场的“鸟巢”、央视的“扭曲之门”进驻京城的红墙绿瓦间时，中国的大城市成了国外建筑师、至少是国外建筑创意的试验场。库哈斯、赫尔佐格、德梅隆、哈迪德……他们的创意已化作了各个城市的地标。
　　有多少人知道碳酸饮料里的咖啡因对中枢神经的伤害，磷酸对骨骼的影响，糖分在饮料中的含量是多少7这些未知问题丝毫没有妨碍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饮料消费国。于是，每款饮料的品牌形象、外包装、广告词、广告画、广告片都成了创意的试验场。软饮料改变了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甚至人生态度，最后，我们咽下去的“创意”比咽下去的饮料要多得多。显然，中国正处在创意的下游。一方面，从计划经济的规矩方圆中走出的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创意留白，创意工业青黄不接；另一方面，嗷嗷待哺的中国市场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创意者们有着极佳的食欲和胃口，不管自己会不会消化不良。仅向物质世界敞开了30年怀抱的中国社会还处于“准”消费时代，而创意工业是消费时代的产品，所以补课是必要的。
　　中国向创意产业上游攀爬的过程却是一个创意毁灭的过程。早期的上海创意人群自发群聚在废弃的老厂房、旧仓库里工作，LOFT创意区域应运而生。而新一代为创意而创出来的“创意园区”，却因售价昂贵令创意阶级“水土不服”。
　　消失的不止是创意的地盘，还有创意的斗志。中国台湾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基地，今天这种晶圆代工已成为了备受台湾年轻一代诟病的创意杀手。得益于1980年代美国芯片厂商战略转移的台湾晶圆代工，以优厚的待遇笼络了大量IT人才，却只为摩尔定律的创造者们贡献了一拨比一拨精细的晶体管，自身核心技术的进步问题却被巧妙地回避了。就算与制造无关，活在当下中国创意产业链上的任意一环都不舒坦。全球化就是最大的创意焚化炉，南中国地区的“血汗工厂”以超廉价的人力成本重复生产着外来的创意产品，当这些昔日的创意重返它们的故乡时，往往由于低廉的价格和庞大的数量而沦为没有个性的量产物品。
　　以创新为本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市场也被误读成以赚钱为本。在人们趋之若骛的企业家头衔之下，往往不是怀揣创意的创业者，而是资本家和职业经理人。《创意经济》作者约翰·霍金斯曾说：“我走遍了全世界，人人希望拥有创造力，每个城市、国家都希望以创新闻名。这看起来有点可笑，我甚至希望寻找一个宣称拒绝创新的城市!”
　　台湾电脑游戏公司的每一个游戏企划新人，都要经历“创意的毁灭”训练环节。他们认为，只有将过去持有的想法统统摒弃，才能完成从游戏玩家到游戏企划的转换。同样，创意要逃出“酱缸”的熏酿实现其产业价值，也得经历一轮“浴火重生”。看似没有给创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中国正在代工与贴牌中聚敛创意资源，创意进阶之路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照着葫芦画瓢。对此，中国的确是受惠一方，而创意输出国则举着《知识产权保护法》愤怒地咆哮。
　　中国曾以自己的“血汗”将发达国家从低端制造中释放出来，沿着创意产业的路径逐渐走出旧工业时代，但同时也“血汗”着人家的创意，消解着发达国家的创意价值。经济学家罗默在1986年撰文指出，“新”创意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经济成长的原动力。在吐故纳新的过程里，中国间接推动了全球创意的革新速度。
　　2005年11月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称：“用不了太久，西方就会成为中国创意的净进口国。”在世界创意产业链的升级过程中，中国再次扮演了一把隐秘的钥匙。
　　为什么胜利属于那些最聪明的国家和公司?2005年被视为全球化的顶点，是基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吗?富裕阶级是如何定义和加强自己的竞争力的?创意能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美国《新闻周刊》在2006年12月推出《知识大革命一一为什么胜利属于那些最聪明的国家和公司》的跨季度特辑，对全球的学习曲线和创意竞争力模式进行了报道。该刊认为，思想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上将比军队的力量更强大，而那些像“TO磁铁”一样吸引天才的城市令世界格局改变，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学习从分享知识和优势中获得利润。
