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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7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山西省代表团审议。在谈到改善民生时，他现场吟诵多年前在晋祠看到的对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他说，我对“乐事还同万众心”印象特别深，用现在的话，就是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副对联为刘大鹏先生题写。
刘大鹏是一个晚清举人，没有做过实质性的官吏，大多数时间给人当家塾先生，仅仅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成立咨议局，被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推举担任咨议局议员。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刘大鹏曾任太原县县议会会长、县立小学校长、县教育会副会长、县公款局经理、县志书局纂修、县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特别委员、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还经营过七八年小煤窑，家里有少量土地，不时还参加田间劳动。
刘大鹏接触下层社会生活较多，与人为善，办过许多好事，曾募捐资金主持修葺晋祠古迹及附近道路，呼吁并反对当时政府的苛捐杂税，还兴办过水利事业。刘大鹏是旧社会的文人，三次会试不第后，不得志情感油然而生，于是花费许多精力先后编撰出《晋祠志》《晋水志》《潜园琐记》《游绵山记》《退想斋日记》及一些诗文、笔记、杂记等，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的这些著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既有对晋中农村社会生活的详尽描述，也有对社会不平的感慨发泄，以自己的视野和角度，从细微之处反映出清末、民国乃至日军入侵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方方面面。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时，刘大鹏已八十高龄，既不能远走他乡躲避灾难，更不可能提枪上战场杀敌，他就用笔来记录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刘大鹏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去世，共写了51年（《退想斋日记》，已由乔志强标注，于1990年出版）；最后5年的日记除记录日伪罪行外，还有当时的种种无可奈何及期盼八路军（日记中称“红军”）杀敌驱除日寇……
刘大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看得很清楚，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时，就以老朋友的身份致书黄国梁（陕西洋县人，时任陆军十二混成旅旅长），“……伏望我公挺身而出，佐助省府，振师鞠旅，荡寇灭虏，复我疆土，雪我国耻，拯群黎于水火之中……” （见1932年2月21日日记）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失望，“……当此之时，世乱如麻，文官只是爱钱，武官莫不惜命，现在日本侵占关东三省，业经半年，无人出兵征讨，以致日寇益深，又攻上海……第十九路军虽云精忠勇敢，而后援不济，逐致失败……”（见1932年3月11日日记）
1937年11月太原县沦陷，刘大鹏对日寇暴行耳闻目睹，“日军在村驻农民宅，将各家之木器捣毁为火，以其造饭。予之赁铺中桌椅板凳烧毁几近，村丧失物件甚多，日出以后，方才起行，向南而去”（见1937年11月19日日记）；“午前又有日军自南而北赴省，沿途向村要鸡、要鸭、要肉；见人即行殴打……”（见1937年12月1日日记）日本侵略者还进山搜捕抗日游击队，山区农民深受其害，“……日军于上午自山返回，民人言由前山越岭登峰而上，剿了风峪之陈家峪村、店头村、黄冶村，未见一红军，唯将该村之房舍焚烧不少。又将明仙峪之明仙村、白云村、瓦窑村之房院焚光，并焚柳子峪两三村房屋”。（见1937年12月16日日记）刘大鹏对当时的伪政权亦鄙视至极，曾云：“晋祠已设立区长，业经数月，不能办一件政事，而反加一项扰民之小官。今日来我赤桥检查售卖料面（鸦片）之犯，业已查获数人，均给贿钱立即释放，不行贿者即送县究治，是何等政治……”（见1938年11月5日日记）
刘大鹏目睹日军之暴行，对其深恶痛绝，然而一耄耋老人又能如何呢？于是只好敷衍应付，以求一家老小平安；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太原县曾成立“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刘大鹏为会中之特别委员，数次登天龙山调查被盗文物。日本人统治太原县时，名义上还保留着这个有名无实的机构，刘大鹏也数次参会，“……接到昨日县公署之函……兹定于本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召集本县士绅会议，讨论保存古迹古物事宜……”（见1940年5月11日日记）“本月初三日开保存古物会时，约今日常县长及各委员前往风洞祠，祭祀风神……”（见1941年5月4日日记）无非不想得罪政府当局，虚应故事而已。日本人统治太原县时粉饰太平，召开“反共救国敬老大会”，刘大鹏“看其情形，则于本县之老人概无甚益处”，（见1938年12月12日日记）但也不得不去参会，“……敬老会场设在文庙之西……阖县之七十岁以上老人在台前坐听演说，约有三四百人，男多女少。武知事起首演说，登台之日人七名，演说者三，予与陈寅庵（名陈畏三，县城东街人，刘之老友）亦登台上演说……”（见1938年12月11日日记）会后进餐四碗一火锅，刘还得了一件寿衣袍料。刘大鹏在表面上不得罪日本人，但遇上事情还是会发作的。有一天“午后，有日军一名曰吉实富藏，来我家中座谈，询知我年八十有二，言其父年八十有三，长予一岁，欣欣然色喜。即祈我为其写四个大字，吾辞以写字太拙，亦不允许……”（见1938年7月14日日记）从这一件事上可见刘大鹏骨子里洁身自好的气节，不讨好日本人。
