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极少有机会使用“爸爸”这个称呼。发这个音很不自然，有时要想一想，才能顺畅地吐出天底下这个美好的词汇。
　　4岁时，我初次看见生父。因为外祖父被打成“地主”，在部队当军官的生父担心毁了前程，便提出了离婚。母亲带我去，是为了说服他，让他看在孩子份儿上，打消那个念头。正值“文革”高潮时期，铁路中断，火车在中途又遭遇风暴，几乎被掀翻，三天三夜才走到乌鲁木齐。我们乘直升飞机飞到克拉玛依。生父在蚂蚁似的运油车围拢的地方驻扎，他吐出一个个烟圈，母亲一直在哭泣。其他的我都没有印象了。
　　回到汤家村，母亲常常痛哭不已。外祖母外祖父发疯似的为母亲找出路。
　　母亲曾经想留在汤家村，把我和妹妹拉扯成人，爷爷也愿意留我们。但一天中午，生父指使族人抬走了缝纫机，母亲知道这是驱赶自己。
　　改嫁后，我们就跟汤家村断了联系。母亲怕继父不高兴。
　　在我13岁的时候，继父花800块钱为我订了亲。那个时候，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结出恶果：女子紧俏。好女子都被吃国家饭的占了，或出身不好或家境差的，只好到甘肃、四川买媳妇。母亲担心的，他都做得让她放心。我们像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样相处，他是因为母亲而供养我，我是因为母亲而敬重他。
　　读高中时，一个周末回家，母亲悄悄跟我说，“那个人来了。”我知道她说的是生父。“他和他那个丑婆娘一块儿来了，说是要供你念书。”不等我说话，母亲又自语道：“我为娃眼泪淌了一脸盆，辛辛苦苦拉扯大了，他想下山摘桃子？”
　　我很想见见生父，想看看他的模样。但我不能说。
　　大学二年级寒假回家，母亲说，爷爷死了，汤家村有人要给我打电报，被她拒绝了。站在继父新盖的三层楼楼顶上，往东北方向看去，就能看见爷爷安埋的地方。我内心很不安，但又无法跟人诉说，只好朝着那个方位默哀片刻。
　　生父的行踪，我是从别人那儿知道的。听说他转业后回到宝鸡，做了摄影记者。他经常回汤家村，拿相机为人照相。
　　我在二十五六岁那会儿，突然梦见了生父。事实上，在漫长的青年时代，他曾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由于形象模糊，梦醒即忘。这次不同，我穿过大水包围的城市，来到他家，屋里摆满鲜花，年迈的他和妻子起身迎接我，我沉醉在即将拥抱在一起的幻觉里……突然，他不见了，我发现自己来到一户陌生人家里，便赶忙逃走了。这个梦让我洞悉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在心里已经原谅了他。
　　在我32岁时，来京出差的一个中学同学说，你生父想见你。我愣了片刻，随即回绝了——感觉心里还没有准备好。
　　在我42岁时，我们在宝鸡见面了。
　　他头戴鸭舌帽，拄一根拐杖，文弱，多虑。我没有扑上去的冲动，很难把他和自己的父亲联系在一起。
　　我们对坐在桌子两旁，他说了一句便失声痛哭：“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母亲，你和你妹妹。”我知道他压抑了一生，需要宣泄郁积于心的愧疚，当他解释自己不得不离婚的理由时，我制止了他：我理解你的选择，换作我，也会那样做，那是一个逼人丧失人性的岁月。
　　他说：我们太相像了，敏感，多思，不巴结权贵。前二者或许对，后一点则未必。
　　春节里，我和父母闲坐，母亲突然生硬地问道：“听说你去看他了？”我一惊，莫非是继父听到风声，指使母亲询问。我只能坚决地否认。见我很坚决，继父表情舒展了，母亲轻松地说：“没见就好。”
　　见面后不久，生父打电话让我为他找一家出版社，他想把自己有关西部主题的摄影作品印出来，我答应帮他问问。过了些日子，电话再打回去，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春节回家，母亲说，“他走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母亲问我：“那边没人跟你说？”
　　生父走了，带走了所有的恩怨和秘密。
　　后来我才知道，见面前，他曾在电话里问牵线的老同学：他在北京混得怎么样？现在是多大的官？言下之意，我若无官无职，他就不见了。老同学生气地挂了电话，他又打过来，表示同意见面。
　　他还向老同学提出，让我给他买一个佳能照相机镜头，老同学很不高兴，生父却说：“他是我儿啊！”
　　“你毕竟没有养人家啊！现在不好要东西吧？”
　　闻此言，继父方作罢。
　　他还给一个疑似我工作单位的地方打电话，想证实我是否在那儿上班。
　　听到这样的情节，我的心就更平静了。从此以后，我的梦里就再没有出现过那张文弱、多虑的面孔。
　　生父死了，我只有继父了。我呼他为爹。这个世界上跟父亲一词对应的，就是这个爹了。
　　安息吧，生父。
　　安息吧，母亲。
　　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对今生释怀，罪不在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