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不一的非效率投资依旧是我国企业的投资常态,而高管往往是企业投资的直接决策者,设计适宜的薪酬契约来激励他们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2006年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高管使用股权激励,而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是最常用的激励方式。根据最优契约理论,这两种激励方式均能通过让高管与股东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以达到减少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效用。但同时它们在本质上和法规上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那么这些差异是否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不同影响呢?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06-2016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为投资不足股票期权组、投资不足限制性股票组、投资过度股票期权组以及投资过度限制性股票组,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与多元回归来研究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差异。本文实证结果如下:一是股票期权的实施与企业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实施股票期权能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二是限制性股票的实施与企业投资不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企业投资过度无显著关系,说明实施限制性股票会加剧企业投资不足也不能缓解企业投资过度。研究表明相较于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更能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也间接证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福利动机。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论,从治理环境、股权激励草案设计以及法规建设对公司与监管部门提出对策与建议,以鼓励企业多做尝试,设计适合自己的股权激励方案,与监管部门共同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治理环境,提高企业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