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在享受科技创造的便利条件的同时,滥用科技的潜在危害也值得时刻保持警惕,而2018年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将此危害展现得淋漓尽致。《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了回应社会期待、缓和生物技术所带来的新型犯罪与传统刑法之间的矛盾,增设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本文将围绕此罪,对其进行全面的、详细的说明。本文共计三万七千余字,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如下:第一部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立法意义。基因编辑、克隆技术的蓬勃发展,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隐患,将改造后的胚胎植入体内、孕育生命的行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2020年新增“从事人体基因编辑、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时的义务”条款来规制与之相关行为,但民事条款的威慑力有限,并且此行为不仅仅只涉及私法,也涉及相关的公法领域。因此,需要公法与私法共同发力。将改造后的胚胎植入体内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不仅可以衔接前置性法律规范,而且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人类基因安全。第二部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认定困境。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是我国首个涉基因犯罪,具有重大意义。也正是由于本罪是我国首个涉基因犯罪,所以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三亲胚胎技术”是否属于基因编辑、克隆技术所要规制的范围、生物学的胚胎是否与本罪中的胚胎具有同种意义、“嵌合体胚胎”是否需要刑事处罚等问题依然不够明确。也即本罪的构成要件有待进一步从理论上阐释。此外,本罪的未完成形态如何认定,与非法行医罪存在哪些区别依然不够清晰。第三部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构成要件。本部分首先对学界现有的关于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进行了评析,并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应该是基因的完整性与生殖过程的自然性。再对本罪主要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解释。本文认为“基因编辑、克隆”行为不是特指某项技术,并且“三亲胚胎技术”不属于现行刑法规制的范围之类;刑法意义上的胚胎的范围广于医学范围上的胚胎,本文也对“嵌合体胚胎”给出了处罚意见;刑法意义上的“体内”指的就是生物的“生殖系统”,将基因编辑、克隆的胚胎植入“人造子宫”的行为也会构成本罪;对于“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进行了细化。第四部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未完成形态。此部分考察本罪的预备、中止与未遂。由于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前期的合法研究与违法准备外观具有一致性,因此一定要在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慎重处罚;尽管行为人中止了犯罪,依然有处罚的可能性;本罪的着手即为胚胎体征稳定,开始准备植入体内之时。尽管本罪是情节犯,但是依然存在未遂形态。第五部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与非法行医罪的辨析。非法行医罪与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在主体与适用领域都存在不同。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的行为视为医疗行为是不妥当的,但生殖系基因编辑行为的违法程度已经达到了非法行医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在本罪入刑之后,将改造后的胚胎植入体内的行为,也即生殖系基因编辑行为排斥非法行医罪的适用。探究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内涵与外延,不仅有利于准确适用此罪,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尖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