抗日战争期间，太原县境内的山区有好几支抗日游击队在活动，八路军一二〇师某团也不时出入太原县，刘大鹏分不清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一概称之为“红军”。每当闻知“红军”获胜的消息，便会欣喜若狂，大发议论于日记之中。“红军于前（二十一日）由柳子峪迁移风峪，日军追至风峪口外官厅村西，接战一二时，日军已死三兵……”（见1937年11月24日日记）“……前三日，清源县高白镇有红军便衣队藏匿，被日军侦知，突然开战，互有杀伤，日军死二十余名，红军死十余名……”（见1938年1月28日日记）“……人人恨日军扰民，一闻其败，莫不欣幸。本月初八日（4月8日），柳子峪有十数红军将日人汽车一辆内坐四日人抢入山内……”（见1938年4月12日日记）“……红军出闫家峪口，在姚村茆西汽车路邀击日军之运输队，迄今可一旬，日日闻战，日兵不免死亡者，红军多胜，日军多败……”（见1938年4月20日日记）“……今日午前红、日两军在黄楼沟外开战，红军用枪击毙日兵三名。众闻日军受伤，莫不欢喜，可见众恨日军之甚矣……”（见1938年5月19日日记）“山西虽被日人侵占，而群黎百姓之心慨不悦服，只是盼日军之败，并不盼其胜。谓新民报所登日军之胜，多属不实。一闻红军打死日军，莫不欣喜。众口同音，谓日军将来必定死在中国，不得回其东洋也。”（见1938年7月11日日记）“……去日红军在南堰镇打坏日军之汽车一辆，用火焚烧……”（见1939年5月12日日记）类似以上的日记很多，而且都是“红军胜，日军败”的记载，喜欢与厌恶之情充满于字里行间。
刘大鹏还曾这样记录：“天龙山圣寿寺住持僧正光在晋祠朝阳洞驻，上午来拜年，予问柳子峪有无红军，答以年底到了不少，十分规矩，未曾扰民，驻了三日，小除日全行退去……”（见1941年2月3日日记）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的刘大鹏耳闻目暏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心中对其无比憎恨，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只好用笔来记录日寇的罪行。刘大鹏对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充满了期待，希望他们大展神威，早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遗憾的是，这位乡望卓著的老先生未能再多活几年，没有亲眼看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2年8月30日（农历七月十九日），晚清举人、爱国文人刘大鹏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刘大鹏是一个晚清举人，没有做过实质性的官吏，大多数时间给人当家塾先生，仅仅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成立咨议局，被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推举担任咨议局议员。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刘大鹏曾任太原县县议会会长、县立小学校长、县教育会副会长、县公款局经理、县志书局纂修、县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特别委员、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还经营过七八年小煤窑，家里有少量土地，不时还参加田间劳动。
刘大鹏接触下层社会生活较多，与人为善，办过许多好事，曾募捐资金主持修葺晋祠古迹及附近道路，呼吁并反对当时政府的苛捐杂税，还兴办过水利事业。刘大鹏是旧社会的文人，三次会试不第后，不得志情感油然而生，于是花费许多精力先后编撰出《晋祠志》《晋水志》《潜园琐记》《游绵山记》《退想斋日记》及一些诗文、笔记、杂记等，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的这些著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既有对晋中农村社会生活的详尽描述，也有对社会不平的感慨发泄，以自己的视野和角度，从细微之处反映出清末、民国乃至日军入侵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方方面面。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时，刘大鹏已八十高龄，既不能远走他乡躲避灾难，更不可能提枪上战场杀敌，他就用笔来记录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刘大鹏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去世，共写了51年（《退想斋日记》，已由乔志强标注，于1990年出版）；最后5年的日记除记录日伪罪行外，还有当时的种种无可奈何及期盼八路军（日记中称“红军”）杀敌驱除日寇……
