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公司法》第16条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经过公司内部决议,相较于1993年《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董事、经理不得以本公司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来说,现行法条更加适合当今商业市场。前者承认了公司具有担保权利,并对公司担保内部决议机关、表决程序以及担保限额作出了明确规定,以期达到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目的。但是,法定代表人追求自身利益,故意绕开公司内部决议机构,擅自以公司资产对外提供担保的案例近年来有增无减。《公司法》第16条也未明确规定违反该法条的合同效力状态,致使司法界对此类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不能达成统一,甚至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金额会成为公司隐形负债,严重危及到公司的财产安全以及股东的相关利益。因此,越权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态度,紧紧围绕公司越权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近几年案例的分析,找出影响公司越权担保合同效力的因素。第一章节对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的一般规则进行分析。第二章讨论研究方法、样本采集与数据统计,通过实证分析法的方式对越权担保的三种裁判路径进行分析。借助近年来的有关案例,抽丝剥茧,找寻司法界对于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的倾向性,以及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的影响因素。第三章着重分析越权担保中涉及的“表见代表”。通过对“表见代表”的构成讨论,延伸出越权担保中相对人审查义务的必要性及其审查标准。笔者试图将影响因素作为切入点,论证以“《公司法》第16条属于法定代表人权限限制条件,再依据《合同法》第50条判断表见代表是否成立”的裁判思路,是越权担保合同效力认定的最优选择。从责任承担来看,通过“强制性规定”对《公司法》第16条进行属性划分并不合理;从法理逻辑来看,此举也存在“因果混乱”的瑕疵。而将该条款认定为法定代表人权限限制条件,则是把目光集中在了法条自身规范目的,使其从属性之争中“解脱”出来。随后再通过判断相对人是否尽到审查义务、能否自证善意、表见代表是否成立,将越权担保合同的责任均分于双方当事人。此种裁判思路既可避免当事人无故蒙受损失,又可体现出法律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