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意义上的“五四”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而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五四”则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创刊、正式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和一九一九年初正式提出“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口号为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道德、伦理的彻底否定动摇着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的根基，拉开了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序幕。 在男权意识下的文学作品里，男性的主体性不容动摇，男性始终是作品中的主角，是文学的主体。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也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在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出现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有着某些共同的地方，多是在一种非常困苦、矛盾的生存环境中挣扎，其结局多为悲剧色彩。而男女作家在塑造这些女性悲剧形象时，又有着许多具体的不同，在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展示、女性精神价值取向的构筑及艺术表达方式的运用等方面，都有不同的个性和审美追求，都存在某种差异感，对比度，女作家的人生追求和新文学初期的“男性文学”相比，更多带着爱的印痕和柔情。这是因为，男性作家在文化上、心理上存在着某种优势，往往能够冷静、理性地对待笔下形象，从而形成一种冷峻深沉的风格，而女作家由于刚解放，思想上、心理上都有着某种感性兴奋，并且心理上相对脆弱，在面对现实矛盾时往往流露出自我情感，具有深厚的女性意识，形成一种凄切哀婉、纤细柔美的风格。 通过分析“五四”时期悲剧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之所以会有此悲剧命运:第一，因为女性自身缺少经济独立的能力，她们必须依靠男性，服从男性。第二，因为她们生活的是一个封建的、非人的性别歧视的社会、一个男权主义的社会。如今，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法律制度、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更，可悲的是女性的悲剧并没有消失，它不过换了形式而已。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经济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更加沦落，在有权有钱的男性话语中，女人只是被消费玩弄的对象。面对女性这种尴尬的境地，女性文学的任务应该去深刻探究和反映女性自身被消费和依附男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态，去追求女性应当具有的价值地位和精神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