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综合收益作为会计业绩的组成部分,管理者很可能利用其他综合收益进行管理防御。2014年,我国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公司报表列报(修订)》,明确上市公司在利润表中增加其他综合收益。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有着管理防御动机的高管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倾向提高自己的薪酬。管理防御的动机会促使管理者选择自利的会计政策,这必然会导致不当的管理薪酬。因此,以管理阶层为中心,设计出科学、高效的薪酬制度是国内外理论界与实践界亟待讨论的话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委托代理理论和综合收益观为依托对高管薪酬进行分析,以2014-2018年五年间存在其他综合收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其他综合收益、管理防御以及高管薪酬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管理防御的行为,高管薪酬与其他综合收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其他综合收益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国有企业管理防御效应没有非国企业管理防御效应严重;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高管薪酬与其他综合收益的正相关关系较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更显著,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管理层防御效应较股权集中度低的更严重。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加强对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监督,提高财务报表使用者对其他综合收益的重视程度。其次,针对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制定不同的激励政策,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最后,上市公司建立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善高管薪酬监督机制。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研究会计准则经济后果,从其他综合收益角度探索管理防御与高管薪酬,完善了其他综合收益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丰富了企业管理理论和实务。探讨所有权性质与股权集中度对其他综合收益、管理防御与高管薪酬的影响,扩展了其他综合收益、管理防御与高管薪酬的研究视角,并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