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社会为学校提供了舞台,也力图控制它的表演。国家和社会的结构特征直接影响到大学的存在,使学校形成了官场型、剧场型和单位型三种类型的场域,相应地规定了学官、学人和干部三种不同类型的教师身份。大学因知识的传承而产生,大学更因政治的需要而延续。大学自古以来的双重职能,影响到中国大学教师自觉地以政治人与知识人为他们所应扮演的最主要的社会角色。 传授知识、研究学术是教师的本业,知识人当然是教师扮演的最主要的社会角色。中国自古便是一个“知识社会”,知识不仅帮助教师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获取了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同时也使他们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精英身份,并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先”话语权。 在古代中国,由于教育知识所具有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使大学教师们只是将知识的传授和研究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和手段,同时其介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被统治的统治者”身份,使其一直以社会精英自居,自觉地将“社会良心”的代表的重任担在肩头,因而政治人也成为大学教师扮演的主要社会角色;近代社会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教师群体从制度层面上割断了与政治的关联,专业知识的传播和学术研究成为“新”大学教师们的职业,然而,面对国家的危亡、社会时局的混乱,政治人的情结同样难以释怀。然而,政治人与知识人两者又存在着角色冲突,于是,有的行走于政治人与知识人之间,有的以政治为志业,托政治于学术,有的选择扮演纯粹的知识人,以此作为实现自己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有的努力消解其精英意识,投身于大众社会之中。 在中国社会之中,两种角色的自由扮演是艰难的。大学教师们完全脱离政治而成为知识人难以实现;同时做一个独立自由的政治人也很困难。虽然根据与权力关系的远近,大学教师所扮演的政治人角色可分为立法者、阐释者、批评者、反叛者等不同类型。但无论是与权力婚媾时的依附,还是游离于权力之外的独立,教师对于政治的过度介入,不仅影响到知识人角色的扮演,而且常常以悲剧结束。