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患者和受试者是临床治疗和医学研究活动中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也是生命伦理学中经久不衰的议题。作为生命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则之一,知情同意在这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47年《纽伦堡法典》提出“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自那以后,“知情同意”逐步成为一切涉及受试者研究的基本准则,也成为患者享有的最基础且最核心的权利之一。知情同意的哲学基础在于人具有自主性,其实质在于对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权利的承认。在生命伦理学领域,知情同意促使传统医患关系中的家长主义模式转向自主决策模式。然而,知情同意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在理论方面,主要问题在于对自主性的不同理解,以及在给予患者和受试者充分的自主权与综合考虑其利益之间,将何者置于道德优先地位;在实践方面,困惑在于知情同意究竟在保护谁,手握自主权“武器”的患者和“保护伞”下无奈的医生似乎陷入自主与信任双重遗失的境地;在文化方面,需要讨论儒医仁术模式和儒家家庭决策模式的知情同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由此可见,知情同意原则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平衡尊重患者和受试者自主性与保护他们这两个伦理标准;二是如何在尊重自主性的基础上构造充满信任和谐的医患关系;三是如何确立知情同意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普世性,避免陷入个人主义与家长主义两种极端。从关怀伦理的视角构建新的自主模式,并对知情同意进行关怀视角的阐释,有望解决知情同意面临的难题。因为,相比于传统主流伦理学,关怀伦理所提倡的关系、关怀、关系自主性、责任等概念,避免将人当做原子式的个体,注意到人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更符合人类实践经验。在关系性自我观与关系性自主模式下,关怀伦理将关怀取向与知情同意结合,使知情同意的内涵和要素进一步丰富。情境性地评估同意能力、以关怀的态度告知信息、通过交流达到实质性理解以及在信任关系中自由而不孤立地表示同意,是关怀伦理对知情同意的独特理解。在关怀模式下,知情同意的手段是对话与理解,在关怀伦理的引导下走出异乡人困境,将尊重落实于对话之中,在“我们”之中构建信任关系;在关怀模式下,知情同意的达成是一个持续关怀与负责的过程,知情同意的贯彻更是一个动态的、能够根据情境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关怀方式的过程;在关怀模式下,知情同意的结果是在自主和有利中获得平衡,关怀伦理学提醒我们在交往中要补充关系的因素,避免“权力斗争”,但也要有充分的道德理解和判断能力去区分真关怀与伪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