　　让我们设想一个图表：它的起点是人类初次在地球上出现，然后沿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足迹划线。这将是一条长长的直线，直至16世纪晚期，17世纪初，直线陡然向上。从前，生产力的创造成果只限于精英阶层享用，如王族、商人和教士。其余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像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描述的那样：“孤独、贫穷、肮脏、野蛮、短命”。其实，当霍布斯写下这些词句的时候，他周围的世界已在改变，简单说来，人类正在变得更加聪明。如果说科学的产生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伟大飞跃，第二个伟大飞跃则是科学的传播。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美、德等国随后也在大踏步前进。最近30年，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和现在的中国以3倍于英美工业革命最高峰时期的速度发展。他们做到这些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活力，但也因他们聪明或说幸运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发展见效的某些观念，如自由市场、开放贸易、注重科技等。
　　20年前，如果你问一个经济学家关于土耳其和巴西，他会这样阐释：典型落后的第三世界经济，高达3位数的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赢弱的私营经济。今天，这两个国家都有着骄人的国家经济形势，通货膨胀控制在个位数，每年GDP增长超过5％，如今这种改变也在全世界范围发生。即使在一些国家由于政治的局限难以大兴改革，如巴西、墨西哥和印度，政府也是小心地管理经济。依然有数以亿计的人们被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尽管这样，今天人们对全球的不平等状况有了更多的共识，用于非洲和亚洲疾病治疗的资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知识正在被解放，知识产生新科技，可以救助生命，改善生活，传播资讯，一个知识为本的世界将是一个更为健康和富裕的世界。
　　电影《魔戒》的导演彼特·杰克逊在他的家乡新西兰惠灵顿建立了一个先进的电影制造中心，并称之为“全球天才磁铁”，来吸引全世界最好的电影摄像师、音效技师、电脑动画师、场景设计师和剪辑师。杰克逊在小城惠灵顿的工作室并没在最近关于全球竞争的辩论中占据原本该有的一席之地。大多数专家关注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因为那里提供巨大的市场、强大的劳动力和可观的成本优势。但他们忽视了现在已由旧的商业模式转向以知识、发明和创意为本的新商业模式。创意行业包括科技、艺术设计、文化娱乐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比例，已从1980年的12％上升到今天的30％～40％，因此创意人才成为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吸引创意人才也成为全球竞赛的核心战。
　　不仅是惠灵顿在设法吸引创意人才，中国和印度也在雄心勃勃地招揽顶尖科学家和企业家回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许多欧洲国家正不遗余力地招揽顶尖的大学毕业生和创意人才。世界经济的先锋技术集中在相当少的几个地区，比尔·盖茨形象地称之为“IQ磁铁”。在一个地方集中创意天才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最终形成了创意策源地，如建立已久的大都市纽约和北京，科技中心波士顿和三藩市，蓬勃的区域中心台北和新加坡，以及一些分散的天才磁铁如悉尼、都柏林和多伦多。在新兴国家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它们的经济和科技活动比发达国家更集中，因此更容易聚集人才，正在强有力地吸引来自农村的人才并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人才高度集中的力量推动全球创意经济的发展，但它加速了世界不平等程度。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即使世界级的科学家回到印度和中国的创造中心，世界最贫穷国家和地区依然在向发达国家输送本国过半的科技人才。沿此路走，将意味着世界经济发展进一步失衡、阶级分化进一步扩大，并最终导致政治上的紧张动荡状况进一步恶化，唯一出路是使个人创造力的发展和我们经济的发展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