刘大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看得很清楚，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时，就以老朋友的身份致书黄国梁（陕西洋县人，时任陆军十二混成旅旅长），“……伏望我公挺身而出，佐助省府，振师鞠旅，荡寇灭虏，复我疆土，雪我国耻，拯群黎于水火之中……” （见1932年2月21日日记）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失望，“……当此之时，世乱如麻，文官只是爱钱，武官莫不惜命，现在日本侵占关东三省，业经半年，无人出兵征讨，以致日寇益深，又攻上海……第十九路军虽云精忠勇敢，而后援不济，逐致失败……”（见1932年3月11日日记）
1937年11月太原县沦陷，刘大鹏对日寇暴行耳闻目睹，“日军在村驻农民宅，将各家之木器捣毁为火，以其造饭。予之赁铺中桌椅板凳烧毁几近，村丧失物件甚多，日出以后，方才起行，向南而去”（见1937年11月19日日记）；“午前又有日军自南而北赴省，沿途向村要鸡、要鸭、要肉；见人即行殴打……”（见1937年12月1日日记）日本侵略者还进山搜捕抗日游击队，山区农民深受其害，“……日军于上午自山返回，民人言由前山越岭登峰而上，剿了风峪之陈家峪村、店头村、黄冶村，未见一红军，唯将该村之房舍焚烧不少。又将明仙峪之明仙村、白云村、瓦窑村之房院焚光，并焚柳子峪两三村房屋”。（见1937年12月16日日记）刘大鹏对当时的伪政权亦鄙视至极，曾云：“晋祠已设立区长，业经数月，不能办一件政事，而反加一项扰民之小官。今日来我赤桥检查售卖料面（鸦片）之犯，业已查获数人，均给贿钱立即释放，不行贿者即送县究治，是何等政治……”（见1938年11月5日日记）
刘大鹏目睹日军之暴行，对其深恶痛绝，然而一耄耋老人又能如何呢？于是只好敷衍应付，以求一家老小平安；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太原县曾成立“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刘大鹏为会中之特别委员，数次登天龙山调查被盗文物。日本人统治太原县时，名义上还保留着这个有名无实的机构，刘大鹏也数次参会，“……接到昨日县公署之函……兹定于本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召集本县士绅会议，讨论保存古迹古物事宜……”（见1940年5月11日日记）“本月初三日开保存古物会时，约今日常县长及各委员前往风洞祠，祭祀风神……”（见1941年5月4日日记）无非不想得罪政府当局，虚应故事而已。日本人统治太原县时粉饰太平，召开“反共救国敬老大会”，刘大鹏“看其情形，则于本县之老人概无甚益处”，（见1938年12月12日日记）但也不得不去参会，“……敬老会场设在文庙之西……阖县之七十岁以上老人在台前坐听演说，约有三四百人，男多女少。武知事起首演说，登台之日人七名，演说者三，予与陈寅庵（名陈畏三，县城东街人，刘之老友）亦登台上演说……”（见1938年12月11日日记）会后进餐四碗一火锅，刘还得了一件寿衣袍料。刘大鹏在表面上不得罪日本人，但遇上事情还是会发作的。有一天“午后，有日军一名曰吉实富藏，来我家中座谈，询知我年八十有二，言其父年八十有三，长予一岁，欣欣然色喜。即祈我为其写四个大字，吾辞以写字太拙，亦不允许……”（见1938年7月14日日记）从这一件事上可见刘大鹏骨子里洁身自好的气节，不讨好日本人。
抗日战争期间，太原县境内的山区有好几支抗日游击队在活动，八路军一二〇师某团也不时出入太原县，刘大鹏分不清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一概称之为“红军”。每当闻知“红军”获胜的消息，便会欣喜若狂，大发议论于日记之中。“红军于前（二十一日）由柳子峪迁移风峪，日军追至风峪口外官厅村西，接战一二时，日军已死三兵……”（见1937年11月24日日记）“……前三日，清源县高白镇有红军便衣队藏匿，被日军侦知，突然开战，互有杀伤，日军死二十余名，红军死十余名……”（见1938年1月28日日记）“……人人恨日军扰民，一闻其败，莫不欣幸。本月初八日（4月8日），柳子峪有十数红军将日人汽车一辆内坐四日人抢入山内……”（见1938年4月12日日记）“……红军出闫家峪口，在姚村茆西汽车路邀击日军之运输队，迄今可一旬，日日闻战，日兵不免死亡者，红军多胜，日军多败……”（见1938年4月20日日记）“……今日午前红、日两军在黄楼沟外开战，红军用枪击毙日兵三名。众闻日军受伤，莫不欢喜，可见众恨日军之甚矣……”（见1938年5月19日日记）“山西虽被日人侵占，而群黎百姓之心慨不悦服，只是盼日军之败，并不盼其胜。谓新民报所登日军之胜，多属不实。一闻红军打死日军，莫不欣喜。众口同音，谓日军将来必定死在中国，不得回其东洋也。”（见1938年7月11日日记）“……去日红军在南堰镇打坏日军之汽车一辆，用火焚烧……”（见1939年5月12日日记）类似以上的日记很多，而且都是“红军胜，日军败”的记载，喜欢与厌恶之情充满于字里行间。
刘大鹏还曾这样记录：“天龙山圣寿寺住持僧正光在晋祠朝阳洞驻，上午来拜年，予问柳子峪有无红军，答以年底到了不少，十分规矩，未曾扰民，驻了三日，小除日全行退去……”（见1941年2月3日日记）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的刘大鹏耳闻目暏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心中对其无比憎恨，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只好用笔来记录日寇的罪行。刘大鹏对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充满了期待，希望他们大展神威，早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遗憾的是，这位乡望卓著的老先生未能再多活几年，没有亲眼看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2年8月30日（农历七月十九日），晚清举人、爱国文人刘大鹏与世长辞，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