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聚集地,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城市聚集区不仅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便捷的服务、充足的资源供给、强大的消费市场等;能够吸引资源要素的高度集聚,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够通过产业互动、优势互补等,向周边地区进行创新扩散、产业转移、资本输出等,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化,金融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向中心城市集聚的态势。金融集聚的不断发展,促使金融机构分工和城市分工产生融合,金融集聚与城市集聚之间的协调发展趋势开始逐步显现。在此研究背景下,本文以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9年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首先构建金融集聚、城市集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对样本城市的金融集聚、城市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并对金融集聚与城市集聚的发展特点及地区差异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各城市金融集聚与城市集聚之间耦合协调度,用以衡量二者协调发展程度,同时,对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全国综合、区域对比及时空演进分析,更好地揭示金融集聚与城市集聚协调发展特征和时空演进特性。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区域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城市集聚、金融集聚与城市集聚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各解释变量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大小及地区差异,并通过更换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确保结果的准确性。耦合分析结果表明:（1）目前我国处于金融集聚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度耦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呈现“从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格局。（2）各区域内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也并非同步,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协调发展程度普遍处于领先水平。空间计量结果发现:（1）金融集聚、城市集聚、金融集聚与城市集聚协调发展不仅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亦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不同区域,溢出效应大小和正负存在差异。（2）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三个解释变量（金融集聚、城市集聚、金融集聚与城市集聚协调发展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中西部地区城市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金融集聚、金融集聚与城市集聚协调发展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