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作为作为利益平衡工具,其产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旨在平衡著作权人,作品使用者和社会公益之间的利益。随着规则主义下的封闭式立法和数字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之间冲突不断扩大,三者之间的利益失衡也不断加剧,从而导致侵权纠纷的不断出现。新的技术浪潮下为满足数字化等技术产业的需求,衍生出许多新类型的使用方式。传统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在适用时产生出更多的新问题。互联网具有覆盖面广,信息量强,信息传播速度快等特点,给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在互联网环境中的适用带来了极大挑战。随着数字技术和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合理使用适用空间逐渐萎缩,导致著作权侵权的现象频发。合理使用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互联网环境下滋生的一些问题对该制度造成的冲击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利益平衡的打破。著作权人的权利受到不当侵害,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用一些技术手段,但是对于善意性,非营利性使用者,该规定的适用范围受限,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法律的权威性。我国现行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制度弹性的匮乏已经成为禁锢该制度的藩篱。因此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本土著作权合理使用困境,整理出我国当前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作为奉行知识产权立国的发达国家,其著作权法的大幅度修改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著作权合理使用立法模式,通过引入柔性条款即灵活性限制条款,在原有体系基础上增强了一定的制度弹性和开放性的同时,又通过复合型规范结构限制了权利的过度扩张,维持了立法的稳定性。该精巧的制度设计是综合了本国国情、本国诉讼制度、司法之间的互动和民众的守法意识的前提之下构建的,其顺应了大数据时代的需求,满足了著作权权利限制规定作为平衡机制的价值基础,即便限制了著作权人的权利,但是对于权利限制规制的放宽是符合国际趋势的,日本著作权法立法模式的转变兼顾了法律的可预测性和开放性的内在统一。本文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分别从中日著作权合理使用判断的标准,法条的具体列举、条文构造以及两国的立法模式等方面入手,分析中日两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修订的原因。通过分析我国当前新著作权法中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立法缺陷,探究日本著作权权利限制规则所采用的立法模式的优势与意义,深入分析我国借鉴日本法的可行性,探究如何借鉴有益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新。通过以上论述和分析,进一步完善对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