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正变得越来越大,城市规模的增加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工人的收入,这是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与此同时,城市规模的增加也带来了较高的住房成本以及较长的通勤时间,这是城市的集聚成本(或集聚不经济)效应。然而,由于大城市人口规模快速的增加,政策制定者认为这是造成“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因此,试图通过城市政策来限制大城市的进一步增长,比如更加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及对大城市的土地供应或用地性质的限定等。这些政策背后的合理性之处在于城市的集聚成本效应,但这需要对集聚成本的大小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确切地说,是需要对集聚成本与集聚经济的相对大小有着较为准确的估计。因此,本文将首先对城市的集聚经济和集聚成本如何影响居民效用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本文将定量估计集聚经济和集聚成本的大小,并在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启示。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通过建立包含集聚经济和集聚成本的空间均衡模型,文章得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城市集聚对居民效用的影响。特别地,本文发现城市集聚经济和集聚成本将通过多种渠道对居民消费和闲暇产生影响。其次,城市集聚能带来城市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工资对城市规模的回归分析可知,城市规模每增加一倍,城市的生产率(工资)将平均增加10%左右。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集聚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所发挥的集聚经济效应增加得越快。再次,城市集聚也带来较高的住房成本以及较长的通勤时间。通勤时间对城市规模的回归分析表明,城市规模每增加1倍,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平均增加7%左右。不过,异质性分析却发现集聚成本效应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随着城市规模增加,城市的集聚成本并未增加得更快。最后,工资和通勤时间都将影响居民的消费,本文估计的弹性大小分别为0.56和-0.45。因此,在消费层面,本文估计的中国城市规模的集聚经济弹性约为0.067,集聚成本弹性约为0.032。换句话说,在消费层面,中国城市规模的集聚经济大于集聚成本,这意味着城市规模的增大能提高居民的效用。与此同时,城市规模对工作时间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城市规模显著增加城市通勤时间,这意味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将减少居民的闲暇时间,进而降低居民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