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保险作为较早产生的社会保险项目,旨在运用保险机制分散用人单位风险,使职工遭遇工伤事故伤害或罹患职业病之后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和康复。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经过工伤认定的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因此工伤认定作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便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我国工伤认定权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行使,其认定行为的性质被定性为行政行为,这就导致出现了有违社会保险立法理念和宗旨的诸多问题:一是认定程序的设计弱化保险原理。工伤认定本应是保险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却变成了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工伤申请材料本应是被保险人的协力义务却变成了依申请行政行为的受理前提;二是劳动关系确认问题被排除在了工伤认定之外。将工伤认定作为行政行为,认为劳动关系确认属于劳动争议仲裁事项,割裂了工伤认定和劳动关系确认的关系,忽略了劳动关系作为认定工伤的一个要素应被包含在工伤认定这一保险事故认定行为当中;三是将工伤认定行为作为行政行为适用行政行为的救济方式,导致在诉讼中法院囿于对行政主体自治权的尊重不可直接变更工伤认定结论,出现了工伤认定和诉讼程序的循环往复、无法终结,无法为工伤当事人提供实质上的救济途径。工伤认定行为行政化的产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风险由单位承担,而企业被看做是国家的附属。这一时期的劳动保险具有覆盖范围小未实现社会统筹、不缴费、国家保障和兜底性强、无专门的经办机构、实行国家干预的国家保险特点,这种强国家干预属性、弱社会保险属性对今天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建构过程中没有厘清政府的管理职能和保险人的经办职能的关系,导致出现社会保险行政管理和业务运行的混同,这种混同导致行政机关错位行使保险人的事故认定职能。最后,我国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捆绑使得工伤认定要首先解决劳动关系认定问题,而人社部门相比经办机构在劳动关系认定方面更具职权和能力,以职权为导向确定认定主体却忽视了对行为性质的认知。对上述原因进行总结发现,目前我国法律对工伤保险关系属性以及工伤认定行为性质认识的缺失是根源所在。工伤保险关系应当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依法成立的法定债之关系,双方依照法律规定形成权利义务。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待遇请求权,承担保险费缴交义务和信息提供义务;而保险人则享有保费征收权,承担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待遇支付义务。工伤认定行为即是保险人为了履行给付义务而对保险事故是否发生进行的确认行为,应由保险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然而由于这样的保险事故认定结论直接影响到连接着个人自我负担的保险待遇的取得与实现,因此应当设置第三方中立机构对被保险人的权利提供实质上的救济,根据社会保险的立法宗旨和法律规定为工伤当事人提供实质救济途径。在明晰工伤认定行为的性质后,在我国的制度语境之下,应当调整管理体制,将现在行政机关行使的工伤认定权剥离出来返还给保险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整合保险人职能。在具体的程序设计上,应当以命令性规范明确规定劳动关系认定属于工伤认定的组成部分,由经办机构一并为之并赋予其相应的调查权保证劳动关系认定的顺利展开。在救济途径上,应当明确工伤认定争议非行政争议而是社会保险争议,具有区别于行政争议的特殊之处,应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专业的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只有如此,才能使工伤保险制度真正成为工伤风险的分担机制,使被保险人的给付请求权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