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由来已久。早在几千年以前，人们就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着这样那样的翻译活动。但是，作为翻译活动中最能动的翻译者来说，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然而，最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和语言文学的发展，西方出现的“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的发展开拓了新视野。从此译者等上了历史的舞台，得到了译学界的重视而且对译者主体性的地位做了深入探讨。在西方随着“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理论家加深了对翻译范围的研究，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从被忽略到得到确认，甚至发展为强调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目的论、阐释学、读者反应论等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在90年代以来，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袁莉、谢天振、许钧、查明建等，他们从不同方面论证了文学翻译的创作性叛逆和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虽然现阶段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其研究都仍存在一定争论。　　本文首先从探讨主体性的定义入手，着重探讨了译者主体性的内涵，表现方式及其制约因素等。其次通过分析研究严复的翻译标准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后人对其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外国翻译理论和翻译标准对其的影响，对“信达雅”提出的看法是:“信”就是从三个方面忠实于原文，即语言层面，意义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达”要求译文通顺可读,与翻译目的相联系;“雅”指的是用雅洁语言使读者感受到原文和译文之美。但是,“达”和“雅”均以“信”为前提。同时,作者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和“信达雅”的关系,并举例论证其在文学文体和特殊目的文本中，在恪守“信达雅”翻译标准的前提下，译者主体性发挥的限度。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结论：翻译活动非常复杂，在实际翻译操作过程中，译者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实际上，翻译就是平衡诸多因素的过程，是译者对不同语言之间差异的艺术把握与处理，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对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协调，成就理想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