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经济与法律问题是西域地区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西域地区出土的汉文与古藏文诉讼文书、契约文书、籍帐、簿册等,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统治者处理法律纠纷、民众参与经济活动等经济与法律制度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通过与唐前期、归义军统治时期具体情况的对比,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吐蕃统治西域时期具有的时代意义。财政收入是一个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同时期赋税的征收对象、内容、形式以及数额等也有所不同。吐蕃统治时期户税的征收对象除民户的突田外,也涵盖了户内的资产与人口。吐蕃时期住户中的男子或合适的奴仆要应征服兵役,每户需缴纳一定的军需物资。吐蕃统治者根据法令,对部落内部先锋官、部落长官等人员亡失马匹的行为进行惩罚纳税。而且,百姓负担的赋税数额比拖欠年债的罚款与未缴纳军需的惩处要多,侧面反映出百姓赋税负担沉重。吐蕃百姓欠税的现象较为常见,常通过借贷的方式来偿还所欠税额,借贷利息为借一还二,实际上加重了赋税负担。地方财政的收入与支出是地方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吐蕃统治时期地方财政支出存在两种管理规制与三层管理体系。吐蕃统治者在沙州地方,设立了两个粮仓,由专门的粮官管理。地方寺庙的开支已经纳入吐蕃地方财政管理范畴,建立三户养僧制保证寺庙的日常开支。地方财政核算存在月帐、半年帐、两年度总帐等形式,核算方法呈现出“四柱式结算法”的雏形,处于从三柱到四柱的过渡时期。行政、军费与宗教费用支出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陷蕃前后,地方财政支出的核算周期与方式有较强的连续性,但是,账目格式与支出管理上有各自特点。土地以及土地制度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土地权利的分层与土地的公、私属性问题,使围绕土地产生的纠纷解决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境。吐蕃统治时期存在土地供给不足的情况,百姓会选择与他人合伙耕种土地。吐蕃统治者推行计口授田制,百姓领受的土地记录地亩簿。不同户百姓取得的土地可能相邻,但容易因相邻土地引发纠纷。在出现土地纠纷时通常先核对田契,统治者为避免纠纷已经采取预防措施。鼠年对草地与农地进行调整时,土地权利发生变动,因归属权问题也引发土地纠纷。在吐蕃的“兴佛政策”下,涉及寺产的土地纠纷,先考虑保护寺院僧团的利益。在判决时采用“骰子占”,似有古代神判的意味。雇佣涉及人身租赁、依附关系、剥削方式等问题,长期以来也备受学界的关注。结合吐蕃统治者变更契约书写文字的命令与契约中出现的部落建制,重新推定了敦煌出土的十件吐蕃统治时期雇佣契约的书写年代;对比雇佣契约中的各项规定,将雇佣关系分为佣者完全奴役、佣者相对被动、雇佣双方相对平等、佣者相对主动四种类型。在雇佣契约发展过程中,吐蕃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雇佣契约的形式在延续唐王朝时期基础上有所发展,并为归义军时期所承继。从雇佣契约的书写形式、纪年方式、吐蕃量制等可以看出吐蕃统治时期的民族特色。奴隶问题是良、贱身份制度的重要一环。通过对一件P.t.1081关于吐谷浑莫贺延部落奴隶李央贝诉状的研究,了解吐蕃时期买奴契约具有法律效力,但契约中对卖主的违约惩罚规定约束力有限。吐蕃户口状与唐朝户口牒在格式与内容上有相通之处,奴隶户口由户主申报,两者在申报日期、户籍涵盖成员等方面有所差别。“旧吐谷浑”原属于吐谷浑辖地,吐蕃占领后,在故地建立了“新”吐谷浑部落。与汉、粟特、回鹘文买奴契约相比,古藏文契约具有私契属性,对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更细致,在纪年方式上有本民族特点。沙州陷蕃之后,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局面,敦煌地区出土的古藏文P.t.1077诉讼文书,正反映了在复杂的民族与社会关系下,陷蕃唐人与吐蕃人的交织与互动情况。从P.t.1077陷蕃唐人都督提出的诉状入手,探讨了唐人都督与吐蕃人朗·绮布对管布身份、契约效力、债务抵偿三个方面的不同认知,以唐律与吐蕃律的认知与契合,考察唐人与吐蕃人的文化交融与互动。从诉状来看,吐蕃统治时期唐人与吐蕃人因对事物的不同认知而产生纠纷;因此,唐蕃双方的交互理解,才是解决这类纠纷的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