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谷光瑞(1876-1948)是净土真宗本愿寺派21代法主大谷光尊的长男,于1903年至1914年期间担任22代法主,著有《放浪漫记》、《慨世余言》、《支那论》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大谷的中国开教活动进行考察。研究资料为《清国巡游志》和机关志《教海一澜》。2本文旨在以日本佛教各宗中对从事海外开教事业最积极的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为对象,考察在大谷光瑞担任法主期间所进行的开教活动。在弄清楚大谷的开教活动之背景、动机和具体内容的同时,也有必要揭示这些行动的本质以及与日本对外侵略政策之间的关系。第一章,在回顾大谷一生的基础上,总结世人对他的评价。大谷在西本愿寺本山通过私塾教育的形式,学习真宗学与佛典。后通过自学,习得中国历史、政治、天文、地理、建筑学与植物学。新门时代的他忧心国政,亲赴清末中国巡游,其言行由随行人员记于《清国巡游志》中。门主时代的他三度派遣探险队前往中亚考察,日俄战争时期实行从军布教,实施中国布教,培养“中国通”的僧侣,辛亥革命时对革命军与官军双方施以救助。辞任法主后,他时而作为言论人向当局进言,时而作为实业家对亚洲地域资源进行开发,时而作为佛教徒埋头翻译梵语佛经。抗日战争时,他频繁地出版了顺应时局的策论,不仅染指满洲经营,还曾担任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务。由于其多重身份,在门徒、记者、评论家、宗教家、政治家眼中的对大谷的评价大相径庭。第二章,对大谷为中国开教而进行巡游的背景、动机和内容特点进行考察。清末中国佛教内部腐败,外部则受到外来侵略、国内战乱以及社会变革的层层夹击,给了日本可乘之机。日本佛教为了经受住明治维新的洗礼,采取配合国家与社会的姿态,实行近代化改革,并将海外开教作为自救之路。1899年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对华认识发生了转变。在父亲的教导与帮助下,大谷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宗教的未来而前往清末中国进行巡游。大谷与随行人员在香港借鉴英国的殖民统治,在上海参考欧洲传教士的宣教方法,在武汉考察张之洞的近代化策略,会见政府要人。大谷的北京之行为日本佛教布教权的交涉创造了契机。第三章,对中日两国之间围绕佛教布教权的交涉以及大谷第二次中国巡游与开教活动的具体内容进行考察。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海外布教通常以从军布教为契机。西本愿寺教团受大谷之命,基于为适应近代天皇制而有所调整的真俗二谛之教义,奔赴日俄战场进行从军布教,开启了“满洲”布教之滥觞。日本战胜俄国并获得了“满洲”的权益,为进一步开拓经营而开始了移民。中国一方面为了救国而兴起了东渡留学,另一方面针对日僧来华传教发起了抵抗运动。日本虽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有关布教权的交涉却陷入了僵局。在此般状况下,1906年大谷开始了第二次中国巡游,西本愿寺也在1906年前后于大连、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了出张所。西本愿寺教团的海外开教虽然也面向中国人,但是却以对日本移民的布教为主。西本愿寺对中国南部饥荒进行赈灾救济、在辛亥革命中对革命军和官军实施救助,虽说都是为了缓和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也不应对这些史实视而不见。因此,大谷的中国开教活动其本质就是配合日本对外入侵政策而进行的文化侵略行为。1899年大谷虽立志为国家前途和宗教未来而为海外开教进行准备,然而,从他1904年日俄战争时顺应国策的态度以及1906年前后实际开展的布教活动看来,他所树立的宗教未来这一目标是为实现国家前途这一目标而存在的。而且,联想到他日后的兴亚计划,就可以得知他的亚洲主义是以日本为中心,优先考虑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思想。他穷其一生想要实现的两大目标——通过资源开发使得亚洲民族独立富强以及通过佛教复兴丰富亚洲民族的精神世界——也不过是限于“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框架内的设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