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多样化进程的发展,一种新型的担保方式应运而生,学者将这种新型的非典型担保模式称为担保型买卖合同。2015年10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针对担保型买卖合同作了相关规定,但回避了其性质与效力问题。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引用了两个担保型买卖合同的典型案例,朱俊芳案与杨伟鹏案这两个不一致的判决结果的案例,引出该合同的争议焦点,当前学界与实务界针对这一担保模式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担保型买卖合同的性质与效力的认定方面。本文解读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分析其进步与不足之处。该条款的推动作用在于承认了担保型买卖合同的形式,确定了担保型买卖合同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以及肯定了禁止流质条款原则的适用。该条款的不足之处在于第24条的立法是模糊的,立法者在该法条的制定中回避了当前司法实践的焦点问题。本文随后罗列了理论界与实务界针对担保型买卖合同的性质的学说,有关担保型买卖合同性质的学说包括让与担保说、后让与担保说、代物清偿预约说以及不动产抵押说。本文认为担保型买卖合同更符合后让与担保学说,进而分析担保型买卖合同与让与担保的联系、后让与担保的表现形式以及后让与担保的设定模式。本文同时介绍了有关担保型买卖合同效力纠纷的学界观点,包括无效说与有效说。本文认为担保型买卖合同应属于有效合同,担保型买卖合同不存在虚伪的意思表示,担保型买卖合同不违反禁止流质条款以及担保型买卖合同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担